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系统：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基于本科高校转型的视角

薛 飞 湖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高等教育系统：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基于本科高校转型的视角

薛 飞 湖

(西华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9)

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以来，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开放化的社会系统下高等教育呈现与社会经济松散耦合特征，以应用情境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2迫切呼唤应用逻辑的回归。传统学科逻辑宰制下，应用逻辑的合法地位受到排斥和阻挠。基于大学组织的资源依赖属性，本科高校转型须规避学术漂移倾向和合法性危机，形塑高等教育系统的网络布局，推进高等教育哲学观的现代转向，通过顶层设计和自主变革相结合，促进应用逻辑的制度化，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本科高校；转型；学科逻辑；应用逻辑

自20世纪末高校合并潮与大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井喷式发展，高校规模不断扩大，从高等教育弱国迈进高等教育大国。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截至2015年，我国普通高校(包括本科与专科)数量达到2560所，与2000年的1041所相比，增加了约1.46倍。其中2014年地方本科高校672所，职业技术院校1186所，专科院校1327所，普通本科、专科生在校学生数达到2547.7万人[1]。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首要职能，当人才规格与数量无法契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时候，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与部分企业用工荒的两难局面就出现了，“史上最难毕业季”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质量是生命线，鉴于我国传统办学模式无法提供有效且充分的市场所需人力资源，高等教育系统变革议题被推上日程。为切实解决高等教育结构性失调、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严重背离问题，2014年5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本科高校转型帷幕自此拉开。

毋庸置疑，以结构调整来提高质量的决策是打破高校同质化僵局、提供优质人力资源、促进高等教育与职业有效对接的理性选择。但也存在一些隐患，表面上看，通过行政指令和制度安排将高等教育系统划分为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种类型，似乎能实现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化。然而长期以来，由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大学组织的资源依赖属性使得大学对政府存在着很大的依附性，行政管控和项目指令的“顶层设计”可能导致作为具体行动实施主体——高校——的投机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同时，我国大学深受学科逻辑的宰制，应用逻辑的偏见不会随着某项政策指令的颁布而立即消失，学科逻辑的神话成为应用逻辑元素嵌入制度体系的“绊脚石”。基于高等教育哲学和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关系的视角，为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提供了切入点。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关系分析

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与外部环境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高等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人才，通过人力资源供给和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满足社会需求；其二，是社会经济为高等教育提供生存发展所必需的物质资源，以资源分配与职业要求施以制约或影响作用。系统耦合理论，对分析我国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关系有很好的借鉴作用。“耦合关系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2]根据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关联紧密程度不同，可以将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耦合系统分为“紧密耦合、非耦合和松散耦合”[3]。“紧密耦合是指总系统的表现覆盖了各子系统的特征，非耦合是指各子系统的特征未体现总系统的特征，松散耦合是指总系统的表现和各子系统的特征同时存在，总系统的表现没有因为功能分散于各子系统而失去核心控制。”[4]从整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系统的耦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计划经济时代的紧密耦合、改革开放初期的非耦合、社会转型期的松散耦合”[3]。与此相应的是，高等教育组织观念由应用逻辑主导转向学科逻辑支配，最后走向二者同构共生的演变。从本质上看，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耦合关系的转变历程就是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间博弈、冲突、对立乃至包容的过程。

(一)计划经济时期：紧密耦合与应用逻辑主导

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时苏联的影响。在国内经济百废待兴和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以苏为师成为各领域尤其是经济与教育领域的指导方针。在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下，采取合并、接收等措施将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进行统一安排和集中部署。随后通过一系列大规模院校调整与合并，对旧时代高等教育规模、区域分布进行彻底改造。自此，高等教育完全由国家掌管，“国家视角”成为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发展与变革的主导因素。在当时，确立了高等教育为国家经济社会服务的总体办学思想，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专业型人才，专才思想深入人心。在应用逻辑主导下，“中国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的5万增加到1966年的250万,极大缓解和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5]。此次院校调整与合并中，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与调整是与区域工业化发展状况相一致的，遵循的是紧密耦合的高等教育-政经关联逻辑，高等教育失去自主性而完全融入社会政治经济体系中。从总体上看，院校调整是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实现高等教育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必然选择，是与有计划的工业化发展战略相契合的。此后，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融为一体。高等教育体系中，工科比重大大提升，专业性人才尤其是工程技术类专才成为理想的人才培养目标，形塑了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下的应用型高等教育价值诉求。在国家意志和应用逻辑主导下，虽然高等教育区域分布不均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专业型人才培养模式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专业和优质的人力资源，但迅速展开的院校调整不可避免地降低了高等教育质量，紧密耦合的高等教育-政经关联忽视了高等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剥夺了高等教育的自主权，应用逻辑主导造成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与异化。从本质上看，应用逻辑崇拜是紧密耦合的高等教育-政经关联背景下高等教育适应论与政治论的产物。

(二)改革开放初期：非耦合与学科逻辑支配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使得市场因素开始注入社会经济等领域中。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总体战略下，高等教育系统开始新一轮重大变革。计划体制下单一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经济产业发展对各类型人才的需要，专业化人才面临着知识结构狭窄的困境，分类过细的专业技术知识无法适应市场复杂的问题情境。因此，此次院校调整运动通过大学合并与升格运动重新规划高等教育结构与办学目标。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对外开放和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的影响，英美通识教育与精英情结得到广泛传播，“高等教育全面‘去职业化’，以学科建设为核心的高校办学理念成为时尚”[3]。在政府与高校博弈过程中，政府开始摒弃计划模式下的单位制而采取项目制，通过一系列工程项目和资源分配的激励约束机制，引导众多高校尤其是新建院校朝着研究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的办学路径发展。在高校排名和资源利益的驱使下，形成各高校争相升格和高等教育系统趋同的格局。自此，学科逻辑取代应用逻辑，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相分离，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任务主要落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学科逻辑支配下的市场情境中，高等教育呈现非耦合的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关系，职业教育体系仅占据极小的比重。从本质上看，职业教育体系乃至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式微情境是学科逻辑宰制下应用逻辑受挤压与排斥的结果，通过一系列规则、观念与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塑学科模式下内部学术取向的路径依赖。

(三)产业转型时期：松散耦合与同构共生

从一定程度而言，应用逻辑与学科逻辑的博弈、冲突乃至二元对立本质上都是一种“相对线性的‘简化逻辑’”[6]，二者的割裂容易导致对新式复杂问题的适应性较差，当复杂问题情境出现时，二者都显得难以为继。随着后工业化、信息化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传统发展理念为科学、绿色、和谐的可持续发展观所取代，以工农为重的发展战略随着第三产业的兴起而逐渐式微。面对新型工业化和第三产业对人才更高层次需求的挑战，为拯救长期处于市场产业链供给底端的弱势地位，现代新型职业教育体系亟待建立，不仅强调更广泛的综合素质，更注重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受内部理性追求和外部社会力量两种因素所主导，外部力量过度干预不仅违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导致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间内在冲突。当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产业转型的外部政治经济环境对既有高等教育系统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出抗议时，高等教育系统也相应地面临从趋同到多元的转型与变革。国际经验表明，高等教育系统的多元与分化是其生命与活力之所在，一方面能实现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职能，满足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也是符合高等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

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外部权力的强加干预必然会诱致高等教育内外部危机，既使得高等教育系统成为外部权力的附属而丧失理性追求与内在秉性，又不能实现其服务社会经济的最大效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减少政府干预以更大地发挥市场作用。从深层次而言，政府通过放权赋予大学更大的自主权与对大学施加社会责任和国家监督相结合的状态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理想状态，其中蕴含着总体上的平衡与松散耦合特性。松散耦合的高等教育-社会经济观充分认识到现代社会经济与人才培养的内在关联，也遵循复杂高等教育系统发展与变革的内在规律。与之相应，任何单一模式主导下的学科逻辑或应用逻辑都容易诱发一系列内外部危机，绝对的内部学术倾向和外部应用倾向似乎更容易导致始料未及的问题。在本科高校转型的政策环境下，摒弃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二元对立，促进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是消除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紧张关系的有效途径，也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二、本科高校转型面临的困局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冲突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认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7]13。从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都是以满足各自所属的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的需要来获得各自的合法地位的”[7]3。早期的大学处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强调以学科为中心的认识范式，主张为知识而知识的价值自由，甚至无视价值影响，因此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随着科技革命和技术革新扣开大学紧闭的大门，大学处于社会的轴心地位从而承担着引领社会发展的重大使命，这个时期对高深学问的价值判断倾向于实用主义甚至工具主义，因此是以政治论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分别反映了高等教育发展的两种不同哲学观。在知识生产模式2背景下，科学与社会角色彼此孤立的模式难以适应社会科学化时代的变迁，应用情境对知识生产应用逻辑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高深知识作为高等教育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学科逻辑。因此，高等教育哲学观的冲突致使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被视为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存在。复杂系统理论反对二元结构的线性简单思维，认为在开放、复杂的系统中子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环环相扣、彼此缠绕，立足于层层相属的网络结构，对事物运动、发展的内在机理作出超越二元线性结构的立体理解。然而高等教育哲学观的二分法已不适应复杂、开放的高等教育系统，在多元、互动的系统情境下，直线性的单一偏向必然导致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内在紧张，松散耦合观无疑是调适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冲突、实现二者良性互动的方法策略。

(二)学术漂移及合法性困局

英国多科技术学院创立与我国本科高校转型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二者都处于特殊的社会转型时期，分析英国多科技术学院学术漂移及合法性困局成因，对我国本科高校转型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从整体来看，20世纪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经历了从一元制到二元制再到一元制的循环转变。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高等教育仍以传统的精英教育为主，“每万人口中英国也只有20个大学生，而荷兰有32个大学生，法国有44个，美国有56个，几乎是英国的三倍”[8]41。1956年2月，《技术教育白皮书》的颁布，拉开了技术教育的序幕，为弥补英国科技人才和应用人才的缺失，政府意识到要培养更多科学家和工程师，以保持英国的国际地位。同年，英国《教育部305号通讯》发布，旨在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更多适龄儿童提供入学机会。为适应市场对劳动力日益多元化的需求，缓解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紧张和冲突，1966年《关于多科技术学院和其他学院的计划》颁布，正式确立二元制政策，开始创建与大学相互独立、平等互补的多科技术学院。二元制实质上是政府为调和精英型与大众型矛盾而作出的决策，受传统学术至上和绅士精英思想影响，政府担心建立更多新大学、开设职业性和应用性课程会造成高等教育学术水平和质量的下降。“二元制的设立，维护了一种精英型的高等教育体制——这种体制以大学保持统一的向水平标准为特征，缓解了政府经费困难。”[9]98然而二元制的实施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在传统学科逻辑和精英思想的现实背景下，多科技术学院不但没有形成预期的转向，反而为获取合法地位和公众认可而逐渐向传统大学管理模式靠拢，进而产生学术漂移。在学科逻辑宰制下，作为新兴组织的多科技术学院，一方面难以从政府和社会获得充分的资源支持，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很难为公众接受，学生入学热情不高，毕业生就业不受劳动力市场欢迎。“新的组织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与政策环境，如果没有外部如政府或其他社会力量的强力扶持或者说至少给予与传统大学相均衡的支持，非大学机构面对太多的不确定性，往往更倾向于参照先来者的成功经验以规避风险。”[10]从本质上看，在公众刻板印象和定向思维影响下，学术漂移受到学科逻辑合法性垄断机制与资源依赖属性的双重作用。“所谓‘合法性’，并不是一种可以用来占用或者交换的商品，而更多体现为与文化结盟、规范支撑以及与相关规则和法律保持一致性的条件，是使社会行为在某些被社会建构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系统中表现为满意、合适或恰当的系统普遍化的知觉和预设，也是由组织内部成员的行动与外部合法性行为之间不断复制和重建的产物。”[11]在特定信仰和规则秩序下，学科逻辑为大学组织提供文化支撑和发展前景，通过生产与再生产，不断构建自身的合法性。

与英国相类似，我国向应用技术型大学转变须考虑学术漂移倾向。在本科高校转型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在相关政策法令颁布后随即出现各高校转型的成功实施，甚至可能导致投机主义、形式主义倾向，国家视角下的理想设计在制度性利益驱使下有可能收效甚微。我国高等教育学科逻辑神话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系列国家视角下项目制的实施。1995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原国家计委、原国家教委和财政部联合下发《“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9年，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985工程”正式启动，建设若干所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项目制是国家通过资源分配和政策引导而进行高等教育场域管理的组织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行动方式和管理机制的延续，政府行政权力是项目制的重要推手。在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游戏规则下，各高校朝着研究性大学和综合性大学而努力，在相应资源激励机制下，各高校院系、教师为申报课题、争取项目而展开博弈。项目制的实施推进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却造成了学科重复建设和高校趋同困局，并塑造了一种异化的学科逻辑，学术缺乏内在逻辑和应有特色。通过政策指令，引导部分本科高校转型的构想，本质上是以行政管控的方式塑造应用逻辑的合法性地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系统长期受到学科逻辑的合法性宰制，形塑相应一系列规则、观念与秩序的路径依赖效应，一方面，在项目制的资源分配机制下，作为新生力量的应用逻辑很难取得与既有大学的同等地位，在诱致性利益驱使下，可能产生与英国多科技术学院相似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尚未形成，学生和家长对应用型大学的热情普遍不高，而用人单位的名校情结也倾向于985、211名校学生，应用逻辑的合法地位不受认可。因此，规避学术漂移倾向，须在遵循高等教育发展内在规律的前提条件下，正确运用顶层设计的优势，发挥统筹规划的最大效用。

三、从趋同到多元：高等教育系统的网络布局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在研究文化变迁时指出，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现在文化的各个部分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变迁”[12]107。“当物质条件变迁时，适应文化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适应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变迁并不是同步的。存在着滞后。”[12]108物质文化变迁总是先于非物质适应文化的变迁，这种情况下，物质条件变迁是自变量，非物质文化是因变量。当旧有的非物质文化与社会物质条件变迁不能实现有效的适应与协调时，文化滞后也就产生了。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产业结构调整，高等教育的文化滞后是作为非物质文化的学科逻辑与社会产业结构变迁速度不一致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旧的适应文化并非与新的条件完全不能协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是协调的。但问题在于，旧的适应文化与旧的物质条件更和谐，新的适应文化更适应新的物质条件”[12]112。本科高校转型是对学科逻辑文化滞后的打破和新的应用逻辑适应文化的兴起，然而旧的学科逻辑文化本质上是大学组织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符合高等教育系统的内在秉性而不得不保留下来。因此，本科高校转型不仅在于学科逻辑文化滞后的打破，更在于旧的学科逻辑文化的调适。在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结构调整与变革过程中，为切实处理好“因‘身份歧视’与‘学科逻辑’崇拜而衍生的大学趋同化困局与失范现象”[13]，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提供外部动力的同时，还需要与自下而上的内部自主变革相结合，塑造内外合力。

复杂、开放、联系是现代社会系统变迁的总体趋势所在，大学也不例外。克拉克·克尔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巨型大学是一个不一致的机构。它并不是一个群体，而是若干个群体……一个群体，像中世纪的师生群体那样，应当具有共同的利益；在巨型大学里面，他们却相当不同，甚至争斗。一个群体应当有一个灵魂，一个单一的有活力的宗旨；而巨型大学则有若干个灵魂”[14]10-11。在本科高校转型过程中，须摒弃单一线性思维，构建高等教育系统的网络布局。其一，是在宏观层面树立高等教育与社会系统协同共进的发展意识，形塑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松散耦合关系；其二，是在微观层面构建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形成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立体交叉的网络格局。本科高校转型是我国高等教育系统从趋同走向多元的重大决策，涉及多方面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行动。根据伯顿克拉克对高等教育系统权力的划分，“国家、市场和学术权威呈三角形的协调模式”[15]159，在高等教育系统现代化治理中，自上而下的纵向治理可能带来权力垄断的合法性危机，横向协同治理是动态性、复杂性、多样性行动层次的应然选择。总之，亟待通过高等教育哲学观的现代转向，重构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包容平衡关系，形塑松散耦合的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关联，构建多元立交的高等教育系统网络布局，实现学科逻辑与应用逻辑的同构共生。

(一)高等教育哲学观的现代转向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国家对科技政策的强有力牵引和市场力量对知识领域的渗透，大学、现代企业等知识生产组织经历了一轮巨大的飞跃与扩张。随着国家和市场对科技知识成果的需求日趋强烈，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国家和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科学角色与社会角色相背离的态势发生改变，以认知理性为基础的学科知识生产模式1逐步让渡到以研究应用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2。在知识生产模式2的语境下，为知识而知识的生产逻辑发生转变，对于知识的处理是在应用情境下发生的，呈现科学角色逐渐融入社会角色态势。作为重要的知识生产组织，大学为知识而知识的生产范式面临着重大的转型，亟须打破学科壁垒，改变大学研究的组织方式。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系统已然成为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趋势，恪守认识论摒弃政治论而造成的应用逻辑与学科逻辑的二元对立在新的产业革命时期显得难以为继，更何况，大学组织的资源依赖属性使得大学在一系列资源激励约束机制下不由自主地呈现一定程度的外部倾向性。因此，“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这种方法大概可以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7]24，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哲学观的现代转型。

(二)顶层设计与自主变革相结合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自上而下的行政管控容易导致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困局，不可避免地产生大学趋同问题。在现代治理格局中，随着公民权利与责任意识的觉醒，作为社会力量的个人或机构越来越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活动。高等教育作为我国公益性二类机构，政府开始放权，社会和大学各利益相关者逐渐获得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在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与转型的重大改革议题下，坚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自主变革相结合，形成政策引导与内部动力的内外部合力，不仅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社会治理背景下实现协同共治的本质要求。同时，松散耦合的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关系规定着高等教育特定的自主权，既遵循了高深知识材料的合法性基础，保持了内在逻辑和自身特性，也增强了与社会系统的良性互动。在对待高等教育系统与社会子系统间的发展关系时，“如果认真考虑各个系统的内部规律和逻辑，调整这些系统继续运作所处的结构和战略语境，以及按照这些系统之间存在的实质性的、社会的和跨越不同时空的相互依存关系把这些语境加以协调，可能存在对这些系统的全面发展进行‘调控’的较好前景”[16]54。我国本科高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高校转型，要坚持以特色为导向，明确自身办学定位，基于本校历史渊源，利用各地区域优势，不断提升高校竞争力，方能增强高校品牌影响力，吸引优质师资力量，为自身拓宽更大发展格局。具体而言，就是在办学定位上，坚持应用技术类型高校的目标定位，“以应用性技术研发与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主来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建设为学校办学目标”[17]；在学科设置上，紧密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形势，把握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主动调整特色性学科专业设置；在人才培养上，注重综合素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等高质量应用人才层次的培养。

(三)促进应用逻辑的制度化

在长期学科逻辑宰制下，应用逻辑受到挤压与排斥，通过一系列规则、观念与秩序的生产与再生产，形塑学科模式下学术取向的路径依赖。从制度层面来看，当学科逻辑以一种特定规则和体系而产生组织惯性力量时，制度化也就形成了，产生特定关系和身份维度，进而不断建构自身的合法性，抵制应用逻辑的制度化。“被制度化了的要素会日益被嵌入行动者之间的网络中，任何一个要素中的变革都会遇到抵制，因为这种变革会牵扯到整个相互关联的网络要素。”[18]115英国多科技术学院创设等国际经验表明，国家意志下的顶层设计人为地将高等教育系统归类为学术型和应用型，是导致学术漂移现象的外部成因，忽略了日益多元化、复杂化和开放化系统背景下松散耦合的高等教育—社会经济关联。将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割裂，可能导致应用逻辑与学科逻辑的二元对立局面，不利于应用逻辑的制度化。政府放权和市场化的逐渐深入，为大学自主变革创立了有利的制度环境。构建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立体网络结构，是开放复杂环境下摒弃单一线性逻辑的必然选择，是促进应用逻辑制度化的有效实现路径。与此同时，以相应法治规约和规则体系保障应用逻辑的合法地位，形塑有效治理的法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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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艳秋】

2017-04-15

薛飞湖(1990—)，男，湖北松滋人 ，硕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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