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在东方
——现今布尔迪厄研究的焦点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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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代法国社会学大师、最为著名的知识分子，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名声不仅享誉法国，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影响力。事实上，布尔迪厄本人亦积极致力于推动社会学家之间的国际性交流与合作。以1989年担任欧洲杂志《利贝尔》(Liber)主编为契机，布尔迪厄不仅重点介绍了一批最新研究书籍，同时还围绕移民、知识分子等问题刊载了不同国籍的社会学家的研究论文*Patrice Bonnewitz， Pierre Bourdieu·Vie·Oeuvre·Concepts，Ellipses Éditions Marketing S.A.，2002，p.14.，既推动了欧洲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与争鸣，又极大地宣扬了自身的社会学思想。

1992年，罗伊克·华康德(Loïc Wacquant)与布尔迪厄采取对话性的研究方式，出版了《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AnInvitationtoReflexiveSociolog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年)一书。该书成为理解布尔迪厄社会实践理论的必读之物，也推动了世界性的布尔迪厄研究。在此过程之中，布尔迪厄获得了诸多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199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颁发的尔文·戈夫曼奖(Erving Goffman Prize)；1997年，获得德国路德维希港颁发的布洛赫奖(Ernst-Bloch-Preis)；2000年，获得英国皇家学院颁发的代表了国际人类学界最高荣誉的赫胥黎奖章。这样一系列文化资本、象征资本的出现，切实地论证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研究的成功与前景之所在。

不过，本论文讨论的焦点不在于欧洲或者美国，而是在于东方，布尔迪厄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关注，积累起了什么样的象征资本？基于研究领域与考察视角的问题，在此，本论文将布尔迪厄的研究聚焦到日本与中国，由此来尝试探讨两国学者研究布尔迪厄之际的问题意识、基本视角、核心内容，从而梳理出一个“布尔迪厄在东方”的研究风景。

一、 布尔迪厄在日本

日本学者究竟在什么时候关注到了布尔迪厄，或许可以推究到1986年丸山茂提出的《家族的战略》(收录于《家族与法》研究报告)的研究报告与田原音和提出的《构造与实践之间——以皮埃尔·布尔迪厄为例》的研究论文；最早的译著则是今村仁司、港道隆共同翻译的《实践感》(三铃书房，1988年)，与此同时，还可以提到石井洋二郎翻译的《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1·2)》(藤原书店，1990年)、石崎晴己翻译的《结构与实践》(藤原书店，1991年)；作为独立的研究著作，则必须提到山本哲士的著作《布尔迪厄的世界》(三交社，1994年)。尤其是1993年布尔迪厄抵达日本访问，从事学术交流活动之后，围绕布尔迪厄的研究更是成为了一个潮流。

不过，日本学者的布尔迪厄研究，可谓是基本上沿着译介与研究的两条轨迹不断推进。就译介而言，我们可以提到日本东北大学教授田原音和教授的介绍性研究，作为第一个将布尔迪厄社会学介绍到日本的学者，田原教授在20世纪70年代即开始关注布尔迪厄，并逐步地展开了翻译与研究的活动。最为突出的，则是他与弟子一道编撰了“布尔迪厄图书馆”系列，不仅翻译了布尔迪厄的系列重要著作，还编撰了日本学者的布尔迪厄研究著作，引导日本学术界对于布尔迪厄社会学展开理论性的阐发与研究。

所谓“布尔迪厄图书馆”系列，是指日本藤原书店于1990年至2000年期间发行的，以田原音和为中心翻译编撰的布尔迪厄学术论著与日本学者的研究论著。这一系列的首刊包括了布尔迪厄的著作《社会学家的职业》、《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实践理论纲要》、《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实践感》、《言语意味着什么： 语言交换的经济》、《所述之言》；作为续刊，则出版了《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国家精英： 高等学院与群体精神》、《艺术的法则： 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人： 学术者》；到了第三部分，则是出版了加藤晴久编撰的《布尔迪厄》，田原音和著述的《科学的知识的社会学》，贝拉著述、中野知律翻译的《女儿的学校》，石井洋二郎著述的《差异与欲望》等系列研究著作。无论是译介的数量还是研究的质量，这一系列收录的皆是日本一流的研究学者的译著与研究，代表了日本的布尔迪厄研究的最高水准。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或者说步入21世纪之后，布尔迪厄的研究著作犹如不老的常青树一样，亦被大量地翻译为日文。尤其是围绕艺术、日常生活的一批著作，诸如《艺术之恋》、《关于电视》、《实践理性： 论行动的理论》、《政治上的介入(1961—2001)： 关于一种特定的政治介入方式： 文选》、《经济的社会结构》等一系列作品，就在这一时期以藤原书店为核心相继得以出版。就此而言，布尔迪厄的著述作为社会学的经典著作，或者说“新古典”而得到日本学术界的重视与阅读。

其次，日本的布尔迪厄研究正如译介之中所介绍的，研究与译介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译介者本身就是最为重要的且发挥出核心价值的研究者。不言而喻，作为最大的贡献者，田原音和教授的研究重点在于梳理西方社会学的历史轨迹，阐述布尔迪厄思想的关键之所在。在此，我们以新锐学者安田尚、宫岛乔的研究为例来展开阐述。安田尚经青木书店出版了专著《解读布尔迪厄社会学》(1998年)一书，副标题为“社会行为的真实性与主体性的复权”，重点阐述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方法与基本概念、结构与主体、实践的逻辑、统治的逻辑、阶级论，并进一步展开了布尔迪厄社会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讨，其根本在于阐述布尔迪厄作为社会科学的认识论究竟是如何形成、是否成功的问题。作为结论，安田提示了“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将科学性与伦理性的紧张关系包容在一起的统一性的学问”，并强调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是发现“社会的世界”的“真理”的学问。*安田尚： 《解读布尔迪厄社会学》，东京： 青木书店，1998年，第5—11页。

如果说安田的研究注重对布尔迪厄的文本解读，强调了这一社会学的科学本质的话，那么宫岛乔的研究，即《文化的再生产的社会学——布尔迪厄的理论的延展》(藤原书店，1994年)则是站在文化的再生产论的立场，阐述了布尔迪厄的理论在语言、对话、权力的关系，婚姻战略，文化资本、惯习的动态化，以及文化资本与异文化理解等诸方面是否具有适用度与延展性，并进而尝试树立了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与核心内容。换而言之，宫岛乔的研究一方面立足于阐述布尔迪厄的概念与思想，一方面则尝试站在一个“超越”布尔迪厄的立场，也就是宫岛自身梳理的“文化社会学”建构的立场来重新审视布尔迪厄社会学的现代价值。*宫岛乔： 《文化的再生产的社会学——布尔迪厄的理论的延展》，东京： 藤原书店，1994年，第9—10、308—309页。

日本学者研究布尔迪厄，应该说亦是与这一时期的日本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泡沫经济”崩溃，日本需要展开社会治理这一历史大背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正如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宣扬文化特质论，研究世界性的日本文化论亦需要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一样，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研究可以说满足了日本文化界乃至整个日本的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或者说在是否可以应对日本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之际，布尔迪厄成为了日本学者研究探讨的对象。因此，较之日本学者研究布尔迪厄的核心内容与基本方法，本人认为日本的布尔迪厄研究的特色，最为集中地体现在他们所持有的、将之视为理论或者“理性工具”的问题意识。

二、 布尔迪厄在中国

就布尔迪厄在中国这一主题而言，我们不得不提起第一个将布尔迪厄学术思想译介到中国来的学者夏孝川。20世纪70年代末，夏孝川翻译了美国学者，现为波士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的戴维·斯沃茨(David Swartz)著述的《皮埃尔·布迪厄： 社会不平等的文化传授》一书。斯沃茨在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求学期间，曾受教于布尔迪厄，极为佩服布尔迪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究行为，并对其提出的社会学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斯沃茨针对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思想的解读不是照搬复制，也不是纯粹批判，而是尝试进行反思批判的阅读，并曾坦言自己希望成为一个“有理解力的读者”，而非单纯的“信徒”。*戴维·斯沃茨： 《鸣谢》，《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页。不仅如此，斯沃茨还曾与布尔迪厄采取对话的形式，探讨过其著作的基本内容。斯沃茨后来著述了《文化与权力： 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一书，围绕布氏理论进行了综合性、批判性的考察，以文化与权力这两个关键性概念为中心，阐释了布尔迪厄的学术渊源及其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反映出了扎实的研究功底与强烈的问题意识。该书由陶东风于2006年翻译出版，成为研究布尔迪厄社会学思想的必读书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的著作和文章被介绍到了中国，中国学者亦对此进行了评议与理论演绎。不过，布尔迪厄真正地被重点关注，则是到了90年代之后。1994年，布尔迪厄《区隔： 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的导言刊载于同年第5期《国外社会学》杂志，译文是由英译本转译而来的。1995年，该刊第4期刊载了两篇外国学者的评论文章： 瑟伦伊的《超越文化资本： 迈向符号支配理论》与华康德的《解读布尔迪厄的“资本”概念》。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了中译文《批判的抵抗——福柯和布尔迪厄》，作者D.C.霍伊站在身体的视角，阐明了福柯和布尔迪厄的共同意识： 主体性的社会、历史构建，由此而强调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是对身体维度的认同，即人的实践行为以无意识的方式内置于身体之中。1996年，《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上刊登了萧俊明《布尔迪厄的实践理论与文化再生产理论》一文，全面性地介绍了布尔迪厄的以惯习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以教育掩盖不平等为核心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这一研究可谓是国内最早对布氏文化社会学理论进行细致解读的研究论文。

布尔迪厄学术思想的译介与研究的历史轨迹，事实上中国学者张意教授的研究著作《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朱国华教授的《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权力的文化逻辑》皆进行了整理性的概述与精辟的评价。在此不复赘述。不过由此，我们亦可以确认一点，自布尔迪厄的学术思想被引介到国内之后，中国的大多数学者皆着意于理解布氏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尤其是其独特的社会学术语“场域”、“资本”、“惯习”(或习性、生存心态)、“文化再生产”等一系列概念，同时也尝试翻译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探讨这一理论在国外的实际应用与理论延展。事实上，与之前日本的布尔迪厄研究相比而言，中国的问题最为突出的，应该说是体现在布氏著作的译介。如今我们可以阅读到《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自由交流》(与美国先锋艺术家汉斯·哈克的对话，桂裕芳译)、《区分： 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但是就布氏的核心著作、具有国际性典范意义的重要文本，即《文化生产场： 关于文艺与文学的论文》(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艺术之恋： 欧洲艺术博物馆及其观众》(l’Amourdel’Art：lesmuséesd’arteuropéensetleurpublic)、《一种普通的艺术： 摄影的社会运用》(unArtmoyen：Essaissurlesusagessociauxdelaphotographie)等一系列研究论著皆未见中译本出现，实为遗憾之大事。

在此，本论文谨以中国现今的布尔迪厄文化、文艺、美学思想的研究论著为对象来展开阐述，而不复赘述单一性的学术论文。首先，我们可以提到留学法国、获得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精通英、法、德、俄及印尼文的著名学者高宣扬教授。高宣扬教授曾参与布尔迪厄教授主持的“欧洲社会学研究中心”所组织的“巴黎郊区青少年的社会问题”社会调查研究工作(1989—2003年)，出版了《布尔迪厄》(台北扬智出版社)与《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两部专著来介绍布尔迪厄的学术思想，以布尔迪厄的文化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理论为核心，深入细致地阐明解析了布尔迪厄社会理论的主要线索、概念范畴、例如“文化再生产”、“生存心态”*高宣扬教授认为，将habitus翻译为“习惯”、“惯习”、“习气”乃是一个误译，因此将之翻译为“生存心态”，参考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年，作者自序第2页。顺便提一下，朱国华教授将之翻译为“习性”，具体参考朱国华： 《权力的文化逻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第164页。张意亦翻译为“习性”，具体参考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58—63页。、“场域”、“资本”、“语言象征性权力”等，及其对于“现代学校教育文化特权的再生产”、“权力正当化”、“生活风格”及“文化品味”等一系列当代社会问题的批判性研究。

高宣扬教授开创性的研究为中国的布尔迪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之后，我们则要提到现任职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朱国华教授。继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形成的专著《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修订版)、在博士后出站报告基础上著述的《权力的文化逻辑》(2004年)之后，通过发表《文学场的历史发生与文学现代性》、《颠倒的经济世界： 文学场的结构》、《大众媒介时代的文学权力》、《文学与符号权力——对中唐古文运动的另一种解读》等系列学术研究论文，朱国华教授奠定了自身研究布尔迪厄的扎实基础与系统研究框架。以《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一书为例，朱国华教授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出发，将这一历史性难题引向“文学合法性”问题的探讨，以文学与权力的关系为核心历史地考察文学的变化。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符号资本或话语权力、意识形态权力，权力是文学合法性的根本条件，是文学兴衰的根本原因；权力又是文学走向终结或失去合法性的结果，文学的地位表征能力下降，由“统摄一切的神的智慧”，降为“与统治阶级同谋的‘文以载道’”再降到“‘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自身”，文学被挤压到了权力的边缘，文学权力衰微，文学合法性流失。*周宪： 《序二》，朱国华： 《文学与权力——文学合法性的批判性考察》，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到了《权力的文化逻辑》一书，则是就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研究进一步加以推进，理清了布氏理论的思想脉络、基本概念及观点、方法论，并从知识分子场域、社会空间与社会阶级、教育社会学与语言理论、性别支配与符号暴力等多维角度来揭示隐藏在权力之中的文化逻辑。朱国华教授围绕布尔迪厄文本的扎实研读和诠释批判，为研究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的学者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也成为对这一领域怀有研究兴趣的人所不可回避的一位学者。

作为布尔迪厄的最新研究之一，我们可以提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意教授的研究。2005年，张意教授出版了专著《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围绕“文化与符号权力”的关系这一核心，通过追溯布尔迪厄纷繁复杂的理论建构轨迹，寻找其问题意识的逻辑起点和致思理路，剖析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探索在文化资本传承和再生产基础上的、被文化趣味所遮蔽了的资本等级和社会等级制关系以及文化资本与文化正当性的斗争关系，求证布尔迪厄坚持实践与反思的科学理性立场，最后阐释和反思布尔迪厄的“文学场(域)”概念。*张意： 《文化与符号权力——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导论》，目录。2010年，张意教授发表了学术论著《从“审美意识形态”视角看布迪厄的美学批评》，将研究的视角放置在了布尔迪厄的后期思想，也就是试图以布尔迪厄的“审美意识形态”为核心的美学批评理论为切入点，来尝试探讨布尔迪厄社会学视野下的文学与社会、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动态关系。*张意： 《从“审美意识形态”视角看布迪厄的美学批评》，《当代文坛》2010年第5期。

与大陆学者注重文本的诠释与理解不同，台湾学者的研究则更为趋向了地域化的应用这一层次。以台湾学者许嘉猷《布尔迪厄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及其在台湾之量化与质化研究》(台北： 唐山出版社，2011年)一书为例，该著作的突出之处在于系统阐明了布尔迪厄的艺术社会学理论，对之进行批判反思性解读，提出质疑，并且将其艺术社会学理论运用到以台湾民众的艺术品味与艺术惯习为对象的实地考察之中，以此验证其理论的合理性与普遍性。许嘉猷教授长期研究布尔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并致力于社会阶层化与社会流动的分析与研究，该书的研究就采用了实地考察和量化研究的方式，因而以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得出了具有理论性的社会学结论，即艺术场域的自主性在台湾尚未得以形成，揭示了迄今为止艺术美学经验在台湾的文化运作机制之中依然难以充分实现的根本现实。

概而言之，“布尔迪厄在中国”的研究业已持续了三十年的岁月，但是布尔迪厄研究亦呈现出一系列问题： 译介活动的冷淡、研究内容的集中化——尤其是作为时代热潮的文化研究、应用研究的缺失，从而造成了现今布尔迪厄研究的一个困境。其次，若研究视角在于以“惯习”与“审美趣味”为核心，来探讨布尔迪厄的文艺场域的问题，则会有另一番的研究景象。“惯习”这一概念的研究可以找到不少的先行研究，但是围绕“审美趣味”的研究，尤其是以中国文艺者为对象的适应性研究，可谓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厘清基本概念，提炼学术观念，找到切合契机的新研究才具有必要性，因而也具备了进一步深入延展的可能性。

面对这样的布尔迪厄研究，我们要尝试一种寻找缺失、弥补缺失的研究。就中国学者的研究而言，视角广泛，内容繁杂，深入到了文化场域和文化再生产运作机制、权力的视野、文化、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艺术社会学等一系列概念或者立场，但是，这样的一系列研究之中，基本上未就布尔迪厄的审美趣味与文艺场域理论做出系统完整的解读、分析、批判。此前的研究或是注重了文学场域，但却缺失了艺术场域；或是注重了艺术场域，但却未涉及文学场域。因此，新的研究可以尝试站在“文艺场域”这一概念的视角来展开阐述，力图弥补现今布尔迪厄研究的缺失。

其次，就中国现今的布尔迪厄研究而言，绝大多数的研究者注重了概念的解析，尤其是利用布尔迪厄自身的文本来诠释概念。这样一来，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涵盖的重要语汇之中，“场域”、“资本”、“实践”、“权力”、“文化再生产”常常被作为关键词、主导词被加以论述，且这样的阐述亦仿佛成为了一种“常识”。但是，如果研究的出发点，或者说核心概念聚焦于“惯习”(habitus)，并试图以此为核心来统摄其他的概念，进而诠释“审美趣味”这一布尔迪厄的后期的理论，那么将会是一种新的研究尝试。而且，只有回到布尔迪厄社会学的原点，通过探讨他究竟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概念，是如何提出的，具有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意图，由此才能再进一步深入到实践之中去加以探讨。事实上，以“惯习”为核心来研究布尔迪厄“审美趣味”的角度，来解读文艺场域几乎还未曾有过，本论文的研究缘起亦不只是满足于提出这样的“缺失”，同时也期望可以提示出一个新的视角与内容。

第三，与法国的社会学拓展，美国的对话性研究不同，日本的布尔迪厄研究注重于译介与自我诠释，中国则注重概念或者理论的阐释。就此而言，我们或许更需要一个实践应用的视角，也就是将布尔迪厄的理论研究与中国文艺“行动者”的思想探索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开拓出一条可以与法国的社会学拓展、美国的社会学对话相映照，或者“内部对话”的渠道，这样一来，也就不仅可以弥补我们的理论实践极度缺乏的问题，同时还能开拓出一条自我批评的道路，为我们的文艺批评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