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道义担当思想及实践

刘菊芳

★政治经济★

欧阳修的道义担当思想及实践

刘菊芳

欧阳修是封建太平时代文人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典范，其“道德文章”突出表现在道义担当与文化创新。勇于道义担当的欧阳修，身居朝堂，则犯颜直谏，为民请命，以辅佐仁政；身处逆境，则以道修身，与民同乐，追求自我道德完善，无论仕途顺逆，都能自得道义之乐。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欧阳修的道义思想及勇于道义担当的精神值得我们借鉴并弘扬。

欧阳修；道义；担当

欧阳修是北宋中期的文坛宗师，其“道德文章”深刻地影响了宋代政治、思想、伦理诸多领域，影响了宋代文学、史学、经学的创新发展。欧阳修又是中国古代学者型政治家的杰出代表，其为人为政、为学为文，建树起封建太平时代文人士大夫立身行事的典范。他生活的时代，朝廷偃武修文、屈己外交而患上软骨病，称不上太平盛世，但他一生在太平岁月里度过，当时成熟的文官政治，繁荣的经济，尤其是兴盛的文化，赢得时人及后贤的一致赞许，“庆历”至“嘉祐”之间，自古就有“文明”“治世”的称誉。朱熹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陆游也以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2]周必大、杨万里、朱熹、李心传等宋人文集，《宋史·陈师锡传》《宋史全文》卷二六、《续通志》卷三六○等，都曾称道“庆历、嘉祐之治”，杨时《上渊圣皇帝》甚至将“贞观、嘉祐之治”[3]相提并论，宋刘克庄、明杨士奇等也称颂过“至和、嘉祐之治”[4]。生活在太平时代的欧阳修，其“道德文章”中的“道德”，首先表现在道义担当。欧阳修的道义担当，扭转了晚唐五代的卑陋世风，培育了宋代文人的忠义正气，从而建树起赵宋一朝的时代新风，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后半期文人士大夫的思想风貌。

一、欧阳修一生坚持以道义担当思想立身行事、从政为文，成为封建士大夫的道德文章典范

何谓儒家道义？道，本指道路，也指事理与规律，引申为思想道德体系。义，本指义理，也指道德规范。义，又通“宜”，指理应如此。刘熙《释名》卷四《释言语》：“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道义，即道德与义理，儒家道义，指以“仁义”为核心的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士大夫往往自觉地担当道义，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都能坚持涵养德性，砥砺节操，践行“士志于道”[5]、“穷不失义，达不离道”[6]等古训；且能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在官则“与民同乐”[6](《孟子·梁惠王下》)，为民则闲居自适。他们坚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6](《孟子·尽心上》)，身居朝堂，则“以道事君”[5](《论语·先进》)，敢于犯颜直谏，为民请命，以辅佐仁政；身处逆境，则以道修身，与民同乐，追求自我道德完善，无论生际穷通、仕途顺逆，都能自得道义之乐。

欧阳修一生坚守儒家道义，以道义为乐，与人交游，更是以道义相期，以道义互勉。其《朋党论》论及君子特征，称君子“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7](《欧阳修全集》) 书简《与马著作》其五称“吾侪以道为乐”，《与颜直讲长道》其四也说“以道为乐，必无倦也。”在西京洛阳为官三年，他与尹洙、梅尧臣等“七交”“六友”结为道义之交，相互切磋诗文，游赏山水，共享道义之乐。天圣、明道间写作的《尹源字子渐序》，谈到双方关系及作文缘由时，写道：“奈尝辱君之道义切劘为最深，是以不能无言。” 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四也说：“天圣末，欧阳文忠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尝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8]康定元年(1040)《与陈员外书》，怪罪朋友来信少，“不以道义交游期我”。治平四年(1067)《亳州谢上表》，自称“平居握手，惟期道义之交。”熙宁元年(1068)撰《祭刘给事文》，感慨平生与刘敞“相知于道义，而久接于游从。”欧阳修的一生，渴望朋友之间道义相交，晚年退居颍州，一度感叹失去道义亲朋之寂寞。书简《与颜直讲长道》其八甚或哀叹道：“亲朋之会，邈不可期，恐遂不闻道义，默默浸为庸人尔。”

正是基于道义担当，欧阳修一生刚正果敢，直道行事。他自称“余狷而刚”[7](《祭梅圣俞文》)，“壮年犹勇为，剌口论时政”[7](《述怀》)，“横身当众怒，见者旁可栗”[7](《班班林间鸠寄内》)，又称引前宰相王曾的名言“恩欲归己，怨使谁当？”表白自己刚正行事，不怕得罪人的坦荡心迹。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他就会奋不顾身，挺身而出。李清臣《欧阳文忠公谥诰》褒扬其正直公道：“太师天性正直，心诚洞达明白，无所欺隐，不肯曲意顺俗，以自求便安，好论列是非，分别贤不肖，不避人之怨诽狙嫉，忘身履危，以为朝廷立事。”吴充《欧阳公行状》称颂其刚烈忠勇：“公为人刚正，质直闳廓，未尝屑屑于事。见义勇为，患害在前，直往不顾。因是数至困逐，及复振起，终不改其操，真豪杰之士哉！”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赞许其坦荡磊落：“公性刚直，平生与人尽言无所隐。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请，辄面谕可否。虽台谏论事，亦必以是非诘之，以此得怨，而公不恤也。”[7](《欧集》附录卷3)

景祐三年(1036)，欧阳修在朝任馆阁校勘，参编《崇文总目》，时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范仲淹讥切时弊，指责权相吕夷简败坏朝廷法规，被贬知饶州，朝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当时，只有谏官才能秉公执言，匡扶正义，而司谏高若讷曲从宰相旨意，不但不替范仲淹辩白，反而私下诋毁范氏为人。激于义愤的欧阳修，奋笔写下著名的《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并宣称“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高若讷果真持书向朝廷控告，结果，欧阳修被贬为峡州夷陵县令。

为朝政改革付出如此沉重代价，欧阳修以为道之所在，义不容辞，内心甘之如饴。在贬官夷陵途中，一路上所见所闻，都是人们对自己的怜悯同情与交口称誉，他心中却不以为然，认为见义勇为，在古代本是家常便事，而今人心不古，所以少见多怪。其《与尹师鲁书》写道：“路中来，颇有人以罪出不测见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问所言当否而已。又有深相赏叹者，此亦是不惯见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见如往时事久矣！往时砧斧鼎镬，皆是烹斩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义，则趋而就之，与几席枕藉之无异。有义君子在傍，见有就死，知其当然，亦不甚叹赏也。史册所以书之者，盖特欲警后世愚懦者，使知事有当然而不得避尔，非以为奇事而诧人也。”他不仅本人风节自励，而且劝勉与自己一道蒙冤受屈的朋友尹洙，要坚守道义，不自怨自艾，“慎勿作戚戚之文”。

正因为欧阳修勇担道义，刚直敢言，庆历三年(1043)仁宗决定实施“新政”，在选择谏官时，第一个挑上的就是他。对此，他心怀感激，自云“幸逢主圣而敢危言”，“不顾身微而当众怒”[7](《滁州谢上表》)。在庆历新政中，他履行谏官职责，踔厉风发，驱驰效命，上至帝王，下至百官，不避嫌怨，不惜以身当事，获罪于人。守旧派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在仁宗面前百般挑唆，肆意诽谤。庆历四年(1044)四月，欧阳修终被挤出朝廷，派往河东路“计度废麟州及盗铸铁钱并矾课亏额利害”，在河东三个月，他按照“新政”要求，脚踏实地地兴利革弊。然而，就在这段时间里，守旧派反攻倒算，新政出现了危机。同年六月，范仲淹面对守旧派的百端攻击和仁宗的种种疑忌，决定自行引退，请求离京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随后，富弼也离京“宣抚”河北。欧阳修七月回京，八月出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翌年初，范仲淹、杜衍、韩琦、富弼等先后被宣布“罢政”，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随即取消，新政归于失败。

当范、杜等人被“指为朋党”“诬以专权”，并相继罢黜之时，远在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上的欧阳修，既忧心忡忡，又义愤填膺，急切上书为之辩白。其《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指出：“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继罢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贤，而不闻其可罢之罪。”又用具体事实驳斥守旧派诬陷的“朋党”、“专权”论，直言不讳地指出：“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今此数人一旦罢去，而使群邪相贺于内，四夷相贺于外。此臣所为陛下惜之。”这封犯颜直谏的奏状，抨击的对象，不仅是因循守旧、构陷忠良的奸佞，也包括惑于流言、出尔反尔的仁宗。义正辞严的辩说，对新政已是无力回天，还招致守旧派的更大忌恨，守旧派旋即滥加诬词，罗织所谓“张甥案”，欧阳修被贬官滁州，再次为朝政改革付出沉重代价。

英宗即位后，围绕生父濮王赵允让的称呼问题，朝廷爆发“濮议之争”，朝臣由此分成“中书派”与“台谏派”两大对立阵营。“台谏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谏官司马光，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范纯仁，监察御史吕大防、赵鼎、赵瞻、傅尧俞等，主张英宗应称生父濮王为“皇伯”；而以宰相韩琦、曾公亮，参知政事欧阳修、赵槩等为代表的“中书派”，依据《仪礼·丧服记》《开元开宝礼》以及本朝《五服年月敕》等礼制，主张英宗应称生父濮王为“皇考”。双方引经据典，借题发挥，相互攻讦。台谏派指斥欧阳修“首开邪议”，而真正“首开”并主持“濮议”的韩琦，却被搁置一旁。欧阳修本于儒学经典，自信真理在握，其《乞出第一札子》指出：“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荒唐不学，妄执违经非礼无稽之说，耻于不用，不胜其忿，遂厚诬朝廷，借以为名，因乃肆言讪上，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这场争议由于“中书派”争取到太后改变态度，“台谏派”最终失败。但是，时论一般站在“台谏派”一边，“中书派”陷于孤立。“濮议之争”刚一收场，欧阳修就被卷入“长媳案”风波。御史蒋之奇、中丞彭思永诬蔑欧阳修“帷薄不修”，与长媳吴氏关系暧昧。案情最后经由朝廷查明，纯属“诬罔”。冤案的真正起因，实出于欧阳修秉公执法，不徇私情，获罪姻亲薛宗孺，加上仇家刘瑾推波助澜，以及门生蒋之奇恩将仇报，急于自我洗刷，因而酿成此天下奇冤。宋神宗虽然为此两次降手诏抚慰欧阳修，彭思永，蒋之奇等人也因此遭受贬黜，可是，身为宰辅，又是一代儒宗的欧阳修，蒙此奇耻大辱，再也无心在朝执政。他决意求退，一再恳求外任，以保全晚节。治平四年(1067)三月，终于自罢参政，出知亳州(今属安徽)。

欧阳修的可贵之处，在于以道义自任，行事刚正，虽然屡遭诬陷贬谪，却终生不改其操。他自述“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7](《寄答王仲仪太尉素》)。又曾当面对神宗倾吐自己的衷曲：“臣拙直多忤于物，而在位已久，积怨已多。若使臣顿然变节，勉学牢笼小人以弭怨谤，非唯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7](《又乞外郡第一札子》)在其心目中，“以言被黜，便是忠臣”[7](《濮议一》)，因此，当他以言事而外放时，自信道义在握，并不以贬谪为怀。他批评一切身居逆境，不耐贫寒，诉说牢骚哀怨的人，就连自己最崇敬的韩愈也不放过，称其“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7](《与尹师鲁第一书》)。又在《读李翱文》中，感叹韩愈未仕时所作《感二鸟赋》，“不过羡二鸟之光荣，叹一饱之无时尔”，与李翱《幽怀赋》所表现的不叹老嗟卑，不发个人牢骚，人品格调迥然有异。他甚至批评并嘲笑屈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则多躁愤佯狂，失其常节，接舆、屈原之辈是也。”[7](《与谢景山书》)又说：“可笑灵均楚泽畔，《离骚》憔悴愁独醒。”[7](《啼鸟》)尽管这是对屈原人格的误解，偏见也源自班固等前贤遗论，却也从中可以反观欧阳修的刚烈个性。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在至和、嘉祐之后，名高身贵，仕途通达，依然直言谠论，一仍其旧。当他解除母丧返回朝廷，请求外任地方官时，仁宗感慨地说：“此中见人多矣，为小官时则有肯尽言，名位已高则多顾藉。如卿且未要去。”晚年欧阳修身居要津，议政论事，刚正直道，依然是庆历年间的精神风貌。他的《独对语》记载英宗对自己的一次规劝：“上曰：‘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时，或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后宜少戒此。’”这是其晚年刚正为政的明证。欧阳修一生就如王安石《祭欧阳文忠公文》所说：“果敢之气，刚正之节，至晚而不衰。”[7](《欧集》附录卷3) 而支撑其刚正直道的精神力量，正是儒家道义。明人杨士奇曾引用赵天麟语录：“志道义者，据道义而直行。”[9]元人赵孟頫也说过：“重道义者，功名不足以易其虑。”[10]诚如他们所说的，只有以道义自任，才能刚正直行而心无旁鹜。

二、欧阳修道义担当思想与实践深刻影响封建社会后半期太平时代的世风士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儒家道义还包含顺时应事的权宜变通。《孟子·公孙丑上》云：“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朱熹集注：“义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11]蔡清《四书蒙引》进一步解说：“道、义，别而言之，则道是物我公共自然之理，即所谓天理之自然；义则吾心之能裁制者，所用以处此理也，即所谓人心之裁制。”[12]这里所揭示的，正是儒家“道义”顺应权变的道理。大凡封建官场都是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士大夫个人仕途谲怪难测，儒家“道义”为官场斗争的失败者、逃避者留有“安身立命”之地。孔子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5](《论语·述而》)，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6](《孟子·尽心上》)，所谓的“用”与“舍”，“达”与“穷”，指个人仕途的通达或困窘。士大夫的“用”“舍”“达”“穷”，不由个人主观努力决定，而受客观“时命”制约，所谓“时命”，实为机遇，本属可遇而不可求，倘若仕途机遇也可孜孜追求，世情将会鄙俗不堪。值得指出的是，封建社会的道义担当者，往往仕途坎坷，难进而易退。明人周琦就曾对此感慨：“古今之士，循道义者多难进，而徇势利者多易得，故其守道义不徇势利而登大枢要者，几人哉？”[13]欧阳修的一生，青春得第，备位二府，还算是生逢其时，却也曾一再遭遇挫折，也曾慨叹正人君子“难进易退”。他的《乞补馆职札子》说“惟儒学之臣难进而多弃滞”，《再乞召陈烈札子》主张“在下者逡巡而避让，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励难进之节”，《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又建议朝廷“惟宜择沉默端正、守节难进之臣置之谏署”，《亳州乞致仕第一表》更是直抒人生感悟：“难进易退者，礼经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胡柯《欧阳修年谱》附录至和元年《制词》，以仁宗口吻嘉奖欧阳修“难进易退，有贤者之节。”[7](《欧集》附录卷1)

道义担当常与道义之乐联系在一起。在士大夫眼中，以道义自任者常乐，即便是“先忧后乐”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其中也有道义坚守者的自得之乐，而在“用”“舍”“穷”“达”的个人仕途中，更是随处可见知足者常乐。欧阳修人生之途，处处留有快乐的痕迹。仅就其诗文而言，洋溢着各种人生乐趣。其中有为政之乐，如《送襄陵令李君》“民淳政简居多乐，无苦思归欲挂冠”，《闻颍州通判国博与知郡学士唱和颇多因以奉寄知郡陆经通判杨褒》“政成事简何为乐？终日吟哦杂管弦”，《群玉殿赐宴》“至治臻无事，丰年乐有成”；有读书之乐，如《读书》：“至哉天下乐，终日在几案”，书简《与冯章靖公当世八》其四：“优游文史，自足为乐”；有作文之乐，如《读梅氏诗有感示徐生》“乃知文字乐，愈久益无厌”，《戏答圣俞持烛之句》“惟有吟哦殊不倦，始知文字乐无穷”，《跋李翰林昌武书》有云：“朝廷儒学侍从之臣，未尝不以篇章翰墨为乐也”；有书法之乐，如《学书为乐》引有苏舜钦名言：“明窗净几，笔砚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学书静中至乐说》则称“学书不能不劳，独不害情性耳，要得静中之乐者惟此耳”；有朋友之乐，如《答子华舍人退朝小饮官舍》“与世渐疏嗟已老，得朋为乐偶偷闲”，《忆鹤呈公仪》“一笑相欢乐得朋，诵君双鹤句尤清”，书简《与向观察》其二则惋惜地缅怀朋辈共事之乐：“仍思旧同局言笑之乐，不可复得也”；也有山水林泉之乐，如《送陈经秀才序》“欣然得山水之乐，而未尝有筋骸之劳”，此乐常离不开道义之友，《答李大临学士书》写道：“山林泉石可以乐，必与贤者共，然后登临之际有以乐也”，此乐也更多的得自贬官退隐者的心理慰藉，《有美堂记》云：“今夫所谓罗浮、天台、衡岳、庐阜，洞庭之广，三峡之险，号为东南奇伟秀绝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潜之士、穷愁放逐之臣之所乐也。”

在欧阳修诗文中，多有生活逆境中的“颜子之乐”。所谓“颜子之乐”，典出《论语·雍也》中的孔子语录：“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5]在道义担当者眼中，快乐不一定都是物质享受，也可以是精神情操的追求。欧阳修《删正黄庭经序》说：”颜子萧然卧于陋巷，箪食瓢饮，外不诱于物，内不动于心，可谓至乐矣。”《颜跖》诗云：“颜子圣人徒，生知自诚明。惟其生之乐，岂减跖所荣。”《与乐秀才第一书》进而揭示“颜子之乐”与“道义”的关系，写道：“子游、子夏、子张与颜回同一师，其为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于道耳。”《集古录跋尾·后汉郎中王君碑》也说：“君子之道无弊，而其垂世者与天地而无穷。颜回高卧于陋巷，而名与舜、禹同荣，是岂有托于物而后传邪？岂有为于事而后著邪？故曰久而无弊者道，隐而终显者诚，此君子之所贵也。”欧阳修的“颜子之乐”，在其门人、理学家周敦颐手上发展成为“孔颜乐处”。《二程遗书》卷二上载有程颢语录：“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颜子、仲尼乐处。”[14]周敦颐的“孔颜乐处”命题，当从欧氏“颜子之乐”升华而来，其基本内涵是儒学关于人格理想与道德境界的追求，是封建士大夫安贫乐道、豁达自信的处世态度与人生境界。这是一种“道义之乐”，是由道德自律而激发的一种愉悦之感，也是一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反身而诚，乐莫大焉”[6](《孟子·尽心上》)的心理满足之乐，它不受人生境遇顺逆、个人仕途穷通的影响，欧阳修三次贬官期间的自得其乐，实质就是“颜子之乐”，就是一种“道义之乐”。

贬官夷陵是欧阳修仕宦的第一次挫折，在其人生轨迹中留有深刻烙印。夷陵地僻俗陋，欧阳修在这里谨于政事，潜心研究经史，撰写《新五代史》，《易或问》等，颇为自得其乐。他自称“居闲僻处，日知进道而已”[7](《与尹师鲁第一书》)。他受到旧交峡州知州朱庆基的善待，又有一位旧交峡州军事判官丁宝臣，还有新结交的峡州推官朱处仁，公事之余，他们四出游玩，探三游洞、下牢溪、龙溪、黄溪，访蛤蟆背，谒黄牛峡祠，游甘泉寺等，可谓无忧无虑，自得自乐。欧阳修夷陵诗文中，除了偶尔的家国亲朋之思外，更多的是山水游玩之乐。《夷陵县至喜堂记》代表其初至夷陵的心态，有云：“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龙兴寺小饮呈表臣元珍》：“平日相从乐会文，博枭壶马占朋分”，吟咏朋辈诗酒游玩之乐。《黄溪夜泊》：“行见江山且吟咏，不因迁谪岂能来？”更是庆幸贬官后的夷陵生活。《离峡州后回寄元珍表臣》作于离夷陵之后，其中咏道：“经年迁谪厌荆蛮，惟有江山兴未阑。……荻笋时鱼方有味，恨无佳客共杯盘”，抒写的情感喜忧羼杂，溢于言表的仍是喜爱夷陵山水、眷恋夷陵旧友的一片深情。后来庆历五年(1045)《班班林间鸠寄内》诗，还在回味夷陵家人团聚的欢乐：“却思夷陵囚，其乐何可述！”直到嘉祐、治平间的书简《与薛少卿公期》其九，仍在念叨夷陵为政之乐，并以此教育后辈，说：“某向在夷陵、乾德，每以民事便为销日之乐。苟能如此，殊无谪官之意也。”欧阳修夷陵诗文中透露出的道义之乐，与柳宗元贬官期间《永州八记》所抒发的幽愤悒郁之情迥然不同。

第二次贬官滁州，依然是地僻俗淳，山高水美，又加天公作美，岁丰人乐，欧阳修在这里实施宽政，悠游山水，肆意诗文创作。庆历六年(1046)冬，他致书梅尧臣，自矜滁州为官之乐，堪比当年初官伊洛。书简《与梅圣俞》其十八云：“某居此久，日渐有趣。郡斋静如僧舍，读书倦，即饮射，酒味甲于淮南，而州僚亦雅。亲老，一二年多病，今年夏秋以来安乐，饮食充悦。省自洛阳别后，始有今日之乐。”洋溢在滁州诗文中的，多是“与民同乐”“静中之乐”等。如《春日独居》中的山州为郡之乐：“常忧任重才难了，偶得身闲乐暂偷。因此益知为郡趣，乞州仍拟乞山州。”《新霜二首》其一的酒饮之乐：“无情木石尚须老，有酒人生何不乐！”《丰乐亭记》有“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等，作者在描绘山水形胜之余，钩画太平气象，表达与民同乐情怀，并忠实履行太守职责，委婉教诫滁州百姓：要珍惜今天的安乐生活，居安思危，不辜负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醉翁亭记》有“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等，作者致力描绘禽鸟山林之乐、宾客宴饮之乐、太守与民同乐的热烈场面，展示一幅岁丰政宽、官民同乐的风情画卷，其中世俗化的游山宴宾欢乐景象，正是欧阳修心目中太平时代地方长官的为政目标。

第三次离朝外放州郡，除中途的朝廷特授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充京东东路安抚使外，首尾自请的亳州、蔡州，都是偏僻小郡，是欧阳修致仕未能一步到位的权宜之计，旨在退隐归休。在亳州，他以仙乡仙翁自居，自矜闲适之乐。如《答子履学士见寄》“颍亳相望乐未央，吾州仍得治仙乡。”《郡斋书事寄子履》“寄语瀛洲未归客，醉翁今已作仙翁。”青州所赋诗《读易》云：“饮酒横琴销永日，焚香读《易》过残春”，《日长偶书》亦云：“日长渐觉逍遥乐，何况终朝无事人”等，更是以闲居之乐自许。作于赴蔡州途中的《六一居士传》，以“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又加“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自述更号“六一居士”的内涵与志趣，其中论及命名缘由时，有云：“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另有一段回应“其乐如何”追询的敷陈描摹，满腔悠闲潇洒的情怀，一副从容淡定的心态，展示作者“六一”相融的极乐境界。这些年间，还有众多的思颍诗，实际上只是借题发挥，寄寓致仕归田之思而已。欧阳修以年老体衰，又以不苟同重“国计”、轻“民生”的“青苗法”，最终连章请退，未及引年，提前致仕，彰显其以道义自任，急流勇退，深受天下士大夫钦仰。苏辙《贺欧阳少师致仕启》有云：“公独以道自任。仕以其力者，力衰而后去；进以其道者，道高则难留。”[15]

欧阳修的道义担当与道义之乐，受到同时代士大夫的同声赞许，并且深刻影响封建社会后半期太平时代的世风士气，影响封建太平时代士大夫的处世为人。在他去世后，众多的祭奠、碑志、史传文字，盖棺定论，给予其崇高评价，肯定其崇高历史地位。韩琦《祭欧阳文忠公文》积极评价他扭转晚唐五代卑陋世风的功劳：“自唐之衰，文弱无气。降及五代，愈极颓敝。唯公振之，坐还醇粹。复古之功，在时莫二。……人畏清议，知时不容。各砺名节，恬乎处躬。二十年间，由公变风。”[7](《欧集》附录卷3) 苏轼《居士集叙》高度褒扬他建树有宋一代士林新风的功绩：“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7](《欧集》附录卷5) 《宋史·忠义传序》更是充分肯定他培育宋代忠义正气的功勋：“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斑斑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16]欧阳修以其道义担当与道义之乐，被前人称誉为“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7](《欧集》附录卷3吴充《欧阳公行状》)

道义担当本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在欧阳修身后的中国封建社会后半期，大凡太平时代，如北宋元祐年间、明朝成宣时期、清朝康乾时代，社会无不尊欧，文人无不学欧，甚至连康熙、乾隆等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也亲自推崇、评点欧阳修文章，借以激励世风，建树士气，倡行士大夫的道义担当。当下中国正处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文化多元时代，时俗易于趋向物欲和功利，坚守知识分子的道义担当，践行新时代的公平正义，极具时代意义。只有重塑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与道义感，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价值，才能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履行这一时代使命的伟大征程中，历史上著名的道义担当者欧阳修，值得我们借鉴，值得我们走近。

[1]宋朱熹《楚辞集注·楚辞后语》卷6苏轼《服胡麻赋》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宋陆游《渭南文集》卷14《吕居仁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宋杨时《龟山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宋刘克庄《后村集》卷33《祭傅谏议文》，《历代名臣奏议》卷47杨士奇《治道》，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论语·八佾》，中华书局1960年版

[6]《孟子·尽心上》,中华书局2006年版

[7]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简称《欧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p297、p701、p89、p32、p2712、p1321、p827、p1381、p1852、p999、p42、p1003、p2608、p998、p2683、p2755、p2693，本文所引欧阳修诗文，均出此书，未引标题者，加注页码和题目。

[8]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

[9]明杨士奇等《历代名臣奏议》卷273《理财》，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元赵孟頫《松雪斋集》卷六《五柳先生传论》

[11]元胡炳文《孟子通》卷三《朱子集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明蔡清《四书蒙引》,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明周琦《东溪日谈录》卷七《出处谈》,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宋朱熹编《二程遗书》,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宋苏辙《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

On Ouyang Xiu's Moral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Liu Jufang

Ouyang Xiu is a role model in personal life and work for scholar-officials in the peaceful feudal society. His moral articles are prominent in commitment and cultural innovation. As a moral man of high integrity, Ouyang Xiu is committed to the plead for the people even though it displeases the emperor when he works for the government; He has fun with the citizens and pursue personal moral perfection when he does not work for the government; No matter his official career is in prosperity or in adversity, he enjoys himself morally. Ouyang Xiu's moral thought and his commitment are worth carrying forward when we pursue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Ouyang Xiu;Moral;Commitment

C912

A

1674-8824(2017)05-0069-07

刘菊芳，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江西吉安，邮编：343009)

本文系2015年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欧阳修书画理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YS34。)

[责任编辑：陈光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