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理论在传媒教育中的实践

艾涓+东方绪?

编者按：作为一个研究学者，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奉献精神是推动其学术进步和创新的前提条件。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教授满怀着对学术研究的热爱和执着，20多年来以自己敏锐的学术眼光和学术洞察力及超强的问题意识，不断深化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学科建设和学术理论不断创新发展。在当今传媒环境复杂的形势下，他坚定学术信念，不断攻克学术难题，引领着学术不断大踏步向前发展。在学术研究方面，他高瞻远瞩，以獨到的见解和前沿的思想，不断突破学术难题，营造了良好的学术研究氛围。在培养学生方面，不断教给学生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拓宽学生视野，增强学生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践行着一个研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担当，推动着我国传媒教育和学术研究不断向前。前不久，本栏目记者有幸采访了喻国明教授。

喻国明，男，1957年9月出生，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学会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高校委员会副会长、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咨询专家组成员、《中国传媒发展指数（蓝皮书）》主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蓝皮书）》主编等。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新闻传播理论、舆论调查原理与方法、传媒经济与社会发展、传播学研究方法。截至2016年，独著、合著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蓝皮书共26本，其中学术著作有《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2002）、《传媒影响力：传媒产业的本质与竞争策略》（2003）、《喻国明自选集》（2004）、《变革传媒》（2005）、《传媒竞争力》（2005）、《照片舆论学：原理、方法与应用》（2005）、《“拐点”中的传媒抉择》（2007）、《传媒的“语法革命”》（2007）、《中国大众媒介的传播效果与公信力研究》（2008）、《中国传媒软实力发展报告》（2009）、《传媒新视界》（2010）、《微博：一种新传播形态的考察——影响力模型和社会性应用》（2011）、《中国人的媒介接触：时间维度与空间界面——基于“时间-空间”多维研究范式的定量考察》（2012）、《植入式广告：操作路线图——理论、实务、规制与效果测定》（2012）等。另有400余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和调研报告。2013年7月聘请为中华传媒智库专家名家。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喻教授，您好，非常欢迎您来我刊访谈栏目做客！自2016年3月您在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以来，学院各个方面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请您谈谈都有哪些变化呢？其中对学院的改革及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

喻国明：您好！很高兴接受采访。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学院，也是有相当一段历史的，1993年的时候就开始创立编辑出版专业。当时在国内出版这个专业做的比较一流，成立学院是2014年11月。是由北师大跟光明日报共建，然后成立了这个新闻传播学院。学院虽然年轻，但是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活力很强，队伍相对比较年轻精干，现在整个的教师队伍加上教辅人员有二十四个人，教学科研现在是十五六个人，因此整体上说科研水平应该是相当高的，目前拥有国内引用率最高的作者，这在新闻传播领域意味着是最高的作者。国际发表方面，在SCI和CSSCI两个引文的发表当中，我们应该可以在国内排到前四位。所以这个队伍的基本素养和活力应该还是很强的。

我到学院主持工作之后，主要做了这些工作：

第一，对于学院整个发展基本路径做了大的设计和调整。因为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应该有几个重要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今天的主流媒介是互联网，所以谁对互联网有更权威、更深入、更加有成效的研究和解释，谁就能够占据新闻传播学科领域的制高点，谁就是这个领域的带头者，所以互联网研究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和基本方向。

第二，对互联网的研究或者说对传播现象的研究越来越倚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是形成多学科交叉实验室研究传播现象的一个基本特点。因此，我们现在学科研究方面之所以出现一些困境，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与传播发展的现状与传播现象研究所要求的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距离，因此拓展、扩张自己的研究范式就成为今天决定我们研究室研究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我在加盟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之后，我强调，要在方法论、研究范式方面做重点突破，所以我们着重于进行学科交叉的研究，这是用建立实验室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成立了新媒体传播实验室，主要是用大数据的手段来进行相应的新闻传播现象研究。大数据是互联网和数字化的产物，这对描述今天的社会状况是一种最宝贵的有效资源，但是对于大数据这种数据来源的把握以及对于大数据的数据模型的开发和构建应该说现在整个学术界是缺少这方面实践的。首先就是数据源不太好，在今天，有一部分数据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还有很多很大程度上是掌握在一些大企业手中，像百度、腾讯、淘宝、新浪、中国移动等。实际上你是没有能力把握这些数据的。而你有没有能力把这些数据编织到自己的实际应用当中，与其接轨的路径是非常重要的。

由于我自己在这个领域研究多年，与阿里、新浪这种大公司合作比较多，所以还是有一些条件引入一些顶级的数据资源。我之前就跟新浪微博团队、百度团队有很多有成效的合作，我加入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之后，我又开发了搜狗输入法团队。输入法本身是一个特别优质的数据资源。另外就是跟微信团队合作，对微信的数据进行相应的开发。

数据源本身能保证我们能够拿到最优质、最权威的数据，这是我们做科研组的基础，另外就是我们在复杂系统开发方面，注意引进中科院的院士来进行这种复杂系统数据的建模和价值挖掘。学科交叉方面另外一个举动就是对于认识神经科学并将之引入，建立了学校级认知神经科学传播实验室，这就是把传播学与认知神经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认知神经传播学研究工具及研究手段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发展起来的，经过二三十年的成长已经有了飞速发展，它可以对人脑对于外界信息刺激的最初五百微秒，也就是在0.5秒时间之内对这种认知反映情况进行非常准确地测量和定义，那么这对于我们了解传播退出一刹那的生理性的反应特别重要。我把它称作瞬间效果，这对于传播学上所说的短期效果和中长期效果的研究其实是他的方法论和理论研究的基础部分。

这部分的研究如果能出大批量成果的话，其实是对于传播学的理论框架进行实质性的重构和改写的一个最重要的研究。它是决定着整个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建构的基础性部分，所以要想在传播学构建此方面成就，那做这方面的研究就是非常重要的。北师大心理学和脑科院都是中国一流的研究院，所以跟他们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应该说资源是得天独厚的，这也保证了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在一个一流的水平上展开自己的研究事业。

第三個方面就是我觉得目前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的学科框架相对来说是构建在传统媒介的运作认知把握规律的基础之上，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方向我觉得发展无论是在整个的业务流程打造以及它的整个的运算逻辑方面，一定是建立在技术革命所构造起来的人工智能、新媒体等一些基础之上的东西，所以用过去的学科的发展关系，去推演未来的学科需求发展重点实际上是不可靠的。那么我就提出了一个构建我们学科的一个基本方向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我们要用对未来新闻传播学研究来反推今天我们的学科建设、学科重点发展有哪些基本的可以看得清楚的路径，然后去着力进行相应的尝试和改进。换句话说要基于对未来可能的媒体形态、媒体发展的这种预测反推我们今天应该做什么、在哪里做等这样的一些学科建设的关键问题。因此我们对于大数据的研究，对于VR、AR虚拟现实增强技术的研究，对无人机的这样工具性的一种研究，以及对于机器写作人工智能、对于传媒业和传媒形态的改变都进行了大量的知识研究。目前已经产出了一批关于VR对于新闻业影响的论文应该说质量目前还是不错的，那么另外我们也跟相关的实体公司，比如说VR上市公司暴风影音合作，双方共同在这方面做一些前沿性的实践探索，且我们也在2017年上半年主办了三期全国高校VR创作工作坊，培训学员来自全国几十所学校、一百多名高校教师，他们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探索的工作。

只要在学科建设方面，能以科研来带动我们的教学是目前研究方向中的一个突出特点，换句话说，在我看来没有好的科研能力、科研成果，整个教学实践水准也上不去，所以我们没有像其他院校一样成立很多的系部，我们是利用和认识传播学实验室用户、大数据实验室等实验室合作的方式来强化我们的方向性研究，并把这些方面心理研究的成果反应到我们的教学实践和课程的内容当中去。

我们一直在这种科研的基础之上对整个学科的教学培养、功能特点做了一些整合，所以在教学环节培养方面做了一些相应的调整和有针对性的功能性构建，要让每个培养环节、每个本科教学、研究生教育均在每一个特定的学年里面都要有特定的功能性的诉求，要有关键词比如本科教学第一年就是要认识和尊重我们的新闻传播业，通过给他们展示一些新闻传播业在社会历史发展当中起到重大作用的一些杰出人物，并且带他们亲身去参观和听讲，听一些杰出传媒人士的现身说法，让他们建立起对于新闻工作和传播工作本身的一种敬畏和热爱。然后第二年进入一种学习的进阶阶段，要让他们能够动手去采写。第三年是培养如何来提升等。那么每个年级都有功能性的要求，这样就建立起一种有针对性的学科培养方案，使每一个教学环节都有一种精气神，这可能也是我们在这种构建当中的一种必须，跟着相配合的就是我们要让学生有更多的主动精神和开拓精神。

因此我们对本科和研究生培养基本都是导师制，虽然本科导师制是一种相对的，不像研究生那种导师制，但是也让我的本科学生在一进校的时候就能联系到专业导师在专业方向、学习和实践方面的责任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不至于在黑暗当中自己摸索。我们也致力于建立一些案例库，可以让整个教学团队共享一些资源，这样就可以使每一个学生、老师都有更多的自由发挥、展开自己研究实际的支撑的一些科研资源。

记者：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确对各行各行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请您谈谈互联网对新闻传播教育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对互联网应用的程度及效果怎么样？

喻国明：应该说毫无疑问，现在互联网是整个社会传播当中最主流的、影响力最大的媒体，因此成为它自身影响力最大，而且是包括它的运动逻辑、构造等，都改造着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整个宏观格局和微观的业务流程。这是一个深刻的、革命性的改变。那么整个新闻教育所面临的这样一种转型，这种压力应该说是空前的。

去年在开始编纂中国大百科新闻学卷和传播学卷的时候，很多国内的学者都已经认识到传统的新闻传播学范畴理论、范式以及相应的一些核心概念在内涵的解释方面已经对现实的把握力、解释力、分析力都已经有很大的降解，甚至有些概念可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有一些新的、有影响力的概念也要继续补充进来。但问题在于整个互联网对于现实的这种传播和社会的改变、重构，还在迅猛的进行当中，所以有很多东西，目前处在看不清、看不准的一种程度上。对于做传播学研究的这些人来说真是一个革命性的改变，但是一些研究者对于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改变，本身还缺乏足够的认识，缺乏足够的学术担当，表现在一点就是今天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传播学的研究当中，各个学科所援引的这样一些成果70%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其实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传统的传播学研究，这些学者更大程度上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

这说明我们这些做传播学研究的学者，目前之所以跨学科和对于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缺少作为带头学科所具有的那种影响力，因为做一个带头学科你应该来为整个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来规定它在基本逻辑、基本版图这样一个主攻的重点方向，而这些是应该有带头学科的学者和学术成果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今天传播学学者们显然还没有担当起这样的责任，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的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传统，而这种传统研究方法、研究范式，不足以担当这样一种责任。

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的这种变革，基本的思维逻辑和思维方法方面就成了今天做新闻传播学研究合作新闻传播教学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因此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改变甚至羽化成蝶的这种涅盘，都是我们这些做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初步研究的学者和研究者的特别重要的一项任务，也是躲不开的一种历练。没有这种精神，没有这样的一种脱胎换骨的改变，我们就很难担当起这样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

记者：您一直探索将理论研究与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紧密结合，为我国传媒高校学科建议及教育模式等提供了先进的方法和前瞻性的思路。您认为现阶段我国传媒高校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亟需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您有何建议？

喻国明：我们去年也做了一个课题，可以从这个课题当中简略的来看我们对于这个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这方面的一些特征。我们做的是关于传媒经济学学科领域中外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传媒经济学跟国际上的传媒经济学研究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比如说在国外相对来说他们这种交叉学科研究成果相对来说是比较占主流的，而在中国相对来说显得比较单一化。在国外，合作的研究团队是比较的主流的，而中国研究很多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研究。如果是以群体为单位的研究，一般也是以师生这种合作的方式做的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方式本身跟我们今天要求交叉学科的这种对于传播问题研究的要求之间有相当大的距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研究议题方面，我们可能对于报业的研究是比较着重的，一直贯穿这个多少年的研究重点，而在国际上可能对于报业的研究话题相对来说是比较淡的。

当前我们对新闻传播的研究和教学最主要发展的方向第一就是要紧扣传媒转型的大环境。我们跟实践前沿和学术前沿是有距离的，按道理讲我们应该是走在学术前面的，但事实上很多时候做在实践后边。这可能是我们今天必须要致力于改变的问题，改变这个问题就是更多的在产学研上的一个合作，没有这样的合作我们的这种研究水平和研究质量以及它的这种对于传媒现实解释就上不去，这可能是需要改进的方向。

记者：您出版的《中国新闻业透视：中国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未来走向》截至今年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这些年来，特别是自“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的近几年，我国的新闻改革正在经历巨大的变动，您写此书当年和现在相比，我国新闻改革取得的成绩有哪些？还存在哪些困难或者阻力？

喻国明：《中国新闻业透视》这本书是我1989毕业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主要概括了八十年代中国关于新闻改革的现实动因和从机制体制上来重构新的新闻体制的一些逻辑上和实践当中的一些构想。应该说是整个八十年代新闻改革的一个成果总结。

我一直讲整个影响中国传媒业的任何发展变化机遇也好，还是危机困境也好，其实都可以从影响传媒业的三个基本维度得到解释。第一是制度面，第二是市场面，第三是技术面。我的这本书其实更大程度上是在制度面对于整个新闻传播业影响的一种理论和学术的探讨。在这方面的探讨应该说还是提出了一些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

这本书的一个价值也就是解决或者说试图解决这个体制机制面对新闻传媒业的这种发展的适应性、改变性的构象的一种基本逻辑和基本发展范式方面的东西，但是这本书也有它自己的局限性。在八十年代，整个中国传媒，还没有进行过市场化的洗礼，所以，我九十年代的研究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研究这个市场、产业对于整个中国传媒业发展变化的那种动力性的改变性的重构性，从宏观到终端一直到业务流程的这样一种影响和改变，这就构成了我在九十年代的研究的一些特征和成果的主要方面。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是一项从技术角度来改变整个中国传媒业的生态格局以及具体业务流程等，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进行的一种改造，近十余年的研究重点应该说我是转移到了这个技术的角度，对中国有影响的问题来进行相关的研究，无论是对新媒体的研究对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研究、大数据的研究以及VR和人工智能研究，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国家目前在这个整个传媒业的发展当中，其实是受到三种力量、三个基本维度的影响。第一是机制体制面。如何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历史变化和这个已经重构了的传媒业的现实使我们机制体制更具有适应性甚至超前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理论来说，我们现在在机制体制方面还有很多需要进行深刻改变的方面。这方面的任务还是相当的艰巨和重大的。第二是市场方面。市场对整个传媒业的发展起到了催化剂的传导作用，换句话说，他可以使我们对于外界的变化更具敏感性，对资源配置效率有一个很好的介入机制，在这方面我们的市场化程度现在正在进入到一个市场面的发展，现在也由于这个制度体制面的某些限制，在这方面发展也不是很顺畅，进入到一个瓶颈状态。如何来处置跟意识形态相关的资产，如何来进行相应的资产的重构和配置等，这里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需要联系市场的资本逻辑的一些思考的空间。这个任务现在也没有完成。从技术面的角度来说，对于互联网发展迅猛的现实我们显得有点张皇失措，甚至可以说有些手足无措。无论是实践界还是管理界，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这种技术革命所带来的社会改变和传播改变都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当中。

这些焦虑就导致了我们很多应对的举措、格局、眼光和顾及的效应都相对来说比较短程化，这也就造成很多政策措施、实践的举措短期化和表面化的特征。所以有很多这方面的媒介融合，比如说“中央厨房“等这样一些概念，解决了一些局部问题，但中央厨房是不是互联网发展的一种技术逻辑形式，其实应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现在互联网成为大数据已经成为媒介生产、传输媒介效果实现的一个基本标配。大数据本身比如说数据本身直接成为内容，比如说央视的“据说春运”，还有的数据可以成为用户市场洞察的一种重要手段，没有这种市场洞察就不知道用户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以什么需求、什么内容跟他去相匹配。

我们今天面临的是整个一种个性化市场和分化市场的形成，而在这个领域里面如果没有数据作为导引，换句话说没有数据建立起来的数据通道我们的很多内容就无法配置到相应的地方去，所以数据也可以建立起所谓的数据传输，这就是新聞传播的数据通道，它可以构建起内容和用户之间、产品用户之间的这种数据通道，这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互联网条例之下媒介转型的一些特点，它是一个从里到外、从宏观构造一直到具体业务流程的一个根本性的革命性改变。

记者：据了解，至2016年底您在新闻学与传播学领域的论文引文率居全国第一位，可见学术成就斐然，值得年轻的学术探索者学习和借鉴。您可否给他们讲一讲如何提升对学术理论的判断力和把握能力，以此促进论文的学术水平和理论层次？

喻国明：讲到我自己的这种学术研究，我一直都是以问题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向，应该说在这个研究领域里边如果我们简单地做一些分类的话，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学术逻辑导向的范式，还有一种是问题逻辑导向式。学术问题研究范式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整个建构起来这种问题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成果跟学术体系之间有比较紧密的、系统的、延整的关联，比较能够体现这种以有学术范式下的学术创新和学术发现。但是它的缺点是缺少这种革命性因素来改造既有的这种学科结构和学科逻辑。因为它缺少这种意志性的因素的交叉植入，没有这种交叉式的植入，它有时会有一种自说自话的逻辑倾向，而问题逻辑的好处就在于它“英雄不问出处”，它更大程度上是可以开放性地选用任何一种研究的思路、研究的逻辑和研究的范式来基于问题的解决。

问题逻辑所导引下的这种学术研究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解决问题的有效性，以及他的这种交叉学科的特征，问题逻辑虽然在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比较有效、比较开放，但是也有缺点，也就是说解决了这个问题，未必能够解决类似的其他问题，因为它可能受到某些暂时性的特征因素的影响，所以能够解决此问题并未必在理论上能够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那种理论特点，所以问题逻辑的解决必须要跟学术逻辑相关联。

实际上我自己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就在于我是以问题逻辑作为自己的学术导向，但是我也时时把问题逻辑跟学术逻辑关联在一起，即使自己在学术研究有一定程度上的开放性创新性，但同时又把它跟我们既有的学术逻辑之间进行对接及关联，这也就造成我自己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有一定的开放和交叉创新，但同时又照顾到跟整个学科之间的这种平衡协调和关联。

对于这些传媒领域里边的年轻的研究者而言，我有一基本的建议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要注重这个基本的学术训练，换句话说做学术研究都有一些基本的程序、要求、范式。比如说写一篇论文你是要有文献综述、要有问题假设的提出，要有整个的问题解决逻辑的描述等，它会有一整套的基本的学术范式，这也有人把它叫做“学术八股”，但这种八股在初学阶段时是必须要经过这种“老八股”的一种训练。通过这样一种训练你就能找到你研究问题的症结所在，以及跟其它研究问题成果之间的关联，不至于找到一位伪问题或者说自己自以为是一个创新问题，其实已经是别人解决了的问题，也可以借鉴别人进行研究方法、研究范式方面的一些成功的和不成功的经验、教训。因为很多研究它所以不成功或者说创新程度不高，可能就是他在研究方法、手段方面出了問题，比如说你在做一个工业产品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手工作坊式流程的话，它的质量、它的稳定性一定是不可预期的，如果是流水线作业，它的质量一定是肯定的，而且又具有比较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