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高心理资本对社区文化场域建设的负熵效应

何树德

（四川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居民高心理资本对社区文化场域建设的负熵效应

何树德

（四川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四川达州 635000）

构建良好的社区文化场域以解决目前社区日益严重的“原子化”问题。文章通过文献法，运用“场域-惯习”理论、中介变量理论和心理资本理论，分析并解读社区“原子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解决思路；明确社区居民的心理资本是社区“场域-惯习”联结形成的重要中介变量；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可以通过提高居民心理资本，打造社区心理文化场域，形成社区凝聚民心强的特色文化，进而促使社区整个场域产生负熵效应的策略实施。

文化场域；心理资本；中介变量；社区居民；负熵

快速城镇化给社区招来了众多异地居民，他们对新社区认同意识薄弱[1]，表现为“个人化”倾向明显，自我保护心理突出，“顾小家，损大家”行为时有发生。他们在社区缺乏归属感，既不主动认识和结交其他居民，又不参与社区组织开展的各项活动，甚至表现出“逆社会化”倾向，背离社区规范，损人利己，损公肥私。社区面对如此“众口难调”的局面，管理难度日益加剧，“原子化”现象日益凸显，迫切希望改革与创新管理体制和方式，凝聚居民人心，创建和谐、包容性强的社区文化场域。

有学者研究认为，实现居民成为某“社区人”的转变以激活社区治理内生动力尚需要一个实践过程，社区文化建设或许能够充当这一路径选择[1]。许多社区管理者也接受这样的观点，并赞同社区发展的核心在于社区文化和社区认同感的建立，但在具体实施中却总容易将社区文化建设简单化、表层化，要么脱离社区居民的自觉自愿参与，要么仅仅开展几次文化活动，进行几次文艺汇演而已[1]。《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将社区文化界定为：“通行于社区范围之内的特定的文化现象，包括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象征等。”[2]由此可见，社区文化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内涵丰富，涉及面广，形式灵活多样，且各具特色。根据“场域-惯习”理论，每一个社区的特色文化都会构成属于自己居民的文化场域，形塑着域内居民的惯习。异地居民因为其原居住地文化场域的差异，也就养成了不同的惯习，要让他们从原文化场域迁移到当前的文化场域，需要有一个适应过渡期，也需要某种令其接受并改变惯习的动力，因此强人所难的任何方式都只能导致他们产生反感、拒斥或者“逆社会”行为。

在社区文化建设与治理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社区文化建设本身的不适宜性、不全面性和乏力性，较少关注异地居民的接纳性、包容性、创新性和主动适应性，所以社区心理文化场域建设和治理就成为了学界研究的另一热点课题。一些学者认为，“场域-惯习”理论是解决社区“个人化”现状的方法论，要让异域居民形成当前社区所要求的惯习，就必须为他们创建转变心理倾向的文化场域。但是“文化场域-惯习”联结的形成又总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总需要“中介变量”的参与，如信息处理、联结强化、联结调控以及联结系统化等，所以根据20世纪末期的积极心理学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居民的心理资本或许就是这一过程最重要的“中介变量”。社区是居民的社区，其建设和管理不是几个社区干部就能做好的工作，要是所有居民都各自为政，任意损坏社区环境，那社区文化场域就会趋向“熵增”方向；要是每个居民都提高了自己的心理资本，都能积极乐观、正能量化地参与社区建设，那社区文化场域就会呈现“负熵”情形，整个社区就会逐步形成良性发展的场域体系，长此以往，在社区良好心理文化场域的孕育下，社区居民就能养成社区认同意识强烈的惯习。

一、“场域-惯习”理论与心理文化

“场域—惯习”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提出的，他发现：“人类的行为并不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大量的人类行为是类似自发的、没有经过思维的，但这些看似没有经过思维的行为常常是恰到好处的。”[3]对这些自发的行为布迪厄称为“惯习”。至于人的惯习的形成，布迪厄通过研究发现，人的惯习形成于环境，但这个环境具有其特殊性，这个具有特殊性的环境就是“场域”。场域与惯习之间相互联结，就像一个简洁的程式叙说着人的某些习惯化特性与生存环境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

场域是一个客观关系系统。整个社会可以看作一个大场域或大系统，里面包含许多小场域或子系统，如经济场域、政治场域、文化场域、权力场域等[4]。每个场域都有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大小场域之间具有系统的特点，既相对独立，又具有相关性、整体性和历史环境制约性。

场域是行为者争夺资本的阵地。每种场域都有一种特殊的资本，行为人对资本的追逐使得场域充满了竞争和意义，因为资本能为行为者带来某种利益。根据资本的属性，布迪厄把资本区分为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3]。其中，文化资本就是指“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社会方式”[3]。积极心理学者按照资本的类别又把资本分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人拥有的资本越多，在场域内获取的利益也就越多，所以场域内的行为者因为资本的差异而显示出程度不尽相同的优势，这些优势既可以转化为他们的发展动力，也可以引发场域内的不和谐问题。

惯习是“持久的可转移的禀性系统”。布迪厄指出：惯习“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者调整自己的结构。它是稳定持久的，但不是永远不变的”。[5](P192)行为者的各种关系均是一个动态系统，都在不断地发生着量变和质变。为适应场域要求和场域的发展变化，行为者在不断地改善各种关系，总结经验，丰富资本，争夺利益，这一过程就是将客观环境内化自身的过程，是行为者伴随资本增强渐进固化某些习惯性特点的过程。行为者的某些习性一旦形成，就会结构化地融入人格，成为人格的组成部分，继而影响其他惯习的形成。

场域形塑着惯习。惯习是属于个人的心智系统，是一种深层结构，它规定了一个人的分类认知图式，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和认知体系，是行动者所处的客观结构的内化。场域与惯习二者具有“知识的关系，或者认知建构的关系”[5](P172)。“一个有着性情倾向即惯习的人才能理解相应的的场域，并赋予那个场域以自己所理解的意义。”[3]

心理文化，就文化而言，又可称为“文化心理结构”、民族心态或国民性，是指人类悠久文化传统在民族心理上凝结为稳定持久的心理特征和精神状态，属于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6]。中国人的心理文化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尊崇诸子百家学说，尤其是儒家学说，注重和谐处事以及崇上、泥古的思维方式。这些心理文化至今都一直占据或影响着中国人的主体意识。心理文化，就心理而言，是指理解人心的方式，认识人心不仅是科学心理学的专职，也是宗教文学等的对象；理解人心不仅是西方心理学的专职，每个文化都有理解人心的途径；探索人心不仅是学术心理学的专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是心理学的探索[7]。由此看来，心理文化不仅蕴含着中国厚重的传统文化，也不断吸纳着发展变化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化；心理文化不仅反映了文化的时代性和发展性，而且还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的心理特点及其发展状况。心理文化对“文化”而言，还具有筛选性，在任何一个场域，凡是顺应行为者心理的发展，促进行为者心理成长，对所有行为者的心理具有聚合力的文化，都可以称为该场域的心理文化，否则，就是“逆心理文化”。不难看出，心理文化在文化场域和惯习形成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它框定着行为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决定着行为者争夺资本的动机，左右着场域建设和发展的趋势。每个心理文化场域都具有包容性、特殊性、聚合性、可塑性和排他性，不仅顺应于大场域中的文化规定，而且还兼容小场域内所有行为者的心理需求。同时，场域内的心理文化还具有统领功能和哺育功能，能为行为者提供健康、正能量性的资本，能培育行为者禀性优良的惯习，还能激发行为者建构起有序发展的负熵场域的动力，以使文化场域与行为者的资本和惯习之间构筑起一个螺旋上升的发展环。

二、中介变量理论与心理资本

“中介变量”是托尔曼在1932年提出的概念。托尔曼通过对华生等行为主义者的理论进行分析，辩证地否定了“刺激-反应”之间的简单“推知”关系，明确提出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尚存在一个“中介变量”，那就是“认知”。认知是情感和行为的中介，班杜拉认为认知是刺激和行为的中介[8](P242)。托尔曼强调行为的整体性，倡导对目的、期待、认知地图等中介变量的研究，认为这些中介变量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期待”指的是在达到目标之前的一种预先认知或对未来实践的预测，可以认为“期待”是行为前的准备状态，即一个人已有的知识、认知结构和非认知因素对将要发生的行为有重要影响[8](P241)。中介变量存在于有机体内部，具有三种类别，即需求系统，又称内驱力系统、信念价值动机和行为空间，前者属于需求变量，后两者属于认知变量。

心理资本是由Luthans等专家2004年提出的最新概念，他认为，心理资本是个体成长和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一种积极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在面对充满挑战性的工作时，有信心并能付出必要的努力来获得成功；对现在与未来的成功有积极的归因；对目标锲而不舍，为取得成功在必要时能调整实现目标的路径；当身处逆境和被问题困扰时，能持之以恒，迅速复原并超越，以取得成功[9](P1)。根据这一定义，Luthans教授确立了心理资本的4个维度，即希望、乐观、自我效能感和韧性。“希望”与一个人是否拥有明确、有效、操作性强且敢于克服困难去实现的目标有关；“乐观”与一个人对事件的解释风格与归因方式有关；“自我效能感”与一个人的成功体验有关；“韧性”与一个人的抗挫败能力和意志力有关。这4个维度又称4种状态类特征，均可以开发与测评。

心理资本分离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专指心理健康中的积极心理要素，所以它包含并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心理资本概念形成后，人力资本的概念就更为明确，它主要回答“你知道什么”的问题，社会资本就主要回答“你认识谁”的问题，而心理资本则关注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和“你在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心理资本也必须涉及人的知识、技能、专长及经验。正是由于心理资本在心理健康中的独立性和对其他资本的包容性，心理学帮助健康人更幸福、更多产，以及充分发挥健康人的潜能以实现工作效率最大化的两项功能才真正得以实现。Luthans等通过对422位中国员工的实证研究，探讨了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和坚韧性与工作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员工的心理资本及希望、乐观和坚韧性，都与他们的工作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心理资本与员工的绩效工资也有显著正相关[10]。白晶、张西超通过对国内某通信运营企业479名员工的问卷调查研究，探讨了员工的心理资本及其各维度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结果显示，员工的乐观、韧性及由自我效能、乐观、韧性、希望合并而成的整体心理资本对他们的身心健康均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潘清泉、周宗奎和陈桂兰的研究发现，贫困大学生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对心理健康水平均有正向的预测作用。张阔等对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显示，心理资本与自尊、情感平衡、内控性、心理冲突等反映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具有显著相关[11]。基于这些研究成果，Luthans等人才创建并完善了心理资本干预模型，编制出心理资本测评量表，提出更为有效开发人的心理资本，促进人的身心健康，提高人的工作业绩的系列策略。

根据中介变量和心理资本的概述，可以认为心理资本是认知变量，由于它包含并超越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所以，它在人的心理文化场域与惯习自动化反应程式的创建与强化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中介变量作用。的确，要是人的心理资本这一中介变量弱化或缺失，根据条件反射的消退原理，一些原本稳定的场域惯习联结也会逐步弱化，或许发生其他消退现象。因此，行为者的心理资本对心理文化场域的熵值减弱具有很强的制约作用。

三、提高居民心理资本改善社区心理文化场域的负熵策略

心理资本研究专家Luthans在2005年构建起心理资本干预模型，该模型的4个维度是从大量积极心理因素中，经过实证，遴选出来的。为使干预模型的操作性强，Luthans教授等还提出了具体可行的干预策略。根据这一模型，我们可以获得挖掘、提高、管理和利用社区居民心理资本的路径和策略，再根据熵论，我们可以为社区建构起一个充满希望，积极乐观，催人奋进，容错性强的心理文化场域，进而促使社区整个场域产生负熵效应。

（一）构建居民明确的目标体系，提高居民的希望度。希望是人的状态类心理资本，它与人的行为目标关系密切。为开发人的希望资本，Luthans教授等认为，可以采取让行为者确定合适的目标，制定实现目标的详尽方案和计划，以及让行为者克服障碍以完成计划等方式[12]。社区居民的目标体系一般包括事业目标、生活目标、休闲目标和参与社区建设目标。在事业目标方面，最起码的是工作目标，居民有工作就有明确的事业目标，那些未就业或下岗的居民一般工作目标都不明确，对这部分居民各级政府、社会各界人士应大力扶持他们，应通过就业政策倾斜或提供技能培训等方式让他们尽快就业，找到工作的努力目标。在生活上，居民也必须有目标，比如改善居住条件、美化自我形象、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等，有了明确的生活目标，居民就会自觉地规划生活，节支开源，健康身心，否则，就会今朝有酒今朝醉，把有限的工作收入用于赌博或一两次的奢侈浪费。休闲旅游已升级为今天社区的常议话题，广场舞、远近旅游、游戏娱乐等休闲方式遍及每个社区，已成为居民的休闲目标。居民只要根据自己的工作收入，兴趣爱好选择并积极参与社区开展的一些休闲活动，就能够活跃自己的生活，放松自己的心情，减小工作生活压力，释放青春活力。任何一个社区都在积极创建法治社区、学习型社区等，都在形成自己的建设特色，其中心理文化场域建设尤为明显，许多社区都在积极地创造性地发掘社区的传统文化，凝合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从形象到内容全方位打造社区文化品牌。毫无疑问，社区建设离不开居民的参与，但居民参与又决不能盲目跟风，而应在社区统一指挥和安排下各尽其能，各守其责，各行其是，所以每一个居民在参与社区心理文化场域建设中，也应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以及达成目标的实施方案和计划。

居民有了目标就有了希望，社区发展也就充满了希望，社区各项建设也就会沿着既定的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地逐步推进。虽然社区为居民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会导致社区场域增熵，但由于居民希望能量的输入，社区心理文化场域又会不断发生负熵效应，这样社区发展就会始终保持一种良性平衡。

（二）着力培育居民的乐观主义归因观，创建“悦纳型”社区。乐观是人的一种解释风格和归因取向，乐观主义者在为人处事时会把积极的事件归因于自身的、持久的和普遍的原因，而把消极事件归因于外部的、暂时的及与情境有关的原因[9](P82-83)。悲观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往往把积极事件归因于他人。乐观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人格特质，关于乐观品质的开发，可以通过促使行为者树立信心和积极期望来实现。在社区可以通过各种活动和方式，改善居民解释生活事件，对待消极事件的态度来培养他们的乐观资本。最重要的是在居民态度发生积极转变的过程中，要逐步培养起他们为人处事的乐观视角和思维模式，让他们在艰难危机面前，能泰然处之，在挫折失败发生时能毅然接受，在他人遭遇不幸时能乐于帮助，在与人发生冲突时能和颜悦色，主动退让。

社区在开发居民乐观状态特征时，可以采用多种群体性和个体性策略，比如团体心理辅导，让居民组成多个团体，相互点赞，让每个居民都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好的评价，多次开展这样的活动，居民便养成了“善于说好话”的惯习，这一特点会不知不觉地渗透到其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最终成为人格的重要部分。又比如对弱势个体、下岗职工、问题居民实施心理咨询和治疗，教授他们积极解释生活事件的技巧，挖掘他们已有的优点、优势或相对好的表现，培养他们的接纳素养。此外，还可以采用参加丧葬仪式、探讨遗憾人生问题、体验悲观者的痛苦等活动方式，让居民从负性情绪中改变认知，猎取良好情绪体验。

社区居民不乏悲观主义者，见一小事故就产生糟糕透顶、不可忍受、包罗一切或自我价值贬低等非理性思维，给其他居民造成一种焦虑或恐惧情绪，严重破坏社区场域的和谐平静气氛。要是所有居民都具有乐观的态度和人格特质，共同将社区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那社区就会呈现一种包容、悦纳每一个成员的幸福感浓烈的场域。

（三）增强居民的自我效能感，力争让他们人人出彩。自我效能感是人在完成特定任务时的信心，它来自行为者的成功体验与榜样学习[12]。人有了较强的自我效能感，就会不畏困难，适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自我给力地去完成那些挑战性工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社区下岗职工、贫困人员、留守人员、孤寡老残人员数量越来越多，加之异地人口数量逐年增加，这些“问题”居民最容易丧失自我效能感，失去生活的信心，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依赖政府，最容易不时发生破坏社区环境秩序的行为。因此，要让居民自觉提高能力，自愿维护社区秩序，自信能战胜场域变换的不适应性，就必须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

自我效能感与具体领域的熟练掌握和体验成功有很大关系。为居民开发自我效能感，不能只靠政策倾斜，授之以鱼，让他们养成等、靠、要的惯习，而是要相信他们的能力，挖掘他们的潜能，引导并鼓励他们人人有事干，人人干成事，人人体验成功，人人挑战困难，人人都能出彩，人人都是被学习的榜样。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居民都应有所作为，年轻的必须独立自主，自食其力；年老的也必须力所能及地做一些服务性工作；老弱病残的也必须通过一些健身健心活动分享到生活的乐趣。只有所有居民都信心十足地工作和生活，社区场域才会呈现出互帮互学、你追我赶、各行其是、各享其乐的生机勃勃的景象。

（四）丰富居民韧性资产，提升他们从困境和喜悦中恢复的复原力。韧性在心理资本中不仅包括从困境中，还包括从非常积极的挑战性事情中恢复过来的能力以及超越平凡的意志力。行为者在困境中要提高韧性，就必须增加自己的资源和规避风险，获得更多的鼓励和信心[12]。在社区居民要是有了很强的韧性资本，他们就会在失败时不颓废气馁，成功时不惊喜若狂，就能随时以一种积极追求的心态做好当前和未来的事情，就会以戒骄戒躁的心态去创造一个又一个成功。如此这样社区场域就会形成一种敢于失败，接纳失败，战胜失败，好事频出的正能量文化，居民们也便逐渐形成一种行事顽强的惯习。

影响人的韧性因素有三类，具体包括韧性资产、危害因素和价值观[9](P106)。韧性资产主要包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社区要创造学习型社区，大力普及科技知识，经常教授从业技能，积极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社会资本主要包括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两个方面，要提升居民的社会资本，就要创建和谐文明的社区文化场域，就必须切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彻底根除社区不和谐因素、不文明因素及不稳定因素，大力倡导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美德，长期开展“五好家庭”、道德模范居民评选、表扬和宣传活动，及时帮助有抑郁情绪、人际关系问题居民缓解障碍，打开封闭心房，积极愉悦地接受他人的微笑和善意。同时在居民遭遇超出自己能力的困难和灾害时，所有居民不但要主动援助他们，而且还要不断鼓励他们整合资本，不惧困苦，摆脱困境，要象培养他们的乐观品质一样，改善他们的价值观，让他们充分明白，努力的人最终一定会获得收益，只怕缺乏韧性，半途而废。

心理资本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大成果，由于对它的研究起步晚，所以一些概念和组成要素还有争论，还见仁见智，尚需一个更长时期的酌判、测评、实践和运用过程。当然Luthans教授的心理资本干预模型目前也并非十全十美，仍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所以提升人的心理资本水平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上述社区居民心理资本提高的策略还不全面，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不断深化与拓展，才能使社区更富有成效地开发和利用好居民的心理资本，建立健全负熵发展的社区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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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金荣]

C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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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438（2017）05-0017-05

2016-12-26

何树德（1967-），男，四川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西南交通大学四川省心理健康教育重点研究基地资助项目“社区贫困居民心理资本干预研究”（XLJKJY1611B）；四川文理学院科研创新团队建设计划资助（川文理〔2014〕1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