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张之洞与黄云鹄《劝学》之比较

徐 莹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荀子、张之洞与黄云鹄《劝学》之比较

徐 莹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4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劝学思想形成，荀子从其哲学观点“性恶论”出发，强调后天学习以达到“伪”的重要性。清代末期，清朝统治出现危机，面对内部的暴动以及西方列强的入侵，张之洞的《劝学篇》强调“中体西用”，在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基础上学习西方先进体制以图强；同时期的黄云鹄的《劝学说》则从当时只为追求富且贵而学习的不良社会风气出发，提出“学非为利始”的劝学观点。比较不同时期、不同境况、不同作者的“劝学”文章，对揭示劝学思想的深广内涵有着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劝学；修身；济世；求真

学习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从古至今人类都处于一个漫长的孜孜不倦的求学过程中。灿烂的中华文化养育了我们，而我们也通过自己的学习将这多彩的文化传承下去。伴随着学习传统而生的还有一种劝学思想，早在先秦时期，这一思想就在诸子中流传起来，我们的先贤从那时就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在当时的学术著作中多处体现出这一思想，还有人专门创作劝学的篇章，如荀子的《劝学》，《论语》中关于“劝学”的语篇也是不胜枚举。在那时“它既是一种思想主张，也是一种学术传统，更是一种民族心理。”[1]本文从荀子《劝学》、张之洞《劝学篇》、黄云鹄《劝学说》的比较出发，探讨劝学思想的意义及观点。

一、荀卿：劝学树人，静以修身

劝学思想是随着先秦思想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在先秦各家思想中都有劝学思想和主张。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出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也促成了劝学文章的产生和发展。诸子们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四处讲学以宣扬自己的思想，并招收了大量的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对弟子进行鼓励和劝勉，希望弟子能真正地热爱学习并终身学习。这些言论有的被弟子们记载下来，有的形成专门的劝说文。在这里要提到的是荀子的《劝学》。《劝学》作为《荀子》三十二篇的开篇之作，其影响是巨大的。荀子曾两次到齐国的稷下游学，“他可能是稷下最后一位大思想家”。[2]（P139）《劝学》就是他为鼓励求学者们而作，荀子的教育思想也集中体现在这篇文章中。

与孟子相对，荀子是主张性恶的，在《性恶》篇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因此他就特别强调化性起伪，强调后天的学习，以礼义教化来引导人向善，来维护社会的秩序。“性恶正是人欲为善的原因”，[3]（P187）“人的本性中没有‘善’，正是人们欲为善的原因。因此，荀子强调后天人为的努力。”[3]（P187）在《劝学》开篇，荀子就指出“学不可以已”，可见他的观点是多么明确。在余下篇章中，他又系统地谈到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学习目标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4]（P11）学习究竟应该从何处入手又从何处结束呢？答曰：按其过程而言，应该从诵读《诗》《书》等经典入手到《礼记》结束；就其意义而言，则从做书生入手到成为圣人结束。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荀子当然要将儒家经典作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同时，他将“礼”的学习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荀子·礼论》篇中说到：“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P346）这就是荀子关于礼的核心观点，人是生而有欲望的，有了欲望就有了争斗，有了争斗社会就会乱。“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4]（P179）荀子认为人们不可能孤立地，不依存于某种社会组织而生存，有了社会组织，但是没有等级秩序的分别也会导致人之间的争斗和社会的动乱，所以为了止争就必须要有礼的规范。“神莫大于化道”，[4]（P4）精神修养的方法没有比受道德熏陶感染更重要的了，也就是说道德对学成、成人的意义重大，而荀子又主张性恶，既然如此，人在道德方面如何能善？于是“礼”在这时就发挥它的作用了，“有礼，才有道德。尊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2]（P143）另一方面，荀子还明确指出人与自然的区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有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4]（P78）人应当有社会关系和礼，因为只有它们才使人异于禽兽，于是接近道德，从而成为有道德之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由性恶到止争必须要有群、有分，这就产生了礼。有了礼，人的自然之欲就有了节制，道德也能随之产生，人类社会族群才能有规范。然而，这些归结到最后还是要靠学习。“因此要维护这种社会秩序（外）和节度自然欲求（内）就必须‘学’，必须‘为’，必须‘伪’；可见‘学’‘为’对于人便有关系存在的根本意义。”[5]（P105）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由士大夫到君子，再到圣人的人格的提升。

在《劝学》篇中，荀子还为我们指出了许多具体的学习方法及原则。“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说的是君子要广博地学习，并且每天检验反省自己；“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说的是要善于借助外界的有利条件；“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强调的是外界环境的重要性；“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强调的是刻苦钻研的心志以及意志的坚定专一。另外还有诸如学习要善于积累，要亲近良师，要全面彻底地把握所学的知识等原则也是我们所需要注意的。

二、张之洞：劝学经世，存亡继绝

封建王朝统治末期的劝学文呈现出其历史时代的鲜明特色，这里主要选取张之洞的《劝学篇》和黄云鹄的《劝学说》来加以探讨。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的坚船利炮攻开了清政府已闭关多年的大门，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之后又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更是变本加厉。来自西方列强的军事、文明冲击，伴随着国家内部的各种起义，清政府变得危机重重，这都导致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土崩瓦解。面对社会的内忧外患，一些开明有志之士开始觉醒，他们再也不肯抱残守缺了，于是洋务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北洋水师的惨败，国人建立起来的信心也被击溃，一向引以为荣的天朝大国竟然惨败于一个东瀛岛国，并向其屈辱求和接受其不平等条约。这一危难局面再次向国人敲响了警钟，也成为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严重的现实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状必须变，变才有出路。”[3]（P942）要想破旧只能变法，因此变法、图强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口号和基本话题，张之洞的《劝学篇》就是诞生于这样一个背景下。

张之洞作为一名封建王朝的高级官僚，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都有所建树。同时，作为一个学者，他在思想理论界也有很大影响。《劝学篇》成书于1898年7月前后，《劝学篇·序》中说到：“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6]（P2）可见“张之洞是既反对墨守成规的顽固派，也反对激进彻底的改革派的。”[6]（P21）同时，面对着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以及西学的不断涌进，“‘中学’与‘西学’的冲突问题以及如何调整二者关系的问题，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课题。”[7]于是，张之洞继承了洋务运动“旧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思想主张，并对其进行总结和概括，“中体西用”成为《劝学篇》的核心观点。由此可知，这与荀子的《劝学》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

《劝学篇》二十四篇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内篇》由九篇文章构成，用以“务本，以正人心”，也就是维护清朝的专制统治，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纪，教导人们恪守孔孟之道。“我朝邦基深固，天之所佑，必有与立。”[6]（P14）张之洞在第一篇《同心》篇中就提出了“保国”“保教”“保种”的目标，接着余下篇章《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又从不同角度具体来说明如何来达到这一目标，以最终实现“求仁”。《外篇》十五篇，用以“务通，以开风气”，其主旨就是在不违背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上，号召人们广泛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即所谓的西政、西艺，仿照西方的先进体制，来改造中国旧的经济、军事、政治、教育等制度，以最终达到“求智求勇”的目的。张之洞认为，“近来万国辐凑，风气日开，其溺于西人之说，喜新攻异者，固当深戒。然其确有实用者，亦不能不旁收博采，以济时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益民智，从而适应当时时代的需求。整部《劝学篇》围绕着“中体西用”这一思想，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交通、新闻等各个领域。这就是张之洞参政议政的思想理论纲领，他的这些主张归结到最后就是教导人们“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

这部著作一问世就引起了巨大反响，然而后世对其评价却褒贬不一。在《内篇》的许多篇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张之洞维护封建三纲五常以及衰败的清政府统治之决心的坚定，“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等权之说不可行。”[6]（P45）“自道光以至今兹，外洋各国屡来构衅，苟可以情恕理谴，即不惜屈己议和，不过为爱惜生民，不忍捐之于凶锋毒焰之下。”[6]（P33）在这里张之洞更是替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说情，他以为这样就能欺骗民众以期获得人民的忠心。另外，从全书来看，他提出的“中体西用”实是“变法不变道”，没有触动到根本，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实践证明，这些都是行不通的，也根本救不了清王朝。然而，《劝学篇》还是具有其历史价值的。在那样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的时代，张之洞以其博学多识，从民族危机出发，从本国国情出发，广泛审视西方先进科学的体制，从而提出了许多具有进步性的思想主张及理论策略。如他提倡要广译书刊，将外文书籍译成汉语出版，这对学习思想的传播，对当时的时局而言是非常有益的。

三、黄云鹄：力学躬行，期于求真

与张之洞同时期的黄云鹄又为我们展示了另一种形式的劝学文。“黄云鹄（1819—1898），字祥云，又字翔云，蕲春青石岭黄大樟树人。黄云鹄出身贫寒，自幼勤学，1853年（清咸丰三年）会试中进士，先授刑部主事，后迁兵部郎中，因耿直得罪上司，贬为马馆监督。后回地方，历任四川雅州知府、成都知府、建昌兵备道等职。他在四川从政20余年，勤于政事，关心民瘼，颇有政绩。”[8]（P848）《劝学说》就是作于黄云鹄在雅州知府任上。同治九年的四月到十月之间，黄云鹄于繁忙的公务之余抽出时间来给雅州诸学授课，共计五次，“肃衣冠，讲论竟日，诸生屏息听命。”[9]（P352）“比至期，集者数千人，咸肃衣冠，入竟日无哗。”[9]（P353）《劝学说》五篇也正是这五次授课的一个记录和总结。

“嘉庆、道光年间，清皇朝已经进入衰世。衰世的重要表现之一是士习十分衰恶。”[9]（P180）“他们的重要特征有二，一是无时无用，二是唯利是图。”[10]（P182）元明清时期，科举制度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它不仅仅是封建统治者选拔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学人、士子们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许多人将此作为自己能够功成名就，得到功名利禄的唯一途径，更使很多人备受八股考试的摧残。顾炎武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八股取士对士人的影响甚于坑儒，可见当时科举对于禁锢思想，导致士习败坏的影响之深。在《劝学说》第三篇中，黄云鹄就抨击了这一不良风气，“若乃号为学人，实则未尝一日真学，但汲汲治生，营营于利禄，以致穷达皆为世病。学至病世，何贵有学？学非真学，又安得有真文？”[9]（P351）作者在这里对不能沉心学习，只为求得富贵利禄之徒进行鞭挞。在《劝学说》第二篇中，他也明确地指出“学之非为利始”[9]（P351），他说“夫学者，己之事，能以穷达异乎？”[9]（P351）学习应该是为了自己实现自身价值，而并非只为求得富贵。类似的言论还有“世人束发授书，稍长学为文字，皆曰：‘就此则富贵，他则否。’此根一入，终身不拔，于是无穷通显晦。”[9]（P350）只为名利富贵而学习，到最后是什么都学不成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批判是多么彻底和直接。作者正是这样为我们传递了他的思想，学习是一个高尚的行为，然而许多人都没明白“劝学之意”，以致“病更甚于不学”。他为我们指出了一个学习的大前提，那就是“非为利始”，只有定好了这样一个基调，也许我们才可以达到作者说的那样“学必成”“学为真学，为有用之学”。什么是“真学”“有用之学”？不过是“终吾身随所居之地，尽吾学之职而已。”[9]（P351）

与荀子一样，黄云鹄也为我们指出了许多学习上的方法和原则。“论学大旨六经、四子备矣”，[9]（P350）“善为文者，必根柢六经，枕胙诸子，出入《左》《国》《庄》《骚》《史》《汉》诸大家”，[9]（P352）这为我们说明了学习的内容，即儒家经典以及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经典文献。“是故学无穷达显晦，无少壮老终身焉耳矣”，[9]（P350）是强调学无止境，要终身学习。“学者但能博取约守，身体力行，必各有所得，各有所致”，[9]（P350）说的是要广泛地学习，身体力行，学需躬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如果做不到这些，那么就会导致“近乃知所以不及古人之故，实在此乎”，[9]（P352）近人为学不及古人的原因也就在于此了。

四、修身、济世、求真：始于正学，归趣不同

总的来说，荀子、张之洞以及黄云鹄三人的劝学思想在本质上都是不一样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这是人的先天的自然性，这种人性是与社会道德规范不相协调的，因此后天的学习就显得尤为重要，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恶的人性转化为善的品质，可以说荀子是将学习上升到人性转化与道德修养的范畴。处于封建末期的张之洞和黄云鹄，由于受特定历史环境的影响，他们的劝学思想是不同于荀子的，就连张之洞和黄云鹄二人的思想也是互不相同的。张之洞作为一名晚清重臣，他有着济世的思想。他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封建统治逐渐没落，社会正朝着近代化的方向发展。在新旧思想的作用下，张之洞才主张“中体西用”的劝学主张，他的劝学思想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思想体系，是中与西、古与今的结合，而且涉及许多的方面，除教育外，还有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等。张之洞正是这样从民族危亡的角度来鼓励学习和兴办实业的，这不仅是张之洞的教育思想，更是他的政治理论及实施纲领。与张之洞同时的黄云鹄，由于其经历的不同，他的劝学思想也是不同的。黄云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四川做官，可能因于此，他没有明显地受到“新学”“西学”的影响。又由于《劝学说》五篇作于给学生授课期间，有感于当时学子们沉迷科举，一味追求功名利禄的不良社会风气，黄云鹄才提出“学之非为利始”，要学为“真学”的劝学主张。这其实就是一位老师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更贴近我们的日常学习生活。由上，对于三者劝学思想的差异也就非常明显了。

然而，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近代社会思潮的一个变迁。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所要面对的环境远远不再像清代之前那样简单的国内背景，而是融入到一个不断近代化、国际化的大背景里，社会环境之复杂可见一斑。面对落后的即将衰亡的清政府，“于是因政治的剧变，酿成思想的剧变。”[11]（P34）明末经世致用的思想又逐渐兴起，“经世观念由来已久。从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就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而嘉、道、咸时期，受王朝由盛转衰的刺激，经世思想再次活跃。”[12]（P28）经世思想具有其进步性，它让许多的有识之士不再“埋首故纸堆”，而是积极投身于实务和救国中，为他们探索救国之路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引。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是对洋务运动思想的一个发展和概括，洋务运动正是主张发展“洋务”“实务”，以“自强”“求富”为口号；而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论证的一连串道理正是为了挽救统治危机，实现民族富强，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黄云鹄的劝学主张却是从相反的方面来反映经世致用思想的盛行。“经世致用的核心精神是面向现实，讲求功利，注重实效。”[13]（P22）“经世之学则讲功利”[10]（P20），这都指出经世之学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讲求功利，虽然这些能够激发士人关注现实的热情，但也存在缺陷。首先，太多的人想要钻研治生之道，想要实现济世之愿，那么唯一的途径不外乎参加科举然后做官；其次，这些人当中肯定也不乏那些只一味追求功名利禄的，虽然这不是经世致用之学的初衷，但受世风影响，人的本性总是趋利的，于是也就有了黄云鹄所批判的“士习不端”“文风不振”。

虽然他们的劝学思想各有侧重，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仍是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荀子主张学习先哲与经典，将自己锤炼成圣人；张之洞劝学力求会同中西，志在经世；黄云鹄的劝学思想幽邃高远，引人深思。三篇“劝学”之文分别从伦理的、社会的与哲学的层面阐释了学习的意义，对我们现在的社会建设也可以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宋祥.中国古代劝学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1.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张岂之.中国思想史[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

[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6] 张之洞著，陈山榜评注.劝学篇[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7] 祝婷婷.张之洞的〈劝学篇〉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3.

[8] 湖北省蕲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蕲春县志[M].武汉：湖北科学社会出版社，1997.

[9]《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篡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龚书铎.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2]张昭军，孙燕京.中国近代文化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3] 吴雁南.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

徐 莹（1992-），女，湖北武汉人，中南民族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2017-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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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北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