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康区的活动

姜成林

★历史文化★

浅析民国时期国民党在康区的活动

姜成林

历史上国民党在康区的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格桑泽仁的巴安事件为高潮,并随之结束，第二阶段从1937年国民党重新在康区活动开始，直至1949年国民政府在大陆的统治结束。本文主要凭借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档案及相关资料，分析国民党在康区活动及所造成的影响。

国民党；格桑泽仁；巴安事件；党务活动

一、党务开展前的康区

康区是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三大区域之一，常与安多和卫藏并列。中央政府在元明之时便设土司,力图因俗而治,“土司所属地之人民，一切事务，均需受土司之节制支配，力役之征，金钱之奉，供应需求，无敢少抗。生杀予夺之权，悉操于土司之手，出生入死，惟命是听。”[1]虽然经过赵尔丰的“改土归流”，土司在康区仍有很强的势力，据任乃强先生的报告，民国元年，当地少数民族听闻丹巴设置委员将取消土司，实行藏汉平等时，“夷人大骇，遂有三土司之乱，夷民为之死者数百人，为之倾家者无数。乱定后，仍不敢严惩土司，罚金而已。今丹巴土司地，名为粮民，实事事唯土司为之，不过土司听命而已。”[2]再以甘孜为例，“甘孜人敬孔色家，甚于汉官十倍，对于孔色支差亦十倍于汉官衙门。”[3]正如民俗所言“汉官如流水，土司如石头，流水去而石头不动。”[4]

藏传佛教在康区有很大的影响，喇嘛的社会地位很高。在清代，宗教的作用表现为：“夫大喇嘛为我皇上之所简放以治斯民，则大喇嘛固倾心输诚于我皇上也，彼见大喇嘛而倾心输诚于皇上，即佛之倾心输诚于皇上也，佛而倾心输诚彼民焉而遂凛王之章、服王之教，群听命于我皇上也……”[5]赵尔丰改流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划分的县治，完全另有汉官主持政务，相沿至今。虽然政府的威信不完全可以深入民心，而在人民方面，都仍然公认县长是一个政务的主持者。当中所有与宗教上的关联，则因为政令不能十分推行，宗教对于人民的信仰和威权都较为深刻，所以有多少关于政府方面受理的诉讼和所执行的政务，人民是须取决于喇嘛的。”[6]此外，寺庙还拥有土地，如乍丫、察木多、八宿等地为呼图克图直接管理。“因人民之向背不同，信仰有异，各土司呼图克图及寺院喇嘛，为求地方权力之取得，一己势力之扩张，私欲炽盛，缘妒生疑，演出部落宗教间之斗争残杀者，比比皆是。”[7]

在川边镇守使署时期，如有地方事务，通常是土司、保正等向县长报告，县长向驻军长官报告。由于“长官公然发卖枪弹于夷民，致今日康藏民枪多于官军。”[8]虽政府公职人员亦不免遭劫，如义敦县“迭遭匪患”，县印遭劫，[9]稻城县甚至连折征的贡粮及子弹也遭抢劫，[10]鉴于“以政纲瓦解，纽川局乏人主持，听小丑之纵横，致良民之荡析，杀人越货劫市焚廛之事已司空见惯”，故“足迹不出炉雅，视关外如蔽履”[11]的陈遐龄下令“按照指定区域期限同时动作，大举清乡，务期萑符绝迹，闾閰安枕”，[12]但是由于西康僧俗、土司拥有大量枪支，最后亦不了了之。因此“官吏创调剂例，吏皆贪鄙，政以贿成，夷民熟知汉官丑处，朴者窃怨，反依土司；黠者挟持长短，狼狈为虐。”[13]

虽然1931年颁布了《实施蒙藏教育计划》，但鉴于“直至今日止，有几个蒙藏人，明瞭中央方面的党部与政府的组织？”[14]且民国时期一部分党军政大员认为将地方人才调集到中央来受训，有利于打破其地方意识，产生国家观念。[15]因此出现了各种针对蒙藏学生的教育模式。中央开办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附设的蒙藏学校，格桑泽仁到任后，将散布各地的康籍青年汇聚一起，在中央大员的协助下，建立了西康班，西康班入学后全体学员集体加入国民党，训练以十个月为限，期间还组织他们至浙江等地参观，以冀开拓视野。[16]地方上刘文辉设立西康师范讲习所，并开设了各种短期训练班来训练干部，如县政学习训练班，参政人员训练班等等，短训班以雅安省训团为最。[17]

二、国民党第一次在康活动

国民政府在西康的党务活动在1927年即有开展[18]，相对于其他省份,起始时间并不算晚。1931年4月国民党中执委第138次常务会议决定派格桑泽仁率西康特别训练班毕业学生回康区办理党务，“宣传中央德意，期以开化边民，而树立党的基础”，[19]“当时随去同志，联通电务人员，共有三十余人，其中除康籍各学生外，尚有苏皖湘黔闽川滇七省籍人”,[20]包括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毕业生杨仲华、何德润、赵跃中、王天福等十余人。[21]

格桑泽仁在回康途中，受到了盐井贡嘎喇嘛和总保次郎罗绒的热情招待，[22]恰逢大白事件平息未久，康定又发生兵变，于是被国民党党媒宣传为“康藏人民，自高叫‘康人治康’‘藏人治藏’的口号，做着帝王的梦，常与各地驻军相冲突，缴收枪械，驱逐驻军，戕害县长……”[23]的巴安事变发生了。不过，当事人格桑泽仁却回忆道“民国二十年春，党部与驻军发生冲突，人民一致拥护党部，抵抗驻军，革命情绪空前高涨。”[24]并指责刘文辉“溯自四川军阀盘踞西康，蹂躏人民，政治则包而不办，建设则言而不行，甘瞻之役，丧师失地，贻误边防，其无统治西康之力至为明显，犹复视党如仇，成都指委碧血未干，巴安党务惨案又起，康民激于义愤，乃将驻军解决组织人民自治委员会，”[25]“僧民等为拥护中央命令自卫自决，因将驻巴军队缴械，”[26]成立省防军及建省委员会。

事件发生后，各方面处理得很冷静。据说格桑泽仁颇得戴季陶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的赏识，[27]然而格氏抵康前夕，即1931年12月，石青阳继掌蒙藏委员会并被选为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员，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28]，对格氏不甚信任，不支持格氏的主张。[29]后格桑泽仁因提缴驻军枪支之事，与贡嘎喇嘛发生冲突，贡嘎喇嘛遂倒向西藏地方政府。军统巴安组在1943年的调查中，认为此举使藏军“不发一枪一弹之力，坐得盐井全境”，格桑泽仁当负有很大责任。[30]截止至1933年9月，康区仅有国民党特派员1人，工作人员19人，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31]

1945年，格桑泽仁组织“东藏自治同盟会”[32]，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候补委员，在参政会提交自治议案，建议将康滇边区改为喀木及安多自治政府，对此，在康区的军统调查后认为“橐中央拔擢，不思回报党国，反恣欲造成割据局势”，[33]将其打上“反动”的标签。[34]格桑泽仁因逼反贡嘎喇嘛，1946年取道前往云南就医时，江卡代本以“格桑泽仁性情谲诈，心怀叵测，恐煽动沿途百姓反动，于藏军将来不利，故防患于未来耳”[35]为由，不许其通过。不久，格桑泽仁病故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

国民党在苏联的影响下进行改组后，党的地位空前加强，党权高于一切，“党国”、“党军”、“党化”等名词泛滥一时。因此党部在大革命初期十分强势，蒋介石鉴于宁汉分流时的政治经验，早在1928年就提出“党员党部皆不能直接干涉或处理行政”，[36]和胡汉民等人一起希望党部充当传统士绅的中介角色，下级党部可不挂招牌，以免人民以为党部是“官府机关”而不愿与之接近。[37]实际上在党部内也没有设立与政府对口的部门，职责为“培植地方自治之社会基础”、“宣传训政方针”、“开导人民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指导人民努力完成地方自治所必备之先决条件”、“促进其他关于地方自治之工作。”[38]

虽然早在1920年1月镇守川边镇守使署决定设立地方自治讲习所，实行地方自治制度。[39]同年3月，颁布了《统计讲习所章程》随后转发了北洋政府内务部的相关规定，统计川边的文化程度来决定行政方针。[40]与之相配合的，也制定了一系列民政条例，1921年11月，川边道公署镇守使陈遐龄有针对性的发布了《管理寺庙条例》，规定寺庙要阐扬教义、化导社会，并启发僧侣的爱国思想。[41]但是，国民党吸取“联省自治”的教训，特别是陈炯明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战争后，国民党人用“自治”这个术语指地方的“党治”，[42]其内涵不仅与民国初年的“自治”不同，与格桑泽仁理想中近似于一种半独立联邦式的“民族自治”更是大相径庭。[43]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过程中依靠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务，蒋介石本人之所以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并不是凭借国民党总裁这一身份，而是因为掌握了国内最大的军队，是众多军阀中最大的一个，与其说是“党治”，不如说是“军治”更为恰当。[44]因此，格桑泽仁提缴枪械，建立地方政府和军队，不仅与刘文辉的地方利益相冲突，[45]更是超出了国民政府对党务活动的接受范围。

巴安事件结束后，虽然班禅号召蒙藏青年到内地“研究党政及各种学识，输入蒙藏”，[46]但是社会上对蒙藏班毕业生的评价有向下趋势，并经常与巴安事件联系起来。有人认为“因物质势力之引诱，生活欲望的提高，而造成厌弃故乡的心理，凡此，皆能于曾受中央训练之蒙藏学生之行为上可以见之。”[47]“更有自命为所谓边疆革命青年者，亦不过仍玩那套把戏而已，老实说：能在边疆为国防，为民族，为桑梓造点幸福者，实鲜有其人，吾人所目睹者，惟有假种族之力量，笼络少数青年为其号召之工具，虚张声势，要挟中央，籍以提高个人之地位，而多骗一些金钱……”[48]少数民族精英在对内地教育偏重政治思想表示不满的同时，[49]自身的处境也很尴尬，“在内地有些同胞认为你是狭隘自私的观念，顽固落伍的思想，而在边疆有些同胞，又认为你是洋化汉化的摩登人物，危险分子。”[50]使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与之相关的问题。

三、国民党重新在西康活动

1936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二十五年度推行蒙藏回苗计划指令》[51]，在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方面，还是依托地方培养师资力量，高等教育主要依靠少数民族到内地求学。针对寺庙教育在康区的影响很大，认为“应先由佛教入手，再使三民主义渗透其间，逐渐默化，自可收效矣”[52]

鉴于西康国民党的力量在巴安事变后损失很大。1934年，国民党中央所属中央政治学校，“派杨倬孙为康定分校主任，率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毕业生华崇俊、李春材、刘巨源、黄启光、羊化西……等十余人，到康定来建立中央政治学校康定分校。”但是其中党员数量不多，学校“也发展党员但不是正式办党。”自1937年开始，受国民党敌视的青年党在康定发展迅速，引起南京中央正式学校校本部教育长陈果夫的重视，遂通过组织部于1938年派周学昌、骆美轮赴康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到康后，与刘文辉沟通较为顺利，在康定设立西康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刘文辉、周学昌、骆美伦人常务委员，并开办第一期西康省党务人员训练班，招收学员。在党训班结业前，设置康定县党部筹备小组。国民党中央并派与刘文辉关系极为密切的冷氏兄弟来康，协统主持党务，避免巴安事变时党政冲突重演。随后又开办两期党训班培养党务干部，之后决定在各县先设党部，而后因地制宜，自行建立基层组织，开展党务活动。[53]

在中央，由于形势的变化，党务活动的开展方式及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国民党1938年通过了《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全党实行总裁制后中常会与省党部组成人员产生与组织形式及与省政府联系方式之决议》及《五届四中全会关于中央大权集中于总裁县党部大权集中于书记长并对外秘密之决议》[54]。随着抗战初期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党员数量急剧下降，因此自1939年开始大量吸收党员，在组织形式上也有所变化。随着1939年西康建省，实施“新县制”，县设区党部和区分部，规定各县设立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由县党部及地方民众团体共同选举若干人组织之”，就绪后筹设县参议会，“为设立地方民意机关之准备；同时县党部即对外秘密。”同时又规定，“县政府之预算、决算及其施政方针，须经县参议会通过，在县参议会为成立前，即以地方自治推进委员会代行其职权。”[55]并于1940年通过《五届七中全会阐释县以下各级党部融党于政之方式真义在使党对外秘密而实际与政府合为一体以加强党之活动力之决议》，“必须使各省训练地方自治人员之工作，实际上即为党的训练工作，即在其他各种训练班中亦均宜加强党的教育，使党与政之在各地却能融洽于一炉，而后训练之目的始达。”注重宣传活动对党务的推进作用，特别注意在农村的活动。[56]试图恢复党的权威，提高党在党政军中的地位。

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西康作为后方地位凸显，党务活动之开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因“本省康属各县，汉藏杂居，语言隔阂，以致关外党务难于推进”，所以举办了藏语研究班，以“培植关外各县党务干部人才”。[57]但是由于党部是依附在西康省军政下，因此，党部的权限在事实上被限制为组织训练党员，宣传党义，教育民众等方面。

国民党在西康省开展党务初期，省党部以各县党部发展党员的数量来衡量党部的成绩，并在官吏铨叙时，优待党员，歧视非党员，将其公开化，迫使下级官吏入党，在办理党证时，由于农村地区很难拍照，所以便用指纹代替照片，[58]因此，虽然党员数量大幅提高，党员凝聚力和活力也因此下降。为了加强党员党的意识，开始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以冀“锯钝断木，滴水穿石”。[59]但因多数县党部敷衍了事，成效有限。

因为康区宗教力量较大，国民党对此极为重视，积极活动。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康区党部“联合僧民，组织抗日后援义勇军，呈报中央委员会，经批示嘉奖，各喇嘛寺并联合集资，设坛念经，祈求日军败退。”[60]西康省党部基本健全后，开展了一万封慰劳信计划，“其可记述者为康区喇嘛头人亦热烈参加，各用康藏文字书寄来部，语多敬仰我将士之英勇忠贞与示边区民众深切关怀之意与祈祷胜利之情热，词意真挚，溢于言表”，[61]省党部收到了大量慰劳前线将士的书信，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成功的塑造了自己的偶像，在康区也进行着同样的尝试。如巴安县“为谋使康同胞能普遍认识与崇拜党国伟人起见，特须图示或赠送制有总裁及国父肖像之徽章于各村长头人民众等，使其对总理及领袖伟大人格能确切认识。”[62]并积极粘贴标语，其中还包括汉藏文对照标语，并在喇嘛寺庙粘贴藏文标语。[63]以1945年为例，西康省国民党党部宣传经费中“墙壁标语漫画”一项下的预算为42000元，约占全部预算的一半。[64]

虽然各地党部积极举办纪念活动、张贴标语，但是基本上还是对省党部指示的一种被动反应，[65]慰劳信、征募寒衣、办理鞋袜等运动也是通过向下分配来达到活动目的的。[66]虽然国民党党部开展了慰劳抗战军人家属，向西康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赠米，但是在执行环节却出现了问题，以致延宕，引发不满。[67]国民党还试图控制新建立的社会团体，但是大力推进的妇女运动在某些边远县份也遇到了一些阻力。[68]

外患初弥，内战接踵而至，蒋介石以县以下党部无给制来防止党的官僚化的设想归于失败，[69]1947年起，国民党中央索性“停发县级党务经费，让县以下基层干部自谋生路，”[70]康区的国民党组织名存实亡了。

四、国民党与康区基层结构

在国民政府形式上逐渐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国家”、“革命”、“三民主义”等观点已深入人心，这是权力斗争过程中不可缺失与违背的道德制高点。国民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开始尝试突破“军治”的窠臼，但是在中央政府势力难以深入的地区，收效甚微，“党治”依旧是“军治”的代名词。刘文辉初主西康时，计划“第一步统一四川，第二步称霸西南，最后问鼎中原。”[71]其反对蒋介石也“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野心。”[72]因此，与中央委派的格桑泽仁发生摩擦就在所难免了。国民党在康区第二次开展党务活动时，事实上默认了“军治”模式，党务与政务几乎没有结合。

就国民党第二次入康时所面对的社会而言，虽然较“凡在大道以外各县乡村间之居民，根本上对于民国无所认识，三民主义，更莫名其妙，所以许多村民，常询问当今皇帝是何人”[73]为佳，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巴安，头人“一般都有政治认识”。[74]但宗教、土司等传统势力在康区依旧有很大的影响。

政令的推行、党务的开展依赖原有地方组织，“至于尚能行使职权，控制一部边民的土司，在这过度期间，则须善为诱导，使能代替保甲的功用。”[75]但是效果并不显著，反而如地坞次郎洛绒认为在发生各类大小事件后，“不但公家无责斥之言，尚需格外优礼相加，发动一次，给我一次公事，升我一次官”。[76]在抗战中，瞻化县组织各区村保、头人59人聚集县会堂，虽然“主席张县长楷在县府礼堂领导行知礼仪后即席报告《献金献粮之神圣意义》，继由张书银讲解《献金献粮不特为国民应尽之天职且足以表现爱国家敬战士之热忱》”，然而“惟康人智识浅薄，脑力简单，素不愿出钱分文。此次会议而党政双方负责人破费唇劳，多方譬喻开导，结果佥允先照献金数额法币柒十万元办理，至献粮五百旧石俟秋后在行举办。”[77]党务宣传效果可见一斑。

以宗教势力而言，最初打算“在政府本身健全以后，因康区二十余年政教在形式上的分离和人民对于政府已有的观念，宗教与政治，在实质上是要能各自独立生存的”，[78]但是宗教力量发展迅速，并拥有大量枪支、现金，据1934年调查，康定日苦寺有僧侣百余人，[79]1943年，军统巴安组再调查时，已膨胀到500余人，200余枪，[80]定乡桑批寺有僧侣3000余，5000余杆枪，30000余现金[81]，寺庙的教规也十分松弛，相当一部分寺庙僧侣以抢劫为生，“康南除巴安康定寺、理化科耳寺康定属之格瓦寺、居虑寺、日苦寺外其余难免不枪(抢)人、不当匪的。”[82]康区民众普遍信仰藏传佛教，“人民专以佛教为皈依，每家均有先后叔爷、老辈、舅舅、弟兄、亲戚历代出家者，家家有关系，每逢变乱，发生事端，家庭一切物质金钱迁往寺庙。”[83]因为康南普通民众的宗教色彩极为浓厚，因此也限制了近代意义上政党的规模与发展，这是近代康区社会与内地大不相同之处。

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在康区的军事力量下降，康区与驻军在粮税等事务上的摩擦不断，如1946年定乡人民抗粮，与驻军发生冲突。[84]军队方面，如巴安驻军1947年下半年只发额定薪俸的十分之一，“该团各连官兵，为维持生活计，各自生产，垦地帮工，营商开矿等事情，乃是该团官兵生活之唯一途径。”颇遭当地民众的鄙视。[85]原本勉强的“军治”也难以为继。

国民党试图在康区传统信仰没有消失时，就用民族主义、三民主义予以代替。先以康区少数民族办理党务，以此来制衡地方势力，却忽视了康区的特殊情况，也忽视了少数民族精英自身的利益诉求，引发党政冲突。在党务活动开展过程中，一方面缺少优秀的人才，另一方面也缺少经费支持。当党务依赖军政的支持才能开展时，其活力也大为降低，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在康区的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1] 杨仲华.西康纪要[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p297、p298

[2] 任乃强.西康札记[A] .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p4.该文为任乃强1929～1930年受川康边指挥部之邀，以视察员身份考察西康各县后撰写的视察报告

[3] 任乃强.西康札记[A] .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p42

[4] 贺觉非.康属各县之关廨·注[A] .载贺觉非著、林超校.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p148

[5] 陈登龙编.里塘志略.台北：成文出版社，据嘉庆十五年抄本影印，1970年，p45

[6] 治理康区意见书[A] .赵心愚主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M] .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p324

[7] 《川边镇守使署训令第六五七号》的《附件》，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川边道公署》，案卷号2，《关于稻城县征收粮税受灾被匪抢劫等情形卷》(1920年至1923年)；杨仲华.西康纪要》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p260

[8] 任乃强.西康札记[A] .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M] .p34

[9] 《川边镇守使署训令第六号》及《附件》，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川边道公署》，案卷号10，《川边道公署镇守使署各道尹知事关于地方自治裁撤公署领缴印信查缴反动宣传侨务等项的呈、令、电及清乡、褒扬、管理寺庙等法令》(1917年至1924年)

[10] 《川边镇守使署训令(第六五七号)》(1918年12月2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案卷号2，《关于稻城县征收粮税受灾被匪抢劫等情形卷》(1920年至1923年)

[11] 任乃强.西康札记[A] ，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M] .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p34

[12] 《川边镇守使署训令(第三九八号)》(1921年9月7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案卷号10

[13] 任乃强.西康札记[A] .任乃强.民国川边游踪之<西康札记>[M] .p34

[14] 格桑泽仁.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J] .新亚细亚月刊.1930年创刊号，p42

[15] 如齐世英认为为了打破(东北)地方观念，产生、加强国家观念“鼓励东北青年到中央来就读军校和政校。”齐世英口述，沈云龙等访，林忠胜记.齐世英口述自传[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p95

[16]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康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孜藏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印[M] ，1994年，p117

[17]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01、p102

[18] 文斗.西康党务应积极推进[J] .康藏前锋.1933年第1卷第3期，p18

[19] 文斗.西康党务应速推进[J] .康藏前锋.1934年第1卷第5期，p3

[20]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书[A] .内部印刷，1932年，p13、p14

[21]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86

[22]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19

[23] 利坚.国防与经济[J] .康藏前锋.1937年第4卷第8、9期合刊，p40

[24] 格桑泽仁.我为什么出这本书[A] .边人刍言[M] .重庆：藏文化促进会，1945年，p5

[25] 人民自治委员会呈中央有电(1932年3月25日).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DB/OL] ，p26, 笔者所见版本为电子扫描版，封面上盖有“反动”之戳记，盖戳时间不详，为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收录于大学中英文国际合作计划，http://www.cadal.zju.edu.cn/book/07010038/

[26] 人民自治委员会各僧民代表呈中央冬电(1932年3月2日).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DB/OL] ，p21

[27] 冯有志编著.西康史拾遗[M] ，p116

[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中国国民党全书(下)[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p723

[29] 石委员长覆真电(1932年3月11日)、石委员长来勘电(1932年3月28日).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书[DB/OL] ，p22、p23

[30] 《报告：最近盐井情形》，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军委会巴安组、西康执委会》，案卷号41，《康南各喇嘛寺土司头人概况调查表》(1943年)

[31] 陕西省档案馆藏：全宗号88号《中国国民党陕西省党部》(1932年至1941年)，案卷号4，《中央党务状况统计表，省市党务统计表》(1933年9月至1935年1月)。在国民党党务开展过程中，特派员为省党部下对下级县市党部的派出人员，地位在整理委员之下，指导员、宣传员之上。相比大略同期(1933年9月)陕西省党部有指导委员5人(内常务委员3人)，共计5人，工作人员41人，无下级党部。1934年9月，陕西共有党员1414人，预备党员1739人，同期党务工作发展最好、国民政府势力最盛的浙江、江苏两省，正式党员分别为15252人、13141人

[32] 《巴安土地概况调查月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2，《收发文月报表各单位人员工作成绩月报表》(1947年1月至1949年4月)

[33] 《摘格桑泽仁即□边人刍言意图煽动康民自治由》(1946年6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38，《康区概况及其治理建议报告书》(1946年至1948年)

[34]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DB/OL]. 亦可见档案《摘格桑泽仁即□边人刍言意图煽动康民自治由》(1946年6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38

[35] 《报告》(4月1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军委会巴安组、西康执委会》，案卷号23，《藏方一切动态系统调查报告》(1945年)

[36] 蒋介石.拟请规定党部与政府及政府与民众之关系及其职权案[A]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记录[M] .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编印，1928年9月，P162-163，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p190

[37] 胡汉民.训政期间党部的责任如何？[J] .上海：民国日报. 1930年3月8日，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M] .p272

[38] 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党与政府对于训政之权限及各级党部与同级政府关系之决议(民国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次全体会议通过).1929年6月15日.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p4

[39] 《川边镇守使署令第七号》(1921年1月11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案卷号10

[40] 《川边镇守使署令第九十六号》(1920年5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案卷号10

[41] 《修正寺庙条例》(1921年11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6，案卷号10

[42] 费约翰著,李恭忠译.唤醒中国[M] .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p245

[43] “将来抗战结束后，我们希望委员长对我们蒙藏回族人民政治上予以一种确实比例的平等。这就是说，政治除依照区域为标准，及人口数目为标准外，同时请注意我们民族的地位。”格桑泽仁.于委员长招待蒙藏回族联合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宴会席上致答词[A]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M] ，p21

[44] 相关的研究如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如王奇生所分析道，“最终还是蒋介石以军事裹胁党权，建立了一个以党治为表、军治为里的独裁政权。”见《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p196

[45] 刘文辉认为，“就是再不能有其他的小团体的组织。”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军川康边宣传辑要[A] .赵心愚等辑.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p307

[46] 班禅在沪各界欢迎会上之演词[J] .康藏前锋.1934年第1卷第10、11期合刊，p38

[47] 忝.看到中央对蒙藏育教的设施[J] .康藏前锋.1933年第1卷第3期，p5

[48] 安.勗中政校蒙藏班毕业同学[J] .康藏前锋.1934年第1卷第10、11期合刊，p2

[49] 格桑泽仁.参加教育部边疆教育座谈会讲话[A]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M] ，p52

[50] 格桑泽仁.我为什么出这本书[A] .格桑泽仁.边人刍言[M] ，p2

[51]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p882

[52] 幼愚.西康民族思想与西康建省[J] .康藏前锋.1935年第二卷第四五期合刊，p6

[53] 此段引文皆出自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86-191

[54]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p12、p13

[55] 六全大会通过第4次修正之《中国国民党总章》[A]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p10-1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M] ,p295

[56]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档案史料选编》(上)[M] ，p16

[57] 《举办藏语研究班》，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西康省党部》，案卷号2316，《西康省党训班第二期专业课程分配表，小组会议报告表、考核表，训练委员会党务工作计划大纲简明表》(1942年至1943年)

[58]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92、p193

[59]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194

[60]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书[DB/OL] ，p16-17。需要注意的是，此文现于巴安事变之后，带有一定的宣传性和辩护性

[61] 《为函送慰劳信并请转寄前方抗敌将士以励忠贞而示敬仰由》(1939年11月8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851，《盐源等县党部、县府呈报办理劳军运动募捐情形；中执委社会部，西康党部筹委会及全国省慰劳委员会的训令、函》(1937年至1944年)

[62] 《巴安县党部廿九年下半年度宣传工作计划》，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390，《泸定等部分县党部呈报民众组训，社会运动及其宣传工作计划；中央社会部、西康之委会指令函及应办民众组织工作一览》(1939年8月至1940年7月)。

[63] 《为呈报领到汉藏文对照标语及藏文标语请予备查由》(1946年8月2日)、《为呈报领据及办理情形仰祈鉴核示遵由》(1946年8月26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635，《宝兴等部分县党部呈报匪劫损失，献粮献金。举办精神总动员，征募党部经费及伤兵营养费等情形，西康执委会指令与事业费预算分配表》(1945至1949)

[64] 《1945年西康省国民党党部宣传经费预算》，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635，《宝兴等部分县党部呈报匪劫损失，献粮献金，举办精神总动员，征募党部经费及伤兵营养费等情形，西康执委会指令与事业费预算分配表》(1945至1949)

[65] 如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532，《冕宁等八县(区)党部办理孔子诞辰，教师纪念情形；西康省执委会指令》(1942年至1947)；案卷号2536，《盐源等四县党部办理“九一八”国耻纪念情形，会议记录，宣传标语口号；西康执委会指令》(1940年至1943)；案卷号2539，《西康省各县党部纪念革命先烈大会实施办法，告民众书，会议记录。省执委会指令》(1938年至1934)；全宗号198，案卷号2522，《丹巴、汉源县党部呈报举办国民精神总动员，植树节纪念情形及会议记录、标语、征稿通知壁报底稿；西康执委会指令》(1944年)；案卷号2525，《泸定、丹巴等县执委呈报抗战建国纪念经过，承领汉藏文标语及张贴情形》(1946年)；案卷号2544，《西康部分县(区)党部呈报举办“七·七”抗战六周年纪念大会会议记录，宣传标语、口号；省执委会指令》(1943年)；案卷号2552，《瞻化、金汤等县区党部呈报“九·九”体育界、“三·八”妇女节、革命先烈纪念经过情形；西康省执委会指令、电》(1943年至1944年)

[66] 《稻城县政府公函》(1939年8月28日)：“西康省政府主席刘寒电：饬发动慰劳信运动，限电到十日内办理完竣。……当经分别转饬各机关法团学校及各区村保遵办去讫”；《为准函复送前方抗敌将士慰劳信件由》(1939年8月26日)：“函开‘为遵照中央揭示征集慰劳前方抗敌将士烦各机关公务人员至少每人写一封由各机关首长点收于九月一日以前送省党部’……”；《为具报奉令办理鞋袜劳军一案祈鉴核示遵由》(附捐款五千元)、《各区分配表》、《西康省党部直属区分部鞋袜劳军分配数量表》等。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851，《盐源等县党部、县府呈报办理劳军运动募捐情形；中执委社会部，西康党部筹委会及全国省慰劳委员会的训令、函》(1937年至1944年)

[67] 《为国庆纪念日慰劳抗属函请惠捐食米用便转送藉表敬意由》(1943年10月6日)、西康省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复函》(无日期)，公文中提到国庆(10月10日)已过。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851，《盐源等县党部、县府呈报办理劳军运动募捐情形；中执委社会部，西康党部筹委会及全国省慰劳委员会的训令、函》(1937年至1944年)

[68] 《中国国民党西康省直属泸宁区党部呈中国国民党西昌省(原文)执行委员会》(1945年1月3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国民党西康省党部案卷目录(二)》，案卷号，2312，《西康省府指令各级民意机构改选时应将妇女团体划入选举，省妇女团体竞选人名册及部分县党部协助妇女当选情形》(1938年至1947年)

[69] 吴铁城.健党建国之基本要道[J] .中央党务公报.1941年第三卷第十四期。转引自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 ，p309

[70]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M] ，p362

[71] 冯有志编.西康史拾遗[M] ，p99

[72] 刘文辉.走到人民阵营的历史道路[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p1-2

[73] 格桑泽仁.康藏概况报告书[DB/OL] ，p15

[74] 《巴安土地概况调查月报》(七月份)，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2

[75] 鲁儒林.西昌之行[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p59

[76] 《报告第二十七号》，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41，《康南各喇嘛寺土司头人概况调查表》。

[77] 《为呈报出席县政府召开献金献粮暨春季县行政会议情形请予鉴核备咨由》，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198，案卷号2635，《宝兴等部分县党部呈报匪劫损失，献粮献金，举办精神总动员，征募党部经费及伤兵营养费等情形，西康执委会指令与事业费预算分配表》(1945至1949)

[78] 治理康区意见书[A] .赵心愚主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p324

[79] 重庆中国银行调查组.西康之喇嘛[J] .中国银行四川月报社：川边季刊，1935年2月，该文据上海记者1934年调查资料编，调查材料中未涉枪支数

[80] 宋世富：《报》(1943年7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41

[81] 据军统巴安组外勤宋世富等人报告统计修正，“现金”单位为藏元。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41

[82] 宋世富：《报》(1943年7月5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41

[83] 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41

[84] 宋世富：《报何亚东先生》(1946年4月20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38。“定乡人民抗粮已久住军(原文)缺粮甚急稻城以抗粮王营长仲良将稻城住军完全调回定乡共三连昨定郷人民围攻住军被住军反攻住军伤亡三分之一定郷人民伤亡三分之二刻已挺火暂行交涉中此致。” 宋世富:《报》(1946年9月19日)，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14，《调查共产党人士组织活动、土匪抢劫、间谍活动联络暗号等情况》(1945年1月至1948年12月)

[85] 《巴安土地概况调查月报》(七月份)，四川省档案馆藏：全宗号255，案卷号2

KMT's Activities in Kham Area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ng Chenglin

The KMT's activities in Kham area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stages,the first stage is around the time of Ba'An Event,the second stage is from 1937 when the KMT was back to Kham to 1949 when the rule of the ROC Government in the mainland ended. This paper,on the basis of the archives of Sichuan province and related information,analyzes the KMT's activities and their impacts in Kham area.

KMT; Gesang Zeren; Ba'An Event;the KMT's activities

K251

A

1674-8824(2017)05-0041-08

姜成林，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助理讲师。(西藏日喀则，邮编：857000)

[责任编辑：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