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影响因素的社会文化分析

□社会治理

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影响因素的社会文化分析

刘 谦 生龙曲珍

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深受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影响，防治艾滋病理应在流行病学知识基础上增加对其社会性的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经历的市场化、个体化和法制化进程使得艾滋病疫情在不同阶段形成不同的主要传播途径，进而形成不同的高危人群，呈现出“经血液传播为主”到“经性传播为主”的途径变化，以及从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向老年男性等一般目标人群扩散的态势。市场化浪潮下的贫富差距推动了血液和性的商业化，观念层面个体主义的兴起更进一步深化了权利意识、刺激了个体需求，法制化进程推进的同时，和艾滋病防治需求之间仍存在差距。同时，疫情的发展与遏止也脱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这些因素向我国艾滋病防治事业提出了种种机遇和挑战。

艾滋病；社会变迁；传统文化

引言

艾滋病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国际视野后，短短十年间就横扫全球，成为唯一促使联合国成立专门机构（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的疾病。①Tony Barnett, Alan W. Whiteside, 2006, AID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Disease and Globaliza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nd revised edition.我国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例据报告出现在1985年。此后，我国艾滋病流行经历了传入期（1985～1988），播散期（1989～1994）和增长期（1995至今）。②刘康迈、袁建华：《艾滋病的流行及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影响》，《学海》，2003（5）。截止到2016年8月31日，全国报告现存活艾滋病（HIV）病毒感染者/AIDS病人645541例，报告死亡198523例。当月新发现的HIV感染者/AIDS病人数为14717，其中异性传播所占比例为65.6%，同性传播比例为25.5%；注射毒品传播比例4.8%；母婴传播比例为0.7%；性接触加注射毒品传播比例为0.4%；输血及使用血制品传播比例为0.1%；既往采血浆传播比例为0.02%；传播途径不详比例为3.0%。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中国艾滋病性病》，2016（10）。如果对比12年前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等官方机构最早推出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简称《评估报告》），可以看到我国艾滋病疫情及其动力机制随着时间发展的变化。《评估报告》显示，截止2004年9月底全国报告的89067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吸毒人群占41.3%，既往有偿供血人群占31.3%，异性传播人群占7.9%，同性传播人群占0.2%。 报告中还估计既往（1996年以前）有偿采供血人群中的艾滋病病人人数和死亡人数可能已接近高峰。①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和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http://www.chinaaids.cn/ddpg/ lhpgbg1/zgazbyq/201312/W020131210547938445093.pdf，2014-07-08。可见，在中国艾滋病疫情发展过程中，有偿采供血人群、注射吸毒人群、因异性或同性风险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群，先后成为对疫情影响显著的人群。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汪宁指出，“由于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发生了重大改变，由可以通过强力的法律法规手段控制的、仅局限于部分人群的经血传播HIV的途径，转变为主要依靠道德规范去约束的、但涉及到更广泛人群的经性传播HIV的途径，使艾滋病的控制更加困难。”②人民网，《我国艾滋病传播途径发生重大变化 防艾难度加大》，http://he.people.com.cn/n/2014/1129/c192235-23051438.html，2016-11-30。

与此同时，大众的社会观念也在悄然改变，集体主义被个体主义取而代之，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诉求加剧了血液和性的产业化发展。政治改革引导的社会、经济变革也冲击了组织体制。例如，绑缚个体的扩大家庭分崩离析，一些缺乏引导和约束的年轻人染上毒瘾，为艾滋病疫情的扩散创造了机会。又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急速发展，落后一步的监督管理为艾滋病的传播留下来发展空间。唯有将艾滋病疫情置于社会之网，才能发掘出有力的防控手段。

纵观学界对艾滋病的关注，目前仍旧由医学研究领跑。③以中国知网收录文献为例，2016年10月1日以“艾滋病”为文献题目的关键字，查询结果如下：感染性疾病及传染病（23941篇）、医药卫生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研究（11569篇）、预防医学与卫生学（9243篇）、内分泌腺及全身性疾病（7696篇）、临床医学（4784篇）、中医学（2737篇）、基础医学（2212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2043篇）、皮肤病与性病（1882篇）、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1789）、药学（1656篇）、生物学（1326篇）、社会学及统计学（797篇）。对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集中在“社会学及统计学”领域，另有少量在“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是近十余年来参与力度明显增加的。社会科学对艾滋病的关注，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艾滋病与社会经济的关系④如景军等：《艾滋病与中国扶贫工作》，靳薇主编，《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着重讨论因贫变“艾”、因病返贫的恶性循环；二是艾滋病与社会文化的关联，如翁乃群对泰国艾滋病疫情与当地宗教文化关系的探讨，又如庄孔韶及其团队关于文化组织、风险感知的系列探讨⑤⑥庄孔韶，李飞：《“作为文化的组织”的人类学研究实践——中国三个地区女性性服务者群体特征之比较及艾滋病/性病预防干预建议》，《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三是艾滋病的社会性别视角，关注女性的易感性和受害者身份，同时提倡关注男性高风险行为的易感性⑦龙秋霞：《妇女易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原因探析及对策建议——基于广东的调查》，《妇女研究论丛》，2006（1）。；四是艾滋病的道德环境，包括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的自我认同困境、所遭遇的歧视、身份的污名等等。⑧张有春：《污名与艾滋病话语在中国》，《社会科学》，2011（4）。此外，学界还通过参与公共卫生干预项目、开设相关课程等实践推动艾滋病防治事业的发展。本文立足艾滋病防治问题的社会学解读，从市场化、个体主义、法制进程与传统文化四个方面，探析中国艾滋病疫情防治的影响因素，以期为防治事业提供更多思路。

一、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

就过去三十年以来的所有变革中，市场化被认为是最令人瞩目的。它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被逐渐引入的制度变迁过程，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由过去以计划配置为主向以市场配置为主的根本性转变和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上的深刻变化”①张一平：《市场化进程中人的解放与异化》，《理论与改革》，2006（5）。，涵盖一系列经济、社会、法律、以至政治体制的变革。②樊纲、王小鲁、张立文：《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2000年报告》（1997、1998、1999指数），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2000年，http://www.neri.org.cn/document/2012040210265295923.pdf。从市场化视角理解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两个主要的切入点分别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以及市场意识形态。首先，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作用于宏观社会环境，为疫情传播提供了人员媒介。比如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将人力资源从国有企业中析出，农村劳动力也不再被绑缚在土地之上。就此而言，被释放出的大量流动人口，客观上为艾滋病传播提供了中介。另一方面，市场化的意识形态渗透社会生活，也会引起社会规范的转变。市场意识形态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进行充分有效合理的资源配置之最佳手段。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极端市场意识形态则将整体人类生活物化，并通过货币的泛化而商品化。基于此，毒品交易、性产业、商业采供血急速发展，为艾滋病在全国范围的蔓延创造了机会。

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的非法采供血交易引爆了艾滋病在2001年后的集中发病和死亡，直到2004年既往采供血导致感染的人群仍旧是中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http://www.chinaids.org.cn/ddpg/lhpgbg1/zgazbyq/201312/ W020131210547938445093.pdf，2004-12-01。商业采供血和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初期的市场化推进，而早期经采供血传播这一途径甚为经典地反映了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间的互动，其中市场化的不确定性、资源配置的高效性、市场意识形态以及配套话语体系都影响着艾滋病的传播和扩散。

（一）中原地区的商业采供血

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这是全球通行的法则。20世纪90年代的卖血热正是伴随当时巨大的需求而生。事件起源于一则禁令：由于在进口血液中检测出艾滋病，我国海关自1985年8月起禁止进口血浆、球蛋白、第八因子制剂、纤维蛋白原血小板和浓缩血小板。这一政策被视为国内生化医药企业发展的一个拐点——在这之前，政府平均每年花费约120万美元用于进口医用血浆④景军：《铁默斯语言：人血买卖与艾滋病的孪生关系》,《开放时代》，2006（6）。，这一禁令意味着此后国内血浆市场将不再有海外力量参与竞争，本土生化医药企业将大大有利可图。行业暴利短时间内就迅速吸引了大批投资，至1995年政府介入管理时已有579家未注册的血站，另有738家虽经注册备案却被发现存在安全问题。也就是说，彼时全国至少有1300家企业涉足血液的商业交易市场。⑤Jing Jun,2011, “ From Commodity of Death to Gift of Life”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 ,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86.

随着血浆市场资源配置，商业采供血网络最终形成。企业竞相争购血浆。起初人们只是去血液采集中心卖血，但不久之后当地血头就会登门来访。这些血头既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也非企业员工，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利用自己当地人的身份和资源去说服他人卖血。⑥同上，P88。采血分为采全血和单采血浆。后一种做法的风险更大，因为要把45%体积的红细胞送回供浆者体内。一些非法血站为了节省成本，将相同血型的、不同个体的血液混合起来一起离心，之后再把已经混合的红细胞重新输回给卖血人，置供血浆者于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之中。①余成普：《中国公民血液捐赠的风险认知及其文化根源》，《思想战线》，2013（2）。

在政府疏于监管、企业推动、“血头”及其网络促进、以及对卖血行为的扭曲阐释和重新评价之下，20世纪90年代中原地区商业采供血现象泛滥，尤其是在贫困地区，往往是生化医药企业以极低价格获取血液资源的理想之处。据当年长期在河南治疗艾滋病的张可大夫估计，仅河南一个省参加单采血的人数在1992～1993年之间就达到至少60万人次，估计艾滋病感染率为10%，1994～1996年期间，河南省单采浆人数至少24万人次，估计艾滋病感染率达到了30%。②转引自景军：《铁默斯语言：人血买卖与艾滋病的孪生关系》，《开放时代》，2006（6）。这一估计在2004年《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中基本得到证实。报告显示，河南、湖北等省份局部地区既往有偿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率超过30%，且主要是1996年前发生的感染。在截止2004年9月底全国累计的89067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 既往有偿采供血人群占31.1%。③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200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nhfpc.gov.cn/ZHUZHAN/ZCJD/201304/0DD18627D03F46E8BAAA1FFA8426C361.SHTML，2004-11-30。

（二）市场化与艾滋病疫情与防治的互动

在以上河南省艾滋病疫情蔓延和20世纪90年代当地有偿采血互动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市场化驱动艾滋病疫情的时代背景。首先，是市场作为高效率资源配置手段的特点，在有偿采供血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市场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对人力、技术、机械等资源的分配。国内血液市场形成伊始，利益相关者们察觉到禁令可带来的潜在可观利益，在短短五六年间就能将血头、医院、高速离心机、医学技术、卖血者、输血者都聚集起来。也正是这些人、血液、设备以及不规范的技术聚合在一起，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必备温床。

市场的不确定性，以及政府管理部门在市场浪潮面前缺乏经验，助长了市场的疯狂。邓小平同志形象地将改革比喻成“摸着石头过河”，暗示了改革过程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就市场化而言，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在于我国政府缺乏指引和管理市场经济的经验，哪怕是一些可以从失败经验中吸取的教训也是匮乏的。因此在商业采供血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为了保护国民健康而禁止进口血液制品，但它缺乏管理国内生化医药市场竞争的经验，也没有制定监管规范的经验，最终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政府受制于市场化不确定性的另一表现，是未能预视政策间的相互影响。1985年我国取消了农业统购统销，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供求自主调整农产品的价格。结果却是1985年到1990年间，包括河南在内的中部农业大省都遭遇大幅的收入削减，而沿海城市的收入却明显上升。邵京指出，其实，农民苦苦挣扎在生存线上，因而很容易被血头说服去卖血以换取直接的经济收益。④邵京：《记录与思考：农村有偿献血与HIV感染》，《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纵观20世纪90年代，政府并未意识到宏观的经济政策与具体的血液制品禁令间的互动，自然也就无法应对可能出现的负面效果。

市场化所带来的逐利、物欲等意识形态成为人们参与这场卖血致富狂欢的内在动力。曾经被中原农民视为不劳而获的卖血行为，在物欲的涤荡下，在百姓人家沉迷其中的财富竞争中，在“血头”发明的“卖血有益健康”的话语灌输中①余成普：《中国公民血液捐赠的风险认知及其文化根源》，《思想战线》，2013（2）。，成为一条光明正大的致富道路。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市场作为双刃剑的另外一面，即市场为艾滋病防治工作所创造的机遇。首先，是政府在教训中成长，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等方式，制定新规则对抗市场乱象。例如，1998年推出了《献血法》。2005年全国自愿无偿献血比例占采集临床用血的86.1%，无偿献血比例由88%上升到96.56%②人民网，2006，《中国资源无偿献血提高两成》，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o/2006-01-18/09138014611s.shtml，2006-01-18。，而且绝大部分诊所都能做到安全用血。③Jing Jun, “From Commodity of Death to Gift of Life”,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又如男男性行为健康教育促进方面，一些商业投资者发现网络是男同性恋群体重要的联络方式，于是致力于投资开发相关网站的同时也依托网站对受众人群进行健康知识普及工作。市场化这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显然减轻了政府在相关方面的财政负担。简言之，面对市场化，政府既可以主动发掘，然后快速应对，也可以盘活社会资源，实现艾滋病防治工作从组织到个人的延伸覆盖。

二、个体主义与艾滋病疫情

伴随市场化出现的社会规范变革中，个体主义的兴起是观念和行为模式方面最显著的。个体主义意味着对个人幸福的追求，意味着从责任感向权利意识的转变。④Yan Yunxiang,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就艾滋病疫情而言，从市场化和个体主义互动的角度出发有助于理解性解放潮流中的性产业、男同性恋者的性别角色、高危人群的识别以及对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

（一）个体主义：现代中国的新景观

个体主义是现代中国社会变化一景，它的产生源于经济改革、价值观变化，以及新的社会距离模式。这需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去理解。首先，经济改革将个人从单位和土地中释放出来，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流动起来。在经济改革浪潮中私有经济发展迅速，其中1979年到1990年，中国的私有经济发展速度达到峰值。1978年在私有经济领域就业的人数是15万，到1989年人数增长到了614万，增幅约40倍。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就是从1989年到2002年，这个数字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108%。⑤石本仁：《中国私营经济的发展回顾与现状分析》，《暨南学报》（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版），2005（3）。另有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3年，3亿多人口从国有企业流出⑥Yan Yunxiang,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这意味着过去的几十年里产生了大量流动的人力资源。城镇居民不再像从前那样受到单位的保护和束缚，农民也不再为土地所绑缚，大学生毕业后走向市场而不是国家分配工作，这一切使人与人相处的模式和关系发生了极大改变。

其次，经济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反过来导致了价值观的改变。人们开始需要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对自己负责，同时经济实力成为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的新标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社会生活许多方面产生道德危机的潜在原因。例如在从责任感向权利意识转变的过程之中，人们被鼓励去追求自己公私领域的个人利益。①② Yan Yunxiang,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破坏道德的丑闻,比如毒奶粉事件、拐卖儿童案件等。

同时，受经济环境和价值观念变化的驱使，人们的行为模式也在改变，这一点在人们维持社会距离的方式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更加习惯于与陌生人维持联络。流动使陌生人相识成为可能，在亲属、单位等传统社会网络以外建立新的关联。一方面，人们会选择加入有利于自己身份识别的、有认同感的群体。②Yan Yunxiang,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罗兰得森（Rolandson）发现中国加入志愿者队伍的青年在渴望集体经验的同时也保持着对个性的追求。③UnnMalfrid H. Rolandson “A Collective of their own: young volunteers at the fingers of the party real”,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8, No.1 Vol7:101-129.另一方面，人们强调个人幸福感和隐私，以此维持一定社会距离，哪怕与自己的父母亲人也同样如此。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改革与市场化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是个体主义意识形态的席卷。它提倡个人幸福、个人满足以及个体权益，而保持社会距离成为追求个人幸福与权益的实践行为之一。同时，人们更倾向于与传统社会交往网络之外的陌生人保持联络。

（二）暴露在艾滋病风险人群中的个体主义

根据2013年第三季度艾滋病疫情及其防治报告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3年第3季度全国艾滋病性病疫情及主要防治工作进展》，《中国艾滋病性病》，2013（11）。，中国有266854例感染者以及166980例患者。前三季度报告持续显示新增病例中占最大比例的是经异性性行为感染者，占新增病例的68.2%～70.3%，第二大比例人群来自同性性行为，占比18.1%～21.3%。注射毒品造成的感染者占新增病例的7.7%～8.2%，位列第三。经此三种主要传播途径感染的高危人群正是艾滋病防治工作重点目标人群，而从其健康行为和生存状态中，可以窥见到个体主义范式。当然，个体主义意识形态并非只存在于特定人群中，而是一种流行于当下的大众意识，只是在这里需要依托有关行为和生活方式，讨论这一意识形态和艾滋病流行之间的互动机理。

显然，异性或同性性行为导致的新增病例占绝大多数，这说明性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共同点。回望古代中国，性生活是精英阶层的热门话题之一。著名的荷兰学者高罗佩（R. H. Van. Gulik）在《中国古代房内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中专门收录分析了此类传统文学作品。他指出古代中国人将性生活的精髓定义为繁育后代，将它与生产紧密相连。更重要的是，对一个地位高的男性而言，修炼性技巧以维持他与妻妾的私生活事关维持家庭秩序。古代中国的家国之间，维护秩序是十分重要的。⑤R. H. van Gulik, Sexual life in ancient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Chinese sex and society, Shanghai: Shanghai Yiwen Press, 1990.因此性相关问题并不仅仅关乎个人，更是被放置在家国的语境中被强调。潘绥铭、黄盈盈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发生了剧烈变化，可以被称为经历了“‘性’革命””。它指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性”发生了一种整体上的迅速变化。到2000年为止，40岁以上群体在婚者一生有婚外性的男性为15.1%，40岁以下群体为28.1%；相应地，40岁以上女性人群这一比例为6.3%,40岁以下女性为8.4%。21世纪中国进入“性化时代”。在婚者中，一生有过婚外性的男性比例，由2000年的21.1%上升至2006年的26.9%，女性则从5.5%上升到11.4%。⑥潘绥铭、黄盈盈：《权利与快乐的兴起：性与社会性别多元化》，载张开宁主编：《中国性与生殖健康30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8，P173-175。

从性革命的背景出发，就很容易理解艾滋病在不同年龄组中扩散的特征。2005年到2009年发现的新增病例中，50岁以上人数急剧增加①吴尊友：《中国艾滋病疫情监测面临的挑战》，《疾病监测》，2009（11）。，如2011年的数据显示全国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60岁以上男性从2.4%增加到6.6%②④黑发欣等：《6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报告病例较高地区的艾滋病流行因素调查》，《疾病监测》，2011（11）。，又如云南省2013年报告的感染者和病人中，50岁以上人群占到20%。③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艾滋病病死率逐年下降，老年人感染率上升》，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http://www.chinaids. org.cn/yqjc/blbg/201403/t20140325_94665.htm，2014-03-25。另一项对三个城市中162例60岁以上男性感染者/患者的调查发现，他们中79%经由商业性行为感染，1.1%经由同性性行为感染。④黑发欣等：《60岁及以上老年男性报告病例较高地区的艾滋病流行因素调查》，《疾病监测》，2011（11）。为什么老年男性会成为高危人群？或许应该说，个体主义与市场化是如何将老年男性推向风险的？

2013年受全球基金艾滋病防治项目资助，研究者在西南地区针对性产业中的老年客人群体进行研究，在那里听到中老年男性非常突出的追逐个人幸福的话语自述。一位60多岁的男性表示：“我老婆太老了，不行了。我有这个需要，所以来这里。（这里）很容易找到女人，也不贵，二三十块钱一次。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样的好日子，我只是在村里跟几个女的有（婚外性）关系。那时候女人们不靠这个挣钱，但你没办法像今天这样找到这么多女人。”这是性产业中老年男客的典型心态。他们出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年轻气盛之时经历“文革”，如今与现在中国正在经历的“性化” 时代相遇，开始可以公开谈论性欲、追求婚外的性满足。一方面，性革命风潮促使他们更明朗地意识到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经济变革从客观上为性的商业化交易提供了空间。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导致大约两千万国企员工由于企业改组、合并或破产而下岗。经济改革战略、富余劳动力、人口流动诸多因素合力下，商业性交易死灰复燃。⑤Min Liu, Migration, Prostitution and Human Trafficking: the Voice of Chinese Women,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1, p.11.被鼓励前往大城市谋求更高经济收入的乡村劳动力处于社会财富系统和公共服务的边缘，女性尤为脆弱而处于劣势。2004～2005年对农民工的一项调查揭示，女性占农民工群体的63.2%且集中在服务业。相比之下，男性农民工就业方向更多元，包括22.6%在工厂，22.9%在私企，15.9%在交通建筑行业。而大约23.9% 的女性农民工卷入性产业，是女性城市居民卷入数量的80倍。⑥夏国美、杨秀石:《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中国社会科学》，2006（6）。多项调查发现脱贫是女性进入性产业最主要的原因。⑦Gil VE, Wang MS, Anderson AF, Liu GM, Wu ZO, “Prostitutes, Prostitution and STD/HIV Transmission in Mainland China”, SocSci Med, 1996, No.42.女性性工作者悄然发明了一套新的“道德理念”：身体、浪漫和亲密关系的商品化从对女性价值的消解转化成为一条赋权的道路。⑧Zheng, T,2009. Red Lights: The Lives of Sex Workers in Post socialist China, 转引自Yan Yunxiang, “Remaking the Moral Person in a New China”, in Arthur Kleinman, et al, Deep China: the moral life of the person: what anthropology and psychiatry tell us about China toda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这与上面讨论的非法采供血行为不同之处在于，性产业的根基不仅在于人们对其经济效益的追求，更与性权利、性意识萌发相关。

在通过男男不安全性行为感染的途径中，除了性权利和市场体系之外，还应当意识到网络的重要性。它展示了现代社会人们满足自己需求的一种重要方式：即借用网络对时间和空间的操控，来管理自己的私人生活和多重身份之间的转换。它以一种重要的方式塑形了男同群体。2010年，景军发起一项对不同城市258个男同性恋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年，没有一个被调查者是通过网络寻找性伴侣的，而到了2000年高达48.6%的被调查者是通过网络结识性伴侣的，2010年这个比例上升到了81.1%。同样，在1989年仅仅有15.8%的被调查者与其性伴侣分属不同城市，2000年则有24.3%，2010年达到48.4%。1989年没有一个被调查者回应说自己认识“牛郎（money boy）”①指男性性工作者。，到2000年时，平均每人认识0.6个牛郎，到2010年人均认识牛郎数达到1.6个。②景军、孙晓舒、周沛峰：《亲密的陌生人：中国三个城市的男同性恋交友格局》，《开放时代》，2012（8）。可见互联网在相当意义上型塑了今日中国男同群体的交往方式，使他们通过信息科技跨越亲属、单位等传统社交网络，以个体在私人空间的需求为导向，不受时空限制、相互联络交往。通过这种方式，男同性恋者被鼓励确认自己的性取向，一定程度上在争取性取向平等权。基于此，在群体高危行为改变之前，或者在有效的治疗药物出现之前，越多人加入这个网络，对艾滋病的防控也将越有挑战。事实也证明，近年来通过男男不安全性行为的传播比例在新增病例中越来越占有明显位置。

三、法制进程与艾滋病疫情防控

法制化与市场化一样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央政府意识到经济市场化具有负面影响时，采取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消除针对艾滋病的污名、保护受艾滋病影响的个人。此外，还发起了包括“四免一关怀”、“艾滋病防治综合示范区”在内的一些政策、项目来应对疫情。法制化一方面表明了政府恪守遏止艾滋病的承诺，并将其纳入稳定的法律体系；另一方面，法制化并非一蹴而就，此过程中不免产生许多或阻碍或促进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因素。

法制推进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央政府遏止艾滋病的决心。《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出台便是一例。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第122次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艾滋病防治条例》，此前艾滋病防治从没有进入法制系统，该条例是首个特定传染病防治政策。它的出台表明国务院、党中央从国家层面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国家应对艾滋病防治的积极性，促进了地方各级相关工作的实施。同时，法律法规的实行促使艾滋病防治关怀工作形成更加稳定和可持续的管理体系。例如，《艾滋病防治条例》第22条规定“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对艾滋病发生、流行以及影响其发生、流行的因素开展检测活动。”③国务院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57号艾滋病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flfg/2006-02/12/content_186324.htm，2006-02-12。据此，各层级疾控中心有责任对艾滋病疫情进行日常监测，从而及时掌控疫情发展。自此，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艾滋病疫情监控与报告体系，为艾滋病防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直接针对艾滋病的条例以外，另有其他一些政策文件也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扮演积极角色。这表明我国法制有了整体的提升，更加系统化，为艾滋病防治创造了有利的法制保障。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修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其中第十条规定“血站应当根据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标准，保证血液质量。”④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http://www.gov.cn/banshi/2005-08/01/content_18963.htm，2005-08-01。这约束着血站和医疗机构，它们不被允许向仅仅采集血浆的血站出售无偿捐献的血液。这一政令有效阻止了血液的商业交易，控制了经血液感染艾滋病的疫情发展。

在肯定艾滋病防治工作走向法制化建设成果之时，也不应忽视已有法律法规与现实复杂情况的间隙，主要表现在道德困境、实施与执行欠缺更有力的支持系统和资源保障、法律法规间的不一致等方面。有很多案例表明艾滋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面临伦理道德困境，艾滋病检测实名制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艾滋病检测实行实名制，激起热议。①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广西新规：艾滋病检测将实行确证实名制》，http://www.gxzf.gov.cn/zjgx/jrgx/201306/t20130603_422092. htm，2015-07-01。支持者认为实名制有助于对艾滋病病毒阳性者的监管，方便追踪并提供及时的治疗，控制疾病的扩散。反对者则提出实名检测侵犯个人隐私，现实生活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常常受到歧视，甚至可能因此公开身份而失去工作，因此保密检测才是尊重人权。

从实施的角度来说，一些已通过的法律法规缺乏执行的力度，导致无法切实执行。举例来说，尽管国家制定了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治疗的相关规定，针对HIV阳性儿童的药品却没有广泛投产使用，仅仅是将成人剂量减半使用。此外儿童的跟踪治疗需要更多社会支持，不仅是药物方面，还包括心理建设，这些在实际生活中都是不充足的。因此在实际生活中，针对儿童的免费治疗很难实现。

现有法制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法律、法规内在体系的不一致。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法律规定与实施更涉及到与国际规则的接轨与对话。这些需要不断完善的法律解读和实践能力，直接影响着我国艾滋病防治服务的提供能力。例如，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AIDS 原料药制造国，但由于国际制药厂严厉的专利保护，中国尚不能为国内艾滋病患者大规模提供用药。2012年国务院批准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商务、工业和信息化、知识产权、卫生等部门对用量大、价格高的进口专利药品，要探索国内企业许可生产的可行性，最大限度降低药品成本。”②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二五”行动计划的通知》，http://www.gov.cn/zwgk/2012-02/29/ content_2079097.htm，2016-10-03。同年五月，金砖五国在北京共同发起强行仿制药品的联合声明。然而，这些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与和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并不一致。中国对其间有关弹性条款的研究和行动不足。特别是药品的专利保护已经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争夺的重要领域。如果协议得以完全通过，那么国际制药企业将得到保护生命的药品的定价权。③贾平、尤晨、翟小梅，《伦理法律及社会问题——2015年中国艾滋病大会论坛概述》，《中国艾滋病性病》，2016（7）。这无疑，将增加我国政府负担艾滋病治疗的成本，不利于感染者生存。

四、艾滋病疫情防控与传统文化

在关注与社会变迁相伴的市场化、个体主义、法制化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中国社会传统的稳定性对当下艾滋病防治的深层影响。这可以从社会聚合方式、社会管理模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等方面进行理解。

（一）社会聚合方式

正如费孝通指出的那样，传统中国的社会格局 “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波纹的性质。……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3，33页。“以‘己’为中心像石头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关系一样，大家立在同一个平面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②同上，35页。进入21世纪的中国，在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社交网络中，家庭仍具有优先性，也就是说现代中国的个人还是需要在家庭的层级网络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绝大部分男同性恋者都不愿意向父母坦诚自己的性取向，这会招致父母对自己不负起传宗接代责任的谴责。③彭天笑, 《浅析中国同性恋者选择形式婚姻的原因及影响》，《中国性科学》，2014 年第23 卷第8 期。同样，性产业中男客最首要的顾虑也是如何向自己的家庭保密。④刘谦，《面对艾滋风险的自律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对于受艾滋病影响的人而言，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家庭的支持，生活就会好过很多。尽管婚前性行为与同居现象剧增，仍有许多年轻人推崇健康性行为并洁身自好。如果认真发掘此类文化现象并加以合理利用，无疑会推进艾滋病防治工作。

（二）社会管理模式

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是建立在“条块分割，属地管理”原则上的，其核心是国家在特定时空组合的行政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⑤⑥宋辰婷、刘少杰：《网络动员：传统政府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社会科学研究》，2014（5）。至今，这种中央集权的治理传统依旧可循。例如，国家疾控中心的性病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成为艾滋病防控的责任机构，各省市地方的疾控中心在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这个垂直的系统使艾滋病防控形成从上到下的统一路径，推动了防控项目大范围的快速施行，并且发展出一个基于网络的、现代的上报系统，反过来促成全世界最好的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之一的施行。严密的垂直系统能充分的动员资源，有利于高效管控，同时因其条块分割的格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的创造性。同时网络渠道的信息传播，打破了传统上国家对时空组合、信息流向的主宰，使得习惯于以在场方式实施社会管理的政府，不得不回应网络空间中个体、组织缺场的问题。⑥这在艾滋病防治领域也有很多表现，例如，对那些促进人们交往的网络的生成机制回应不足，不知如何依托大众传媒，进行更有针对性的防治工作等，这些也是传统社会管理模式对艾滋病防治工作提出的重要挑战 。

（三）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十亿人民。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⑦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少数民族以其鲜明的文化特征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艾滋病在中华大地上的流行，也蔓延到少数民族地区。《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显示：“截止到2011年9月底，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有疫情报……不同身份的疫情报告数差异较大，累计报告HIV感染者和AIDS病人数排在前6位的省份（自治区、直辖市）依次为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和山东。”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中国艾滋病性病》，2012（1）。我国艾滋病疫情特征之一是它在少数民族群体中蔓延，不成比例地影响了少数民族人口②张玉萍：《少数民族防治艾滋病的思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如广西、云南、新疆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是艾滋病高流行区，至2011年底累积上报的病例中，80%来自维吾尔族，7.6%是汉族，3.9%是回族，0.8%是哈萨克族，另有1.2%来自其他少数民族。2010年，有45.7%是经性感染，这个数字在2011年上升到65%，27.2% 是被自己的配偶传染所致。③倪明健、陈晶、张艺、金涛、王凤英、胡晓远、董永慧：《新疆艾滋病流行状况分析》，《疾病预防控制通报》，2012（2）。这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进程互动对艾滋病传播的影响。一项定性研究指出“伊斯兰教鼓励通过合法的婚姻来满足性的需要。婚姻是穆斯林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项“圣行”。因此伊斯兰教鼓励穆斯林成婚，反对独身主义、严禁婚外性行为。随着新疆的发展，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和人们的观念呈现多样化状态，传统道德伦理约束力减弱，性行为模式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比如出现婚外性行为，加上当地人安全性行为意识较为淡薄，感染艾滋病的潜在隐患增大。”④祖力亚提·司马义、曹谦：《性行为与艾滋病感染风险：新疆少数民族艾滋病性传播现状的社会学定性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3（1）。从这个角度出发，重新发掘少数民族的地区性文化内生的社会控制力量，将是少数民族地区控制HIV疫情的重要策略。

五、结论

如前所述，传染性疾病的发展既受生物学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如社会规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政治组织等非生物学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政治变革不无相关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激活了社会物质财富创造的能量，而社会管理和文化建设却落后一步，导致社会观念扭曲发展。在市场的调配下，血液交易和性交易迅速产业化；经济利益至上的市场化意识及其配套阐释话语推动人们卷入高危行为；从集体向个人的观念转变则将感染风险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市场化、个体主义和法制化影响着我国艾滋病疫情的发展，同样也为疫情的防控提供了机会。如何实现遏止艾滋病的承诺，如何消除艾滋病的污名，需要全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以及每个社会成员的反身自省，同时仍然可以回归到中华大地的文化土壤和历史进程中探寻积极力量。

The Factors interacting AID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Liu Qian, Shenglong-Quzheng

The development of AIDS epidemic and its control in China is deeply affected by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s in modern era. To prevent AIDS, it is quite important to take its sociality into accoun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 has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of marketization, individualization and legislation which interact with HIV/AIDS epidemic and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stages. In each stage, specific route of transmission leads to featured high risk group: IDU is marked as the high risk group while the main route or transmission is blood, and the high risk group turns into common population such as elder male and men sex with men (MSM) when the main route of transmission become sexual behavior.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caused by marketization promote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lood and sex be-havior. The rise of individualism strengthened individual need and their consciousness of right. The growth of legal process still implies gaps to support AIDS prevention effectively. The power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lso has to be explored to make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in AIDS prevention.

HIV/AIDS; Social change;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郇建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1473234）：中国男男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流行模式、传播因素及防治策略建模研究。课题负责人：吕繁。

刘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田野工作方法论、教育人类学、医学人类学。（北京，100872）；生龙曲珍，中华女子学院女性学系讲师，研究方向为女性主义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北京，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