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永平,满鑫垚
(山西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大石头,黑水沟,山多地少坡又陡,十年就有九不收。”“山里藤条当腰带,木头疙瘩当烟袋。石岩洞里把房盖,老头爬山比猴快。”上述民谣是对山西省昔阳县刀把口村自然生态的形象描述。20世纪40年代,这个位于太行山深处、昔阳县城东40公里、与河北赞皇县为邻的偏僻小山村,因“太行劳模”张老太“被发现”而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张老太,乳名太小,1920年,父亲张惠带着13岁的他从赞皇县逃荒到刀把口村,靠租种何姓地主土地为生。1928年,张老太与逃荒到刀把口村的河北省柏乡县中入村人郑小俊结为夫妻,两人婚后育有三男三女[1]131。1943年,刀把口全村只有36户,200多口人,但是来源构成复杂,号称是“三省五县十八村”的“难民窝”。在这样的移民村里,诞生了“太行劳模”张老太这个典型。
“树典型”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治理术。汉代以来的旌表制度,为典型的树立提供了历史依据[2]。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吸收历史传统与借鉴苏联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将“树典型”制度化、规范化。典型在村庄与国家之间扮演着重要的作用[3],只有将典型置于长时段的视野中,探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村庄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这种“制度化”运作方式背后的逻辑机制。基于此,本文采用“宏观历史与微观变迁”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以抗日根据地时期的正面典型翻转到“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反面典型”,既而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再翻转为“劳动英雄”的山西省昔阳县刀把口村张老太为考察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