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共生：少数民族文化内核重塑之关键
——对生态环境变化下康定藏文化迷失的反思

文 陈 鹰（四川民族学院康巴经济研究所，四川康定 626001）

价值共生：少数民族文化内核重塑之关键
——对生态环境变化下康定藏文化迷失的反思

文 陈 鹰（四川民族学院康巴经济研究所，四川康定 626001）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深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文化内核不断流失，大量的优秀文化逐渐湮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损失。民族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地区的核心优势资源之一，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解决少数民族文化内核流失问题，不是要反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把少数民族文化封闭起来，而是要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生存的生态环境前提下，深入挖掘少数民族文化的内涵与核心价值，找到民族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平衡点，促使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共生和生态价值共生，这样才能既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又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达到经济与文化的共赢。

价值共生 少数民族文化 内核重塑 环境变化

“文化是代代相传的人们的整体生活方式，它与社会不同，严格说来，社会指共享文化的人的相互交流，而文化指这种交流产物。”［1］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长河中沉淀下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物质和精神产物，来源于民族内部及民族间交流，是民族精神的体现，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繁荣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宝贵财富。然而，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使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少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不断丧失，文化内核流失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普遍存在，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憾事，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损失。

一、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共生的界定

共生是一个生物学专业词语，原意是指两种生物互为利用，彼此有利地生活在一起，两者分开后却不能独立地生活。而今，共生价值观已被广泛用于指导社会、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建设与发展，如产业经济共生、区域经济的共生发展等，其核心指导思想是要求各自然存在物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相互渗透、平等互利地共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共生应被认定为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相互依存、相互尊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共同发展。

在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三大价值中，文化价值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核心，是由少数民族群体活动并沉淀下来的民族精神产物，主要体现为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民族歌舞等基本活动和遗存下来的部分物质形式，如建筑、绘画、器物等；生态价值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外部物质基础的显现，主要是民族文化活动的场所和自然、社会环境，往往以文化人文环境、自然风光、活动场址等形式呈现；经济价值是少数民族文化的外在经济表现形式，主要以文化产业、文化旅游经营活动的形式呈现，常常可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是区域经济发展中GDP的重要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化的这三大价值，生态价值决定文化价值的留存，而文化价值又决定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经济价值则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和生态价值的衍生产物，是依附于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之上，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价值则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推动力，它虽不能脱离其他民族文化的其他两大价值独立存在，但它能激励民族文化参与者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文化活动之中，成为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强劲的利益驱动力。

二、康定藏文化的迷失归因

（一）时代的变迁使康定藏文化生态环境发生了变化

康定在茶马古道中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随着清乾隆年间对茶马贸易垄断的废除，民间边茶贸易的兴起，康定迅速成为了川藏边茶贸易的重要集镇和进出康藏的货物集散中心，以康定锅庄和跑马山文化为代表的康定藏族文化也随之繁荣昌盛起来。但1942年我国政府对该制度进行废止，康定作为汉、藏贸易口岸和货物集散中心的地位被削弱；1954年川藏公路的全线贯通，使康定作为贸易口岸、集散中心的功能迅速消失，至此，康定藏文化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康定锅庄文化和跑马山文化受到严重的冲击。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康定自由贸易口岸功能彻底消失，康定锅庄文化和跑马山赛马文化尘封于历史；康定地处高山峡谷区，土地资源极其匮乏，改革开放后，随着康定城市建设的需要，古老的康定建筑被现代化的城市所替代，康定锅庄最终彻底毁灭，过去赛马的道路变成现代化的公路，康定藏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即使想要恢复也要承受着生态环境资源约束的压力。

（二）公共资源垄断阻碍了康定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公共资源是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民族文化是人们在特定自然环境条件下活动的产物，它需要一定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资源作为活动场所，自然环境因此而成为了民族文化的重要生态资源，然而，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和非排他性，极易出现公共资源使用中的“公地悲剧”。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公共资源使用的“公地悲剧”现象却普遍存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财富越来越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财富的集中又导致了公共资源使用的“马态效应”，形成了公共资源垄断，使民族文化发展必需的生态资源受到了限制，阻碍了民族文化的自由发展。

跑马山文化是康定藏文化的主要代表，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赛马和对歌，赛马文化因计划经济时代牛马公有和公路对道路占用而终结，从此再未兴起，而对歌却一直延续到2000年后，但随着跑马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对跑马山旅游开发权的买断，开始了拦山收费，山上活动的人数骤减，游玩者多为外来游客，本地居民极少上山，山上活动场所被人工修建的亭台楼阁、寺庙、宾馆所替代，过去人们经常活动的主要景点之一“九龙池”已被新修寺庙取代，情歌文化的活动主体——本土居民已不再是跑马山的主人，情歌文化的真正内核正在逐步流失，而今仅剩每年政府组织的歌舞表演，民间文化被官方活动所替代，形式主义的官媒文化取代了内涵丰富的传统民族文化。由财富垄断和权力垄断衍生的公共资源垄断，成为了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致命障碍。

（三）GDP导向下政府对康定藏文化核心价值认识不足

政府本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是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国家、政府和人民之间在公共事务管理上本质是“委托——代理”的关系，人民通过代表（人民代表）将公共事务委托给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者），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管理者应依契约规定履行其管理职能，并接受人民监督，但是，在公共事务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仅是一个空泛的政治名词，其权益的分散，导致委托人不能有效地控制代理人，本应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遵守公平、公正法则，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转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当前利益至上的市场经济发展中，GDP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政府公共事务管理行为的重要甚至是唯一导向。GDP导向下的政绩考核成为政府行为的重要标杆，另外，政府任职者受任期制影响，使地区短期经济利益的追逐、区域经济指数上升、政府工作人员个人升迁变成政府关注的关键要素，而长效利益和可持续价值开发则往往被忽视。

民族文化是特定民族在特定生态环境下长期活动的产物，其文化、经济及生态价值呈现出长期一贯性和渐进性的特点，这与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经济GDP的短期利益目标追逐不一致，在目前，地方政府对GDP的衡量标准基本考虑经济GDP增值，决定了地方政府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点放到了官媒外部形式的炒作，而不是文化本身的核心价值开发上。康定藏文化中锅庄文化、赛马文化的官媒炒作点不太明显，炒作成本也太高，收益不大，因此，康定政府对藏文化的对外宣传集中到了每年农历四月八的跑马山转山的歌舞表演上，对外包装成“情歌节”，这对外来游客来说的确是每年一次的盛会，但本土文化的内核却被喧嚣华丽的包装所掩盖，文化本身的真实内涵越来越不为人所知，这无疑是对康定藏文化的毁灭性利用，长此下去，康定藏文化与其他地方藏族文化终将千地一面，其文化、经济、生态价值将随之消失。

（四）康定藏文化传承与发展专业人才缺乏

民族文化是特定民族相互交流的产物，它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以人的群体交互活动为基本的表现形式，特定群体内的人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专业人才则是对民族文化内核有着深入了解或研究并且参与到民族文化传承、挖掘、发展、创新的特殊群体，如果离开了人这一基本的物质基础，民族文化则犹如没有肉体的灵魂，将瞬间消亡殆尽，因此，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否拥有对这一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并参与其中的一定数量的人的群体是至关重要的决定因素。

康定藏文化具有的独特地域性和民族性，了解和掌握康定藏文化的本土民族群体是其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然而，随着改革开发深入，市场经济的不断建设和完善，人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了商品市场观念的猛烈冲击，市场观念已经植根于人们的意识形态，颠覆着人们的价值观，从而外化于行为，改变着本土居民的行为方式，过去康定居民那种怡然自得的行为习惯逐步在新生代的康定人身上被市场经济的利益追逐所取代，人们变得急功近利，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度自然很低，特别是本土文化中那些需要口口相传的内容，因其无法显现出必要的经济价值，不能很好地调动传承参与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致使越来越缺乏文化的继承者。

另外，康定地区属于多民族的杂居区，由于现代人力资源的共享性和跨区域流动性，本土居民组成结构越来越复杂。由于康定气候环境较为恶劣，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逐渐定居于内地经济发达且气候环境条件更好的低海拔地区，留守在本土的居民越来越少了，而现在的康定居民，很多都是来此工作的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他们对康定本土藏文化知之甚少，已不能成为本土文化传承的主体。由此可见，康定藏文化传承的主体缺失，是这一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又一严重障碍。

三、促成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共生的建议

（一）以GDP为少数民族发展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导向，重塑少数民族文化价值

自改革开放以来，GDP长期被地方政府作为衡量政绩的重要指标，在GDP导向下的地方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政府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的决策行为，另加上地方领导任期制和短期调动升迁变化较大等因素，导致政府经济社会经济建设发展决策行为短视化，一切对GDP增长影响不大的产业都不被政府所重视，从而使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文化关注度较低，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障碍。如康定市经济发展的重点在于城市建设和水电开发，城市建设与水电开发都具有短期拉动地区GDP的重要功能，但也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然在短期内GDP数据得以大幅度提升，但康定藏文化赖以存在的文化生态环境被不断挤压，而以文化价值为内核的旅游产业价值逐步衰退，这不能不说是对本土文化传承与发展的致命打击。

绿色GDP（Green GDP）要求在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量的核算时，不能只关注GDP的增长，还应考虑到环境的投入与牺牲，同时也要考虑人文成本的耗损，即GGDP=GDP-（自然投入与耗损总成本+人文投入与耗损总成本）。GGDP的核算思想并不反对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在GDP核算中应当扣除各种资源耗损和人文资本投入，它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财富的纯净增长额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正态效应。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大多数地处我国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基本上以资源开发为主，这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资源作为代价，如果不在GDP中加以扣除，并在发展中进行恢复和重建，则很容易陷入“资源诅咒陷阱”之中，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多数位于我国生态功能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区，这些地区的建设与发展，应首要考虑国家生态安全，在社会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生态的破坏要有节制，并且要充分考虑生态破坏后的恢复，才能确保国家生态安全。

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被破坏的重要资源之一，如康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中藏文化资源的衰退性耗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再如被誉为我国最原始的走婚氏族——道孚扎坝走婚大峡谷将在水电开发中被大面积淹没，这些文化资源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中被破坏性损耗，可能是少数民族本土文化的灭顶之灾，如果地方政府不以GGDP为导向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抢救性的恢复与开发，这些文化可能很快消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少数民族文化是少数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形式，其文化价值对少数民族凝聚力形成、少数民族地区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三位合一，如能正态利用，让其价值共生，对传承与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保障少数民族地区生态安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巨大功能，可见，重塑少数民族文化价值，让其价值共生必要且迫切。

（二）因地制宜，恢复、重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

恢复、重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就是要重新恢复和打造少数民族文化文化活动的地理空间，发挥民族文化自身的活力，以民族文化的政府导向和民间自主相结合活动形式替代一贯官本位过多的人工干预。如康定藏文化中已湮灭的赛马文化和锅庄文化主要原因之一是公路建设侵占原赛马古道、跑马山封山收费、城市建设挤占了原锅庄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等，即使想要重塑这两大文化，如何获取可利用的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也是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难题。

恢复、重建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是对已消失的民族文化拯救、发掘、恢复、重塑工作的必要前提，需要因地制宜地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具体规划，不能一刀切，其他地方的经验可借鉴，但不可照搬。如康定地处高山峡谷中，土地资源是本地最为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把已有的交通建设和城市建设推倒重来是不现实的，因此，可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和两大藏文化的自身特点进行恢复、重建。针对锅庄文化重建，应由政府统一规划，在康定北城区、康定新城（原康定驷马桥）、跑马山麓等地划拨土地重建康定锅庄，康定锅庄的重建应根据康定锅庄历史从原四十八康定锅庄中选择出规模较大且有影响力的进行建设，并与现代宾馆相结合，使其发挥锅庄的旅店功能，传承和发掘锅庄文化；而对跑马山文化的重建则应考虑在原赛马古道的基础上进行修复性建设，对已被公路侵占的赛马古道可以考虑以修建立交天桥的形式进行恢复，使现代公路和赛马道路各行其道，并对跑马山进行全方位开放，旅游公司的利润应以对景区管理的政府补贴和索道经营为主，而非封山收费，归还跑马山跑马文化和情歌文化重建必要的生态环境。

（三）多维一体，培养和重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队伍

文化是特定的人的活动而沉淀下来的历史印迹，离开了人的活动，即使过去已有的文化，也只能以历史遗迹的形式存留于世，谈不上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可见，队伍建设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物质载体，只有对文化深入了解、发掘、研究，并且参与其文化活动之中的专业人才队伍，文化才能得以传承并发扬光大。质则是指对文化熟悉、了解并可进行发掘、研究的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队伍应该是多维一体的，既有对少数民族文化深入研究的专家学者，也有对民族文化高度重视且深入了解政府工作人员，更有创造与继承这一文化的少数民族本身的民族群体，也有对少数民族文化充满兴趣的文化爱好者和参与者。这支队伍应是以庞大的少数民族文化创造者、继承者的特定少数民族群体为基础，以重视和了解该文化的政府官员、深入发掘和研究该文化的专家学者为引导，以对该文化充满兴趣的文化爱好者和参与者为补充的金字塔式的队伍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中人们对利益的追逐，以及交通日益便捷，人力资源呈现出前所未见的流动性和共享性特点，这也使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队伍人才不断流失，因而在补充、培养的基础重构少数民族文化传承队伍尤为必要，如康定藏文化内核的发掘性重构，因其流失时间较长，要还原这一文化的特色内核，首先要有一定数量和专业知识的专家学者对已遗失的文化进行研究性发掘，还原这一文化的真实历史文化内核，这是这一文化恢复重构的前提条件；其次，还要对本地政府工作人员对这一文化的思想重视度、文化内涵实质进行必要的培训，提高他们的认识，帮助其作出正确的文化重构决策，才能发挥其在文化重构中的政策导向作用；再次，对少数民族群体内年轻一代，除了鼓励其接受群体内部的口传身教对本民族文化的熟悉、掌握之外，还要对其进行必要的官方培训，让他们树立起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积极参与到本民族文化活动之中来，这是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最后，还应宣传引导外来群体参与到本土文化活动之中来，特别是外来游客的参与，既能提升民族文化的知名度，也能本地经济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这是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相结合的关键环节。

（四）参与式经营，促成少数民族文化价值共生的重要手段

参与本意是指人们参加到某项活动或事务之中，参与式的思想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管理的各个领域，基本精神在于让参加活动或事务的各方充分参与到活动或事务过程之中，既而达到充分调动参与各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目的，正如人们常说的“我参与，我快乐”。参与式经营就是让顾客广泛参与到经营活动之中来，从而激发顾客对产品的认识兴趣，以增强顾客对产品的接受度，这种经营方式在某些市场营销中被常常被使用，如陶瓷工艺品销售中，顾客常被邀请参与到产品制作过程中，让顾客体验到产品制作过程的乐趣，而顾客自己制作的产品由顾客购买；再如某些农家乐的经营过程中，顾客可以亲自下地采摘蔬菜，甚至可以亲自到厨房烹饪。这种顾客参与的经营方式广泛被社会接受，从某种程度上看，顾客的过程参与意义远远大于产品的本身价值。

少数民族文化的经济价值实现是通过向社会提供的有形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从而使民族文化的文化价值与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化产品与服务销售顾客大都是针对外来旅游者，而文化产品多以手工制品为主，这决定了在文化产品与服务经营过程中可以采用参与式的经营方式，让顾客参与到手工制品的制作过程或文化活动过程之中，丰富游客的活动，达到推广文化产品和增进外来旅游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认识了解的目的。如康定锅庄文化的推广不仅仅是修建几个锅庄让游客参观了事，如何发挥锅庄的客栈功能，让游客住到锅庄里，晚上开设一系列以锅庄文化为主题的篝火晚会等活动才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创新点；跑马山赛马文化推广也可把赛马活动常态化，在安全保证的前提下举办针对游客的赛马活动，马术表演等，并设置一定的奖品等，优胜的游客可以获得受益人奖励。通过参与式的经营让顾客真正参与到民族文化活动之中，激发顾客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浓厚兴趣，进而使之深入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真正内核，这样既可以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内容，也可达到宣传少数民族文化的目的，更可以少数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兴盛带动住宿、餐饮、服务等产业的繁荣，产生强大的地区经济效益，让本地居民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利益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内驱力，导向各文化主体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中，实现少数民族文化价值的共生和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第十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2］王一意.茶马古道上的康定锅庄［J］.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汉文综合版），2010（01）.

［3］林俊华.康定锅庄的历史与特征［J］.康定民族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10）.

［4］任新建，李韶东.“锅庄”词义探析［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09）.

责任编辑：唐 琼

G03 文献标志码：A

1008-6323（2017）04-0047-05

陈鹰，四川民族学院康巴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2017-06-26

教肓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项目编号：13YJA790005）；国家民委人文社科自筹项目 （项目编号：14SCZ010）；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16SA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