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识与莽撞：??转机是怎样“转”成危机的？

吴敏文

1850年3月9日，道光帝“龙驭上宾”，皇四子奕詝继位，年号咸丰。此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败的清王朝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对文化进步和科技文明麻木不仁到被打败割地赔款求和，应该会对清朝统治者产生巨大的震撼吧？旁人以为是。恩格斯在《论英人对华的新侵略》一文中说：“那一次战争的经验，华人不会白白放过，……毫无疑义，在军事上，英人在华人中间定会遇到自己的高材生。”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也说出了一句让中国人一直无比亢奋的话：“中国是东方的睡狮，当他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什么样的震撼能让这头睡狮醒来呢？清朝当时的当政者道光帝，是守成为上的庸君。据林则徐记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

因此，客观地说，咸丰从道光手上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尽管咸丰的资质平庸甚至甚于乃父，为了大位这个“烫手山芋”使尽了浑身解数，但既然你接了，君主的荣耀和收拾这个“烂摊子”的责任，就一并交到你的手上了。

初接大位之时，咸丰是踌躇满志意图振作的。登基后第11天，咸丰便由内阁明发上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务，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俾庶务不致失理，而民隐得以上闻。”咸丰的求贤求计之举，当然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开明，但同时也反映出他面对大局和担当天下之重的不知所措。求贤求计令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以见识高明脱颖而出，还有老臣建议起用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道光罢贬的林则徐。

此时的咸丰一心振作积极进取。他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发，不少是亲笔朱谕、朱批。与此同时，19岁的咸丰罢免了道光极为宠信、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保官宗旨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然而，一个王朝从建立那天就开始积累的破坏性能量，已经达到全面爆发的当口，内忧加外患，其复杂与残酷，不仅超过了咸丰堪能应对的才识，而且超过了他所能承受的心理底线。

先说内忧。

道光驾崩和咸丰继位的次日，咸丰接到的第一件公函，就是广西巡抚郑祖琛关于李沅发起义军进入广西的奏报。这次小小的造反被很快平息，“匪首”李沅发被擒，6月3日，被槛送京师，9月被凌迟处死。令咸丰始料未及的是，李沅发的起义不过是餐前开胃的小菜，以洪秀全、杨秀清为领袖的太平天国起义，持续14年，席卷18省，这才是他将要消化的“满汉全席”。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杨秀清等在广西金田村宣布起义，组成一支两万之众的太平军。3月23日，太平军进至武宣县东乡，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正号太平天国。也就是说，连一座县城都未攻下时，洪秀全已经称帝，其速度可是要令历朝历代的造反者自愧不如。而因官吏因循，军政腐败，太平军如洪水般势力壮大，1852年入湖南，1853年1月12日攻占武昌，百万“天兵”顺江而下，轻取九江、安庆、铜陵、芜湖。1853年3月29日，洪秀全在万军簇拥下进入南京，南京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改名天京，与清王朝形成南北对峙之势。

应该说，在内忧方面，咸丰的运气是相当不错的。一是洪杨格局不大，在拿下南京之后就开始享起了“天堂之福”，没有在其全盛时期全力北伐直捣北京，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领的北伐军孤军深入，后援无继，加之南方人不习北方天冷及食性，陷入清军重围之中，终至全军覆没。二是洪杨内斗、洪石（达开）分裂，导致太平天国内伤深重，几乎自断手足。三是得到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的全力拱卫，直至将洪杨彻底削平。而在此过程中，咸丰对忠贞不二的曾国藩百般猜忌，使其行事处处掣肘，以致局势一度危如累卵，但总的来说没有导致灭顶之灾；而对从头到尾哄骗自己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咸丰却是深信不疑。由此可见咸丰在识人方面极其昏聩。

再说外患。

如果说咸丰君臣在对付内部乱局方面，与对手才识基本对称甚至还略为占优的话，那么，面对外患，咸丰君臣则表现出了整體的无识；尤其是咸丰，不仅无识，而且莽撞。

说咸丰无识，不是说他没有知识。咸丰自幼受学于山东大儒杜受田，久读孔孟之书，熟于性理名教；说咸丰无识，是指他对大清以外的世界一片茫然，是梁启超“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中的“识”，即思想和见识。咸丰在这方面的无识，至少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自己是一国的当然代表竟然不知。1842年签署的中英《南京条约》规定，12年后要对条约进行修订；1854年，英方提出修约要求18条。此时，太平天国势头正盛，咸丰深知不能扩大事态，但他给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指示，与当年道光给禁烟钦差的“上不可失国体，下不可开边衅”一样矛盾：不能引起战事，但又不能对英方让步。英方的态度非常明确：不让步，就开战。因此，叶对付咸丰的唯一办法就是哄骗。直到英法兵占广州，叶名琛被囚送往印度加尔各答，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与广东其他高级官员联衔上奏，咸丰才如梦初醒，“览奏实深诧异！”而他对广州方面的谕旨，却是“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将英军逐出广州。连清朝的正规军队都不敌英夷，没有训练、装备低劣的团练怎能获胜？更为荒唐的是，咸丰以为，中英两国的战争，可以转化为民、夷之间的战争，清政府呢？正好可以充当中立者调停双方冲突。咸丰的无识，才真是让人“实深

诧异”！

二是分不清国家利益的轻重。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5月30日，英法俄美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就进军北京。咸丰令桂良、花沙纳前往天津。通过艰难谈判，与四国分别签署和约，主要内容包括：一、公使驻京，觐见皇帝时用西方礼仪。二、增开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凭“执照”可往中国内地游历、传教等。四、修改海关税则，减少商船船钞。五、赔偿英国四百万两白银，法国二百万两白银。六、对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清政府保护传教等项，较各国旧约更明细、详定。以上不平等条约损害中国利益最剧者，是四、五、六项；较轻者，是二、三项；至于第一项，乃是国际惯例。可在咸丰看来，轻重恰好相反。为何咸丰的观念与国际惯例如此格格不入呢？乃是公使觐见不对他行三跪九叩之礼，这一点让他作为“天朝上国”之君，在面子上挂不住！

三是为了面子不惜牺牲国家重大利益。1858年7月15日，咸丰帝授桂良、花沙纳为钦差大臣，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与英国等国就订关税则例展开谈判。桂良行前向咸丰帝请训。咸丰当面布置了上海谈判的机宜：到达上海后，首先向英、法使节宣布大皇帝的“新恩”，全免一切海关关税，鸦片开禁合法输入，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等《天津条约》载明的条款。咸丰的如意算盘是：夷人嗜利，唯有以利诱之。浩荡皇恩使之获利无穷，夷人岂能不感恩戴德。在此气氛下再谈判取消公使驻京，自然是易如反掌。咸丰显然对他的这一计谋非常得意，宣称“此为一劳永逸之计”。

如此直接牺牲国家重大权益的荒唐主意，连咸丰属下大臣也难以接受。两江总督何桂清听到这一消息，冒着抗旨的风险，立即上奏：轻改条约，必起波澜，关税决不可免。桂良等人到上海后，经与何桂清商议，同样出奏抗旨，宣称免税只不过是让商人得利，若以此来罢《天津条约》，势不可行。尤其是先宣布免税，再谈修改条约，很可能税是免了，而条约则改不成。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依旧固执己见，命桂良、何桂清仍按在北京面授的机宜办理。桂良等人亦一再上奏陈述理由。至10月18日，咸丰帝终于同意不谈免税之事。后经艰苦谈判，英国高级专使额尔金觉得英国侵华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让公使常驻充满敌意的北京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会有危险，于是同意公使另驻他地，有事时可进京暂驻。

咸丰的莽撞，表现在明知清军无力抗拒英法军队的情况下，仍贸然开战，导致后果难以收拾。

依据1858年中英在天津签署的条约的规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编者注：根据外交体例，条约必须经过签约国双方政府批准后，再互相交换才能生效）。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咸丰几乎没有犹豫，命在镇压太平军中战功赫赫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为钦差大臣，筹划津沽防务。1859年4月，咸丰帝允许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怡亲王载垣带密谕给在大沽的僧格林沁：“如果夷人不按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1859年6月25日，英法联军与僧格林沁的军队发生交战，在英法军队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清军获得小胜，击沉英法军舰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至此，咸丰认为自己胜了，不仅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已经签署的条约也成了废纸。

咸丰太天真了！在实力对比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这样的投机取胜是胜吗？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以舰船200艘、陆军1.7万人，避开清军严密防守的大沽，在清军未设防的北塘登陆。8月23日，英法联军进驻天津。咸丰帝只得派桂良为钦差大臣，至天津与英法谈判，英法开出比上一年更大的价码，交涉失败。英法联军向北京推进，谈判地点也从天津移至京郊的通州。9月18日，英国使团中文秘书巴夏礼提出换约时必须亲见皇帝面递国书，这可刺中了咸丰的痛处。中方谈判代表怡亲王载垣马上通知驻守通州张家湾的僧格林沁，抓获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等39人。在其后的囚禁过程中，虐杀其中的20多人。这种直接触犯国际法的野蛮行为，引发英法联军直捣北京，劫掠并火烧号称“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咸丰仓皇逃往热河，让六弟恭亲王奕?办理与英法联军的屈辱和局。

咸丰如此莽撞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据《郭嵩焘日记》，咸丰于1859年1月5日召见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君臣之间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奏对：

上曰：“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

曰：“皇上，天也。皇上之心，即天心所见端。皇上诚能遇事认真，挽回天意，天心亦即随皇上以为转移。”

上曰：“如何便能转移？”

曰：“不过认真两字。认真得一分，便有一分效验。湖南北所以较优，亦由抚臣骆秉章、胡林翼事事认真，吏治军务两事，都有几分结实可靠。一省督抚办事能认真，便也能转移一省大局。”

要理解这段君臣对话，需要了解当时的时局。从内忧方面来看，太平军虽遭洪杨内讧和洪石分裂，此时，又出现两位年轻的杰出军事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他们在太平军陷入危机时展现了非凡的才华。1858年8月，陈玉成部攻克当时安徽的临时首府庐州（今合肥）；9月，陈玉成、李秀成合军摧毁清军江北大营；11月，陈玉成、李秀成再次联手在安徽三河全歼湘军悍将李续宾所部，太平军几成再次振兴之势。从外患方面看，英法联军步步紧逼，几乎使咸丰没有喘

息之机。

由此可见，首先，这段对白反映出大局糜烂已成咸丰心中沉重的包袱。天下大局本是你皇帝所应该决断的，咸丰拿此就询于朝臣，显然已是火烧眉毛非常焦虑。其次，咸丰召对郭嵩焘的态度极其认真。“汝看天下大局，尚有转机否？”“如何便能转移？”可以说是“打破砂锅问（纹）到底”，这一方面说明咸丰对郭嵩焘的器重，另一方面也说明咸丰自己束手无策。第三，郭嵩焘面对皇帝垂询，赤诚相对，言无不尽，直言“皇上诚能遇事认真”“天心亦即随皇上以为转移”，这等于是说，大局的转机首在皇帝能否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第四，大局似尚有挽回的机会。也就是说，只要从你皇帝开始，事事认真，清王朝就还有救！皇上召对，不排除郭嵩焘有说“宽心话”的成分，但整个论述仍不失步步为营，有理有据。

而咸丰自身，却已不仅黔驴技穷，而且难以振作。他最后的莽撞，乃是置江山社稷于不顾的孤注一掷的逞强。这位19岁继位即遇危局的皇帝，在太平军肆虐之时，于1852年5月17日和1853年2月15日两下《罪己诏》，大局却一直无法好转，咸丰已经心力交瘁，倦怠难持，于是“以醇酒妇人自戕”来寻找心灵的慰藉。咸丰避逃热河之后即一病不起。1861年8月22日，咸丰病死热河，遗诏立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同年11月，恭亲王奕?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政变，将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分别革职或处死，改元同治，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奕?以“议政王”名义主持朝政，从此开启了一个由连传统蒙学教育都没有受过的慈禧太后专权误国达47年的历史时代。郭嵩焘所力言的“转机”，咸丰所关注的“大局轉移”，最终“转”成了清朝万劫不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