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族文学母题模式流变述论

摘 要：中国家族文学从社会形态、审美理想、文化反思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可以分为古代家族文学与现代家族文学两个分支类别和古代、现代、新时期三个创作阶段。古代家族文学以《金瓶梅》为标志，以《红楼梦》为高峰，对市民日常生活进行了社会性叙写。现代家族文学以启蒙为宗旨，将古代家族文学的史传传统延续为宏大叙事，将诗骚传统嬗变为民间表达方式，开启中国现代家族文学母题模式。新时期家族文学把创作的民间视野再作拓展，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宗法家族的演化历史及其家国关系、亲缘关系、阶级关系、民族关系等矛盾冲突，形成家族与国家、民族、心理欲望等诸多叙事母题，推动家族文学登临文学创作的新高度。

关键词：家族文学；母题模式；家国关系；文化视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1-0185-07

作者简介：赵德利，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陕西 宝鸡 721013）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和举世独异的家族生活方式。传统家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生活的共同体，具有生殖繁衍、生产消费和教育等社会功能。它既是一种封闭性的小农经济自我循环的功能体系，又是连接村落乡镇社会进行人际交往与价值交换的户籍单元，不同社会和时代都在家族生活中刻下深深的烙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

歌德说，母题是一种“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还会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1。基于传统家族生活及其精神品性而创作的家族文学作品，蕴藉民族文化传统，反映特定社会和时代的生活世相，对中国的家族制度、生活方式和家国关系进行了文化反思与审美批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独异审美文化品格的文学母题类型。由于社会形态、审美理想、文化反思和创作方法等诸多原因，古代和现代家族文学对家族生活文化的审美态度和书写方式有着明显的差异，又有割舍不断的承继关系，形成了古代家族文学与现代家族文学两个分支类别和古代、现代、新时期三个创作阶段。本文意在通过古今家族文学母题的流变，把脉家族文学的审美文化特质，揭示家族文学题材与主题之间内在的功能联系，归总家族文学在审美理想、文化批判与建构以及叙事模态等方面的母题特征。

一、古代家族文学：市民生活的社会性叙写

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歌为正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佳作浩如烟海，蔚为大观。古代诗歌重缘情言志，工对仗押韵，一统文坛千年之久。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断言：“从西周到宋，我们大半部文学史，实质上只是一部诗史。”1唐宋以降，商业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促发了叙事文学尤其是小说文体的发展与壮大。唐传奇、宋话本、明清小说作为小说发展的三个阶段，既是文学内在发展演化之必然，也是社会形态演变和经济发展所促生的审美文化现象。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与发展，有一条清晰可辨的轨迹，存在着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分”“合”互动的关系系统。宋元话本和明清章回小说的兴盛，是建立在民间口头创作基础之上的，这种民间创作，成为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一种“范式”。

中国素有“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它们对叙事文学的影响深远。在小说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史传”传统和“诗骚”传统被视为文学正宗的思想影响着作家的审美情趣，也间接左右着古典叙事的风格。陈平原在论及“史传”和“诗骚”对中国小说创作的影响时说：“‘史传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诗骚之影响于中国小说，则主要体现在突出作家的主观情绪，于叙事中着重言志抒情；‘擒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结构上引大量诗词入小说。”2无论将文学分为内容与形式，还是区别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史传”和“诗骚”基本涵盖主要文学要素。现实主义的社会反映论创作方法和写家喻国的史诗叙事结构象征，虽然是一个由古即今渐进形成的过程，但作为一种叙事母题模式，它的确是“史传”传统及宏大叙事的写照。而这其中，作家强烈的主观抒情意愿又隐含着《诗经》《离骚》的精神。侧重诗词情趣的“诗骚”传统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古代叙事文学中。古代家族文学叙事中经常伴随情节嵌入诗词的写法，其目的是增添风韵神采，追求诗意的境界。家族文学叙事的“诗骚”传统在近代文学中尚有一席之地，一俟五四现代文学叙事手法娴熟，擒词布景、嵌诗增韵的“做派”便渐离渐远，诗文互为一体的家族文学叙事模式影响不再。

古代家族文学始自明代，以《金瓶梅》为标志，以《红楼梦》为高峰。《金瓶梅》问世以前，中国文学并不乏写家族生活的诗文剧作。汉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是弃妇悲剧诗，魏晋的志怪小说（如《搜神记》）、唐传奇（如《霍小玉传》）中已经涉及夫妇、父子、母女家庭关系的内容。宋元话本和戏曲中更是直接记叙了家族生活、爱情婚姻的文学种类。但是它们多局限于家族男女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缺乏对家族制度和家国关系审视的审美层面，传统的文体在分类时称之为世情和人情文学类别。元杂剧《赵氏孤儿》将春秋时期历史事件改编成戏剧，创立了对立的双方虽在冲突中毁灭，然而正义终得以伸张的中国悲剧模式。该剧虽有家族生活背景，并突出血亲关系的文化认同，但总体上不以家族制度和家国关系为创作宗旨，故不宜列入家族文学（母题）类论。

《金瓶梅》的问世是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经验积累发展到明代中后期的产物。一个在传统农耕社会不起眼的中药商人，通过经营敛财，资本暴增，依凭金钱竟然横行社会，上下贯通，成为小说的主人公，令人不得不正视市民社会发展的现实。“当时多元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历史演义、侠义公案、神魔小说的风行，都刺激了家族小说的发展。”3于是，由《水浒传》“武松杀嫂”故事情节衍生的西门庆家族兴衰及其妻妾争斗，映照着明代社会风俗世相就成为家族文学标志性作品。《金瓶梅》看似单写西门庆一家日常琐事，其实通过西门庆行踪，以家族交际圈（包括家人、朋友、情人、商业、官场、僧道等）展现广阔的社會人生，故说因一人写及一县，因一家写及天下国家，作品具有“家族——社会”网络式叙事模式。鲁迅先生对《金瓶梅》的艺术手法有很高的评价：“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4尽管《金瓶梅》因过多的淫欲描写在历代都受到查禁，但是，作者所选择的市井家族题材，他所描绘的世俗社会中的饮食男女“情”“色”生活和首创的叙事结构，通过家族生活描摹世态人情和暴露社会黑暗的创作方法，奠定了其家族小说的文学地位，对后世家族文学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其后的《玉楼春》《肉蒲团》《林兰香》等诸多长篇作品均仿学追随《金瓶梅》，虽未得超越，却掀起一股家族世情创作的热潮。直至清代《红楼梦》再集社会发展与文学经验之大成，将荣宁二府的家族生活审美浓墨重彩地推向文坛高峰。

《红楼梦》以贾氏家族兴衰为结构框架，通过贾府上联朝廷贵族，下接贫民百姓的家族生活系统透视社会，反映特定时代的朝野生活世相，因而拓展出比《金瓶梅》更为广阔的生活审美空间。曹雪芹一改前人脱离现实的雕空凿影和稗官野史的怪异色彩，取材现实生活， 追求人物和生活场景描写的精细明晰、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红楼梦》无论是家国母题关系的喻写，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等人物形象的塑造，还是衣食住行、市井村野等生活文化的全景式描绘，或是以爱情串接家族盛衰为主线的叙述网状结构和诗化的个性化语言，都堪称古代家族文学之集大成者，登峰造极。它也为现代家族文学的艺术创造提供了摹写的范本，为文学审美反思家族、民族生活文化蹚开了一条路径。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具有“自叙传”的性质。作家对贾府的描述，蕴藉着对自己身世家事的追叙。家族两次被抄，自身科场失意，中年丧子， 作家亲身体验了宫廷斗争的残酷和人生的虚幻无情。《红楼梦》超绝的艺术修养，与曹雪芹种种人生经历和艺术修养密切相关。平心而论，身处“康乾盛世”的年代，把曹雪芹笔下的贾府的衰败简单地与清代王朝的没落联系评价或欠妥帖，赋予作家以穿越时代的洞察力和指点江山的“思想觉悟”，多少有些牵强。反倒是肯定作家把自己坎坷的生活经验和痛苦的生命体验，运用生活如史、史中有诗的“史传”传统和“诗骚”笔法描绘出来，创建以家族生活的盛衰喻示时代社会的变迁的家族文学母题较为妥帖。这种叙事模式作为一种母题原型从此开启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的叙事结构，成为现代作家以己经历对应家国审美象征的模板。至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包蕴的“下凡历劫”母题、“谪世”母题、“剖腹藏珠”母题等情节或意象性母题，也为后人研究红学留下言说不尽的艺术魅力。

总体来说，古代家族文学受制于社会时代因素的影响，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虽然使作家们已经注意到家与国、家事与社会时代的关系，但古代作家们的笔力所及仍偏重家族伦理层面，以家喻国的家国对位母题性思考仍然处于萌发状态。许多作家作品与时俱进，从思想认识的层面批判传统伦理对个性乃至人性的扼杀，具有审美的开创性和社会进步意义。它对后世家族文学的影响更多在于艺术本体方面，如题材的提炼与叙写，史诗性网状结构的创制，个性化的文学语言的运用，等等。较早研究古代家族文学叙事的王建科认为，以《金瓶梅》《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家族小说创立了中国式的家族叙事模式，“与简单的线形结构不同，家族叙事形成可放可收、收放自如的网状结构。向家庭之内，可以见微见细，详尽描叙与家庭相关的性爱、情爱、个人功名、家庭伦理以及妻妾爭斗等内容；向家庭之外，可以通过家人以及交际圈反映社会的风云变幻，世态百相”1。这是对古代家族小说叙事特点的中肯评价。

二、现代家族文学：民族启蒙的家国关系叙事

中国现代家族文学的百年创作历程，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可以分为现代和新时期两个时段。前期以文化批判为思想启蒙的路径，后期以民族文化重建为宗旨，在各自社会时代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对家族文化的文化批判和审美思考，创作出富有民族文化特征和人性思想高度的文学作品。

20世纪初，中国现代作家接受西方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影响，在中西文化比较的背景下，高举革命的启蒙主义的大旗，开创五四现代文学传统。现代家族文学顺应现代文学启蒙宗旨，本着对中国家族文化批判式重建的目的，继承古代家族文学叙事特长，明写家族生活，暗喻社会风云变幻，蕴藉着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开启中国现代家族文学叙事母题模式。面对新时代、新题材、新载体（白话文），作家们深入民间探寻民族启蒙的利器，对家国关系注入文化批判和文化重建的审美理想，对宗法家族文化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和否定，将古代家族文学的史传传统延续为宏大叙事，将诗骚传统嬗变为民间表达方式，较为灵活地运用有限作者视角形成贯通20世纪以来百年中国家族文学创作母题传统。

20世纪20年代前后，鲁迅的《狂人日记》《药》《风波》等小说作品最早选择家族生活题材，揭示民族传人文化心理病症，首开家族题材创作先河。20世纪30年代，巴金的《家》、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等长篇小说，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文学剧本，以宗法家族生活为题材，对新旧社会形态转型过程中的家族生活方式及其文化心理的矛盾冲突做了文化透视，对父权家长制度表达怀疑和批判，是现代家族文学的标志性作品。之后，老舍的《四世同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爱玲的《金锁记》、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作品，从文化批判与现代性启蒙的层面，对家族民族转型时的血亲矛盾关系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文化透视。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和欧阳山的《三家巷》是新中国成立后家族文学创作的红色经典作品，阶级斗争的视角和推翻剥削制度创造红色江山的主题，创立了家族文学新的母题样式。

巴金是现代家族文学家国同构母题模式的开拓者。他的《家》《春》《秋》《寒夜》等名著在现代家族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虽然作家说“激流三部曲”写的是“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观离合的故事”（巴金语），但是作品通过高老太爷渐失的家长权威地位、觉新扭曲的长子心理，以及觉慧投奔新文化运动等大家族走向衰败的叙事，暗示了现代社会宗法家族制度消亡的必然趋势和新生力量的孕生。尽管《家》的结构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红楼梦》的某些原型，但《家》所描绘的20世纪初期旧式家族的消亡，转型社会（家族）关系的复杂及其演化的艰难和新社会文化的孕育，却是《红楼梦》作者无法预见和描写的。曹雪芹毕竟生活在康乾盛世，虽然他的家世败落，其个人的家族体验却与中国宗法社会制度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且，《家》对传统家族文化的深刻反思与批判，及其对后世家族文学的深刻启示也是《金瓶梅》和《红楼梦》所不能比拟的。虽不能说没有《家》就没有《四世同堂》《三家巷》《古船》和《白鹿原》，但从《四世同堂》《古船》和《白鹿原》的结构内容中，我们的确可以梳理出家族文学的发展源流来。

现代家族文学创作相较于古代家族文学创作的一大进步，是作家自觉确立民间意识，赋予平民百姓以文学审美的主体本位。现代家族文学创作虽然是文人独立创作，启蒙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民间创作的基础，但是五四文化运动唤起了作家学者探寻民间文化宝藏的自觉意识。以周作人、钱玄同等人发起组成的北大歌谣研究会及其创办《歌谣》周刊，将文人雅士不屑一顾的民间经验、民间信仰和民间的讲唱方式搜集整理提炼为学科理论与方法， 成为高等教育的学研内容。著名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在回顾北大歌谣学会发起的搜集整理民间歌谣活动时说：“《歌谣》周刊一开始就宣布自己的目的有二，一是学术的（民俗学的），一是文艺的。关于文艺的目的，执笔者的说法是：从这些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判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这种工作不仅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 1北大歌谣学会所期望的民间文化发掘整理目的，今天看来无疑极具前瞻眼光。这种民间化倾向在当时至少表现出两种用途：一种是将政治理念民间化的同时， 批判民间百姓的愚昧、落后的劣根性， 试图改造国民性，创建现代民主、科学的国家。另一种则发掘长期被忽略的民间精神和生活方式，“以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视野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 并为腐朽、没落的上层文化、精英文化提供了另一种新鲜、具有活力的生活方式参照系”2。

如果说，五四以来在政治启蒙和学术精英中存在着这两种相对的民间化倾向的话，在文学创作中，也一直持有两种民间审美态度。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对家族民间生活作了冷峻的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其目的当然在于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因此对阿Q、祥林嫂、华老栓等愚昧、懦弱的民族性格，自欺欺人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做了细微入骨的分析和批判。正如鲁迅所说：“说到‘为什么 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豪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1相反，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民族主义作家们，以田园牧歌式的笔调，赞美传统信仰和人伦道德的高尚与洁净，表达对工业文明进化中的传统伦理衰退和人性沦丧的悲哀与惋惜，表现出诗骚传统的不绝影响。这两种民间化倾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的家族文学创作。

无论现代家族文学以何种态度面对民间生活文化，有一点确定不移，那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民间已经成为现代家族文学关注和书写的主要题材，民间文学的故事性和讲唱手法已经融入作家的审美观念和叙事方式，或隐或显地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除了五四启蒙文学为人生的书写态度，大量采录民间生活以透视批判民俗陋习外，土地改革文学为表达特定的革命斗争生活内容，亦采借民间方式抒发主流意识形态思想，文学作品充溢着启蒙的革命斗争的光芒。“左联”文艺更是用街头剧、秧歌、快板、说书等宣传抗日救亡，可谓一时间将民间叙事方式推到一种极致。

回溯中国家族文学的创作，作家们具有明确的创作目的，响应时代革命和启蒙救国的召唤，把审美批判的笔触探伸到城乡家族生活，以对嬗变中的宗法家族生活的批判表达革命和启蒙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家族文学创作超越古代家族文学的创作，具有作家创作的自觉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古代家族文学对新兴市民生活——城市时尚和消费文化的社会性叙写，具有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但却缺乏文学创作的自觉。社会责任、时代生活和审美指向的文学，正是中国现代家族文学与古代家族文学的一种分界。现代家族文学的创作大大拓展了题材范围和母题象征层面。许多出身农村的作家憧憬着城市文明孤身“出家”，他们在文学“还乡”时既因时代的审美理想观照旧时家族生活而使作品具有启蒙批判性，又因从小的生活体验及其对家族的眷恋之情，而使作品满含着土地的芳香和草根的气息，显示出俗民家族的乡土特性，因而大大丰富了家族母题的象征意蕴和复合母题类型。另外，古代作家习惯运用的以故事情节连贯叙述和结构，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讲述故事的方法，也在现代家族文学得到拓展和丰富。作家们借鉴西方小说叙事手法，较为灵活地采用有限视角，不仅以情节为中心叙事，更为看重人物性格的主导作用结构作品，使现代家族作品具有现代叙事特点和表达方式，从而更加丰富了文学塑造人物形象、表达审美思想的方法和手段。

当然，现代文学作家的身份是从宗法家族生活培育下转换出来的，在对家族生活进行理想式启蒙书写的时候，他们也受到自身生活传统的影响，作品带有明显的自传体色彩，它们多少羁绊与影响着作品的思想批判力度和审美超越的境界。巴金的《家》中的觉新和觉慧，分明是作家大哥和自己的身影，小说对高公馆及其周边环境的描写，就是以巴金故宅为蓝本。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多多少少都隐现作者的影子。身陷其中的写作，让人既看到作家们师从曹雪芹创作的自序传式的写作模式，作品叙事具有明显的《红楼梦》结构模式，又反映出囿于自身经验的限制所表现出的文化反思向度和审美批判力度的不足。而在现代家族文学基础上发展的新时期家族文学，无论在审美态度还是创作方法等方面都有了深度和广度的提升。

三、新时期家族文学：民族文化重建母题的抒写

新时期文学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继承五四文学传统，比照西方文化回归民间视野，发掘梳理民族文化的根系支脉，着力构建本土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品格。伴随着寻根文学、新潮文学、新写实文学和底层文学创作思潮而创作的家族文学，作家们把创作的民间视野再做拓展，对都市时尚、城镇市井、农乡传统等家族生活进行全景式扫描和展示，为重建民族文化进行多元母题抒写。《古船》《白鹿原》《尘埃落定》《大宅门》《闯关东》等优秀作品深刻而广泛地思考家族生活理想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异向同构性，独具民族文学的社会性、民族性和审美意义，对中国文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宗法家族大一统的居家模式逐渐化小，家族所具有的生产、消费和教育体制性功能大大衰弱。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社会化虽然无情地取代了家族原有的社会地位及其功能，但是，数千年家族制度早已沉积为无意识心理，成为民族子孙挥之不去的心理原型，影响着民族文化重建的走向。工业化社会化程度越高，家族的实际功能衰退就越大，而家族作为传统文化的象征意义就越突出，人们对家族的思念和渴望就越具有“回归”的意味。因此，继20世纪初期现代家族文学对宗法家族文化进行审美批判之后，20世纪末期新时期家族文学进行的家族文化-民族文化重建的母题抒写，就越具“回家”“团圆”的象征性和文学审美的意义。

民族文化重建是古代家族文学没有想象和现代家族文学期望构建的母题。新时期家族文学得以在特定历史生活实践中，踏着社会变革的步伐，赶着文学的潮头追寻伟大的中国梦想，挥笔抒写自己最熟悉的家国关系母题作品。张炜的《古船》《家族》、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苏童的《罂粟之家》《米》、陈忠实的《白鹿原》、李锐的《旧址》、莫言的《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赵枚的《我们家族的女人》、格非的《敌人》、叶广芩的《采桑子》、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天香》等作品，以纵贯世纪的民族文化反思心态和世界性人类性的视野，将家族的叙事由乡土拓展到城镇、皇宫等各个层面，把家族文学的母题从线性的历史认识拓伸到心理欲望原型。作家们跨越现代家族文学创作阶段狭隘的阶级斗争观念，不再以阶段性革命斗争的得失而偏于全面批判否定传统家族文化，而是注重反思中西文化交融中的家族走向和民间方式的重炼，思谋重建民族文化的新伦理，重塑家族新形象，推動家族文学登临文学史的新高度。

新時期家族文学全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宗法家族的演化历史与家国关系、亲缘关系、阶级关系和民族关系等矛盾冲突，形成家族——国家关系、宗族——民族命运、家族——阶级斗争、生产队——村镇宗族、家族历史——心理欲望等诸多母题模式，展示了中国文学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手法的嬗变与创新，表现出作家日益增强的体验想象能力和掌控审美文化空间的能力，极具史论价值和审美价值。

新时期的家族文学母题模式，从作家对历史的认知、审美态度和叙事手法可以划分为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和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它们虽然都以近代以来社会转型中的家族生活为审美对象，却表现出明显不同的历史叙事态度，创作出新时期家族文学多元叙事母题的作品。

家族文学现实主义史诗建构型。中国素有重历史传记讲思想深度的“史传”、“诗骚”人文传统。近代以来，家族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参与者，以其艰难蜕变见证了中国社会形态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从宗法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承载了中国社会从近代衰败到现代转型和新时期改革富强的全部内涵。正因此，家族生活文化才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最具社会历史和审美文化价值的题材和母题类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继承“史传”传统的作家们，在挣脱了阶级斗争狭隘意识束缚之后，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历史纪传的眼光重新审视社会转型的历史，在叙写家族破败和重建的史诗结构中，暗喻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生命活力，抒发民族梦实现的百年畅想。《古船》《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家族》《尘埃落定》等史诗性优秀长篇小说，既是对《家》《四世同堂》《京华烟云》家国关系叙事的审美承继，又是新的历史时期作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和艺术手法的拓展。张炜、霍达、陈忠实、阿来们不仅站在比巴金、老舍、林语堂等人更切近当代的中国梦的文化高度，全面剖视转型社会中传统家族“最后”的文化心理遗存，批判地建构民族梦想的历史，而且把家国同构关系借助民间视角和象征、魔幻等手法蕴藉到史诗结构中去，使现实主义叙事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

家族文学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现代叙述学认为，叙事并非文学的形式，而是文学的本体和内容。因为，“归根结底，文学观念的变迁表现为文体的变迁。文学创作的探索表现为文体的革新……，这本身就包含着审美的愉悦与思辨的超思辨的、经验的超经验的快乐”1。所以说，叙事最能体现作家的艺术个性和把控生活事件的构造才能。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先锋派作家把家族历史的历时过程转换为共时的空间状态，通过改变人主宰世界的传统认识论观念，体验人被世界反控的哲理认知。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罂粟之家》《1934年的逃亡》《米》《妻妾成群》，格非的《敌人》，叶兆言的《半边营》《枣树的故事》，余华的《活着》《呼喊与细雨》等优秀先锋文学作品，在审美空间上链接曹禺的《雷雨》《北京人》等现代家族文学心理欲望母题，打破故事的时间性， 抑制情节的连贯性，强化叙事的内在体验，把故事的过去与现在处理为空间上发生着的当下感受。使家族颓败的历史故事仿佛成为正在发生的鲜活事件，让人产生似真非幻的心理感受，从而达到反思和解构民族文化历史的审美目的。家族文学先锋主义历史解构型的叙事手法和哲理认知，对后新时期文学创作在题材和叙述手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家族文学创作进入21世纪以后明显沉寂，鲜有像《白鹿原》、《尘埃落定》那样引起广泛关注的大作问世，大有“最后家族”封笔停滞之势。但是，就在家族文学创作搁置的同时，家族题材影视剧创作却续写成潮，佳作不断。2000年以来，《大宅门》《乔家大院》《橘子红了》《闯关东》《爱情悠悠药草香》《勇敢的心》等家族题材电视连续剧相继播出，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这些电视剧以大家族兴衰变迁作为叙事线索，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历史背景下，通过个人追求、家族命运和民族矛盾相纠葛的叙事镜像，讲述宗法制度下大家族的恩怨情愁、爱恨纠葛的悲喜故事，揭示中国家族的历史际遇与社会的发展走向。优秀家族题材电视剧的收视率和影响力说明了家族文学依然具有很强的审美生命力。从社会大众阅读期待和影视剧创作的社会审美效应上说，家族文学依然具有广阔的创作和接受的读者基础。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建设中，亦即家族迁移、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中，作家们通过对新型社会、新型家族生活的认知，重新抒写家国关系母题，再铸家族文学辉煌。

（责任编辑：李亦婷）

On the Motif Evolution of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Zhao Deli

Abstract： In terms of social form， aesthetic ideal， cultural reelection and writing method， the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subtypes： ancient family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undergoes three stages， namely， the ancient period， the modern period and New Period. Represented by The Golden Lotus and A Dream of the Red Mansions， ancient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describes everyday life of city residents. Aiming at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modern Chinese family changes the ancient tradition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into grand narratives， changes the tradition of The Book of Poetry and Li Sao into folk expression， and starts the motif mode of modern Chinese family literature. Family literature in the New Period further expands the folk horizon， comprehensively represents evolution history of patriarchal family since 1840， explores themes such as family-state relation， kinship， class relation and ethnical relations， and forms various narrative motifs like family versus state/nation/psychological desires， which help family literature to reach a new height.

Kewwords： Family Literature； Motif Modes； Family-state Relationship； Cultural Horiz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