21世纪以来中日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比较研究

王亚琳

摘要：21世纪以来，研究生教育改革成为中日两国教育改革的焦点，比较两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背景、培养机构、课程设置及教育趋势的不同，探究日本研究上教育改革对我国改革的启示，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日本；中国；研究生教育；改革；比较

21世纪以来，中日两国相继对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进行了改革。比较两国所进行的研究生教育改革，分析改革中的异同点，无疑对于全面、深刻认识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研究生教育的复杂性，笔者在比较中着重从两国研究生教育的改革背景，培养机构，课程设置，教育趋势四个方面进行比较，通过比较，提出了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启示。

一、日本的改革特点

1.改革背景

20世纪90年代前，日本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在其整个教育体系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据统计，1996年前后，每1000人中，研究生的在校人数美国有7.7人，而日本仅为1.4人【1】。加上当时日本经济的严重衰退，日本政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2】“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科技，科技的基础是教育，教育的核心是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高水平的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优秀人才的养成。”同时，由于高等教育的普及化，更多的大学毕业生都希望继续深造。基于这些原因，日本政府和相关的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研究生教育进行改革。1997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在《21世纪日本的大学——建议案》中提出，面向21世纪，日本高等教育的重心应由大学上移到研究生院[3]。其后，根据市场以及民众的要求，日本在强化学术性人才培养的基础上，加强了培养实用型或技术型以及创新型人才。为了更好的指导研究生的教育工作，文部省先后于2006年3月和2011年8月颁布了两份《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这些文件的公布标志着日本教育史上专门针对研究生教育的政策正式出台，也表明了日本对研究生质量的重视。

2.培养机构

日本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大致可分为4种类型：研究生院大学及独立研究科，联合型及协作型研究生院，职业型研究生院，业余研究生院及函授研究生院【4】。不同类型的培养机构在研究生培养方面有不同的特点。以京都大学为代表的研究生院着重扩大研究生规模，注重培养高级人才和开展尖端科学技术研究。联合型研究院为多所大学联合设置，重点培养农业等领域的专门人才；协作型是学校、政府、企业三者合作设置，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业余及函授研究生院的设置则为成人的继续教育提供了场所。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多样化，不仅孕育了很多高精尖的专门人才，也使得终身教育有了着陆点，更体现了日本研究生教育逐步走向成熟。

3.课程设置

日本在其两次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中都强调研究生课程的设置要注意综合化与学科领域的前沿性，既要注重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也要注意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在《第二次研究生教育发展纲要》中，文部省提出要确立以学位课程为核心的研究生教育模式，即研究生院必须为博士、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制定专门、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明确研究生必须掌握的知识、能力等；同时，要注意开设跨专业学科，建立多人导师制。为了更好的实施该措施，文部省从2011年开始向全国各研究生院征集有关课程体系的成功案例，并组织相关单位和组织学习以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4.教育趋势

为了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日本文部省非常注重研究生的国际交流。文部省提出，各研究生院除了要努力改进自身外，还要积极参与国际上有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活动，要将研究生院打造成世界上一流的教育和研究基地。同时，还推出各种措施，如配置相应的启动科研经费，以鼓励研究生出国交流深造。近年来，文部省制订了中日韩“亚洲校园计划”【5】，通过促进大学国际化联络网的形成保证自己在国际教育中的领先地位。

二、我国的改革特点

1.改革背景

1978年，我国开始恢复研究生招生；1982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暂行规定》，明确了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培养单位、招生计划拟定程序、报考博士生资格条件、招考工作程序与原则等[6]。其后，为了适应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教育部相继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建立健全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至20世纪末，研究生教育已具有相当规模，并培养了大量人才；此时为了迎接21世纪的挑战，我国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战略。21世纪初，国家教委加大力度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在保持原来偏重理论研究、以培养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为主的情况下，逐步扩大培养以专业导向、重视实践和应用的各专业高层次人才。2005年，我国已有343个单位可以授予博士学位，777个单位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在校研究生规模超过100万【7】；2012年，我国研究生总人数达172万人，位居世界前列。

2.培养机构

目前，我国研究生的培养机构形成了普通高校，科研机构、军队院校和党校在内的四大研究生培养系统。其中，普通院校一直是研究生培养的重点单位，2007年，我国一共有795所研究生培养机构，普通院校有479所，比例高达60.3%；科研机构比例为39.7%。从培养的人才特點看，普通院校培养的主要是以学术性为主的各专业的理论型人才，科研机构则侧重于科学技术的开发，军队院校更多的是培养军事领域的高精尖人才，而党校则主要侧重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更深层次的领悟。

3.课程设置

在我国研究生的课程系统中，几乎所有的专业都设置有英语和政治的公开课，而这两门课对研究生的英语水平和政治素养的提高并没有多大帮助；突出表现是研究生的英语听说能力和写作水平远远不能满足其专业学习。在专业课程设置上，大部分高校在研究生入学之初，就会为不同的专业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但具体到个人却没有太多的差别。在前沿性知识的设置方面，很多院系做的也不够，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的研究生都很难接触到一些高端的会议，而在院系设置的课程中，也很少有前沿性知识。

4.教育趋势

自从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不仅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教育。虽然，我国对教育国际化有不同的看法，但“服务贸易协定”中关于“教育服务贸易”的协议让我国不得不面对教育国际化。2001以来，大学生、研究生通过各种中介机构相继去外国留学，甚至出现一段留学热潮。但其后，出国留学热潮渐渐减退，出国交流人才在不同等级的高校之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近年来，赴国外留学学生结构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中一部分是由学校组织赴国外学习，但费用自理；少部分则是院系支付相关费用，但他们都没有在国外相关学校取得学位，而是由本校颁发证书。还有，部分研究生则是毕业后去国外深造，以求得更高学位。

三、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启示

综上，可以看出日本和我国研究生教育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由于国情、政策等的区别，两国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日本研究生教育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优于中国，因此，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历程尤其是其中有益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我们借鉴的。

1.拓展研究生培养机构

日本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多样化不仅适应了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员的学习需求，也满足了社会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因此，我国也应大力拓展研究生培养体系。不仅要着力发展普通高校中的研究生院，全面提升其规模和水平，完善各专业的设置，努力培养高级人才，还应努力发展其他各类机构，如军队院校要加强高精尖技术的开发，提高各种高科技武器的研发，以为保护祖国提供更精良的装备；并且要向社会开放，以吸纳社会中有志于从军且对研究新式武器感兴趣的人才。

2.课程设置注意综合化

要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首先就应对研究生的课程进行改革，应丰富研究生的课程，实现各学科、各专业课程的交叉。应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设置不同的必修、辅修和选修学时，其中提供不同专业的不同学科，以供所有学生选择。如教育学课程不仅应注重通过课程学习提高学生的教学素养和教学技能，还应该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设置历史、国学等学科，升华教育学学生的综合素质。

3.着力促进研究生培养的国际化

日本高校在促进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方面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如，日本有些高校买断美国学校为学生赴美提供学习基地，使其增长国外经历，然而返回本国继续学业，获得文凭。因此，我国在培养研究生方面，也应努力做到以下一些：第一，我国的研究生培养机构可与国外著名大学开展项目合作，进行人员交流，实施项目培训等。第二，组织学生进行短期海外学习，虽然目前还无法较大规模地开拓国外学习领域，但可以在某段时间组织一些专业的学生到国外学习并取得相应学分。第三，聘用国际人才参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管理，不管是直接管理还是提供相应的建议，都可以为我国研究生的管理提供一些独特的视角。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研究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因此，各研究生培养机构要改革工具理性的教育方案，设置跨学科、跨专业的课程，要引导研究生追求智慧、追求真理、追求理想、追求创造精神。

参考文献：

[1]饶从满.强化研究生院的人才培养功能——设计之交以来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走向[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2）：71-77.

[2]沈滢，张云辉.从日本研究生教育特点看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J].沈阳建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03-105.

[3]常运英.日本研究生教育改革探析及启示[J].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06（2）.

[4]唐宇香，余宏亮.日本高等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中國成人教育，2009（20）.

[5]刘尧.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张与质量提升凝视——从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谈起[J].上海教育评估研究，2014（3）：27-31.

[6]孙孝文.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趋势探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93-96.

[7]徐临阳，洪娟丽.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的回顾与展望[J].西安社会科学，2009（3）：155-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