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丧祭思想
——基于《墨子》一书的考察*①

何 丹(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31 )

墨子的丧祭思想
——基于《墨子》一书的考察*①

何 丹
(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330031 )

基于《墨子》一书而对墨子丧祭思想进行考察，可见对于丧祭之事，墨子强调“节葬短丧”，这种观点是他在对儒家“厚葬久丧”的丧祭之礼的批判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认为厚葬久丧会妨碍君子治理政事和民众从事生产，从而造成国贫人寡、刑政必乱的严重后果，墨子便带有针对性地从“节用”的角度反对“厚葬”，提倡“节葬”；从“害事”的角度反对“久丧”，提倡“短丧”。而这些主张又与墨子尊天的生死观、事鬼的鬼神观、爱人的治国观有渊源关系。厚葬久丧既然不是“天”、“鬼”、“人”所喜爱的，自当予以坚决抵制，且不管是“尊天”，还是“事鬼”，都只是为了实现“爱人”这一现实目标，故墨子眼中的“天鬼”都具有“爱人”的特征。所以，墨子认为做人的标准就是：“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墨子；丧礼；祭礼；《墨子》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10.16456/j.cnki.1001-5973.2017.02.007

两周礼制为之大变，始自春秋晚期，景王崩后，王室内嫡庶交争，王室外政教不行。至战国时期，“海内争于战功矣。……务在强兵并敌，谋诈用而从衡短长之说起”*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85页。(《史记·六国年表》)，社会如此动荡，周礼最终走向崩溃。与春秋晚期以来的社会大变革相适应，学术上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而在这争鸣的百家之中，能够与儒家相提并论的便是墨家。故《韩非子·显学》云：“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诸子集成(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51页。；《吕氏春秋·诚廉》云：“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1页。(《季冬纪》)；《吕氏春秋·情欲》也说儒墨两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高诱注：《吕氏春秋》，《诸子集成(六)》，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0页。(《仲春纪》)。由此可见，儒、墨两派当时之声势浩大，从而有“非儒即墨”之称。故对于周代丧礼思想的考察，除了儒家学说之外，墨家学说也是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它们都根植于社会现实，又都推动着丧祭思想的发展变化。墨子为墨家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从《墨子》一书中可以大概看出其与孔子一样，立说授徒，周游列国，以解纷救世为己任。他曾劝阻过鲁阳文君的攻郑，说服过公输盘的谋宋等等，并多次推荐自己的弟子去做官，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思想，以致于成为当世显学。所以，如下便基于《墨子》一书对墨子的丧祭思想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了解墨家思想与周代思想。

一、墨子对于丧祭的具体主张——节葬短丧

据《淮南子·要略》记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高诱注：《淮南子》，《诸子集成(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75页。此语的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孔子在提倡“三年之丧”的同时，还强调“敬哀为本”、“丧祭有度”，所以，虽然身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但孔子并不能视为儒家“厚葬久丧”思想的确立者，其真正的确立者乃是孟子，孟子的这一主张又与他性善、仁政和贵民的思想有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文关于“节葬短丧”与“厚葬久丧”的论战即是影响之一。详见何丹：《孔子的丧祭思想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5期；《“三年之丧”与“孔子复礼”》，《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孟子的丧祭思想研究》，《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故另立新说，从而走上了与儒学针锋相对的道路。同样，墨子对于丧祭的主张也是在对儒家厚葬久丧的丧祭之礼的批判过程中形成的。墨子首先看到了当时社会上对于厚葬久丧存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其曰：

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5页。(《节葬下》)

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互相攻击，或以仁义之举，或以不仁不义，但都坚称自己效法了尧舜禹汤文武的大道，这就使得后世君子们对此疑惑不解。墨子通过对二者在“富贫众寡、定危治乱”等方面进行考察之后，确立了反对厚葬久丧的主张，如墨子曰：“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7页。(《公孟》)。他认为儒家之丧礼妨碍君子治理政事，民众从事生产，“是譬犹噎而穿井也，死而求医也”；儒家之祭礼是“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犹无客而学客礼也，是犹无鱼而为鱼罟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6页。(《公孟》)。

具体来说，墨子反对“厚葬”，主要是从“节用”的角度考虑。《节用上》云：“圣王为政，其发令兴事，使民用财也，无不加用而为者，是故用财不费，民德不劳，其兴利多矣。”*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9页。即墨子认为圣王治理国家，使用财物当以节约为本，故食能果腹、衣可御寒，足矣。而厚葬正大大违背了这一原则，若用厚葬治理国家则

此存乎王公大人有丧者，曰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绣必繁，丘陇必巨。存乎匹夫贱人死者，殆竭家室。(存)乎诸侯死者，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满意。*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6-107页。(《节葬下》)

如此丰厚的埋葬，统治者势必要盘剥于民，故《七患》云：

(民)苦其役徒，以治宫室观乐。死又厚为棺椁，多为衣裘。生时治台榭，死又修坟墓。故民苦于外，府库单于内。上不厌其乐，下不堪其苦。故国寇敌则伤，民见凶饥则亡，此皆备不具之罪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

可见，在墨子看来，修坟墓、造棺椁、厚陪葬，内使国库耗尽；外使百姓受苦。而储备不足，百姓不堪其苦，国家一旦遭到敌国入侵，就会丧国；百姓一旦遭遇饥荒，就会流亡。故如此厚葬，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浪费，不但不能使国家富强，反而使国家积贫积弱。

墨子反对“久丧”，则主要是从“害事”的角度考虑。认为若用久丧治理国家，则“使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实仓廪。使农夫行此，则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树艺。使百工行此，则必不能修舟车为器皿矣。使妇人行此，则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紝。”*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7-108页。(《节葬下》)此外，他还巧妙地以儒家之亲疏尊卑的理论，来批判其丧服制度中的自相矛盾之处。如《非儒下》载：

其礼曰：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伯父叔父弟兄庶子其(期)，戚族人五月。若以亲疏为岁月之数，则亲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后子与父母同也。若以尊卑为岁月数，则是尊其妻子，与父母同，而亲伯父宗兄而卑子也，逆孰大焉。其亲死，列尸弗敛，登屋窥井，挑鼠穴，探涤器，而求其人焉。以为实在，则戆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伪亦大矣！*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8-179页。这段文字需要注意的是：此处所言儒家有“丧父母三年，妻后子三年”的礼制规定，这与儒家经典《仪礼·丧服》的记载有所不同，显示出了服制时代变化的痕迹。详见何丹：《从〈丧服〉经文的编排和传文的阐释看两周五服制度的改变》，《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从〈丧服〉的经、传差异看“亲亲”、“尊尊”服制观念的变化》，《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他认为儒家以仿效婴儿依恋父母的三年之丧是“愚之至也”，故曰：“夫婴儿子之知，独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号而不止。此亓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则儒者之知，岂有以贤于婴儿子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7页。(《公孟》)

基于以上的认识，墨子认为从“富贫”的角度来说，若用厚葬久丧治理国家则：

细计厚葬，为多埋赋财者也。计久丧，为久禁从事者也。财以成者，扶而埋之；后得生者，而久禁之。以此求富，此譬犹禁耕而求获也，富之说无可得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8-109页。(《节葬下》)

从“众寡”的角度来说，若用厚葬久丧治理国家则：

若送从，曰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7页。；且“是故百姓冬不仞寒，夏不仞暑，作疾病死者，不可胜计也。此其为败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众，譬犹使人负剑，而求其寿也。众之说无可得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9页。(《节葬下》)

从“定危治乱”的角度来说，若用厚葬久丧治理国家则：

使为上者行此，则不能听治；使为下者行此，则不能从事。上不听治，刑政必乱；下不从事，衣食之财必不足。……是以僻淫邪行之民，出则无衣也，入则无食也，内续奚吾，并为淫暴，而不可胜禁也。是故盗贼众而治者寡。夫众盗贼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犹使人三还而毋负己也。治之说无可得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节葬下》)

是以用厚葬久丧治理国家，势必造成“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0页。(《节葬下》)的后果，而“若苟贫，是无以为积委也；若苟寡，是修城郭沟渠者寡也；若苟乱，是出战不克，入守不固”；“若苟贫，是粢盛酒醴不净洁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乱，是祭祀不时度也。……则惟上帝鬼神之罪厉之祸罚而弃之，则岂不亦乃其所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页。(《节葬下》)所以，在墨子看来，厚葬久丧同样不能禁止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和求得上帝和鬼神的福佑。

在意识到厚葬久丧的严重后果之后，墨子指出“厚葬久丧”只是“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5页。(《节葬下》)。既然这种厚葬久丧毫无用处，所以它是不仁不义之举，不是孝子应做的事。“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请将欲为仁义，求为上士，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节丧之为政，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7页。(《节葬下》)。也就是，墨子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节葬短丧”的主张，并认为这才是“圣王之法”。他通过列举尧舜禹道死埋葬之事来说明自己主张的合理性，如墨子曰：

昔者尧北教乎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阴，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既窆而后哭，满埳无封。已葬，而牛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己之市，衣衾三领，榖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禹东教乎九夷，道死，葬会稽之山，衣衾三领，桐棺三寸，葛以缄之，绞之不合，道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余壤其上，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若以此若三圣王者观之，则厚葬久丧，果非圣王之道。*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2-114页。(《节葬下》)

所以，对于丧葬祭祀之事，墨子认为应当效法古圣王所制定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体；衣衾三领，足以覆恶。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垄若参耕之亩，则止矣。死则既已葬矣，生者必无久哭，而疾而从事，人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1-112页。(《节葬下》)。

二、墨子丧祭主张的思想来源——尊天事鬼爱人

墨子曾将自己的思想核心自我总结为“尊天事鬼爱人”*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4页。(《公孟》)，他努力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如在帮助鲁国防御齐国的攻打时，要求鲁国国君“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2页。(《鲁问》)。所以尊天、事鬼、爱人同样是墨子丧祭思想的来源。

(一)尊天的生死观

尊天，就是遵循天的法度。《法仪》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页。那么，以什么为做事的法度才可以呢？墨子认为“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而“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故父母、学、君三者，莫可以为治法”*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法仪》)。既然天下人所推崇的父母、老师、国君皆不能当作做事的法度，墨子继而提出了“莫若法天”的理论。因为“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法仪》)，所以“天”是“仁”的化身，“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则为之，天所不欲则止。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页。(《法仪》)。所以，墨子眼中的“天”是希望人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而不希望人们互相憎恶、互相残杀的。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曰：‘杀不辜者，得不祥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13页。(《法仪》)

既然，“天”才是最高的统治者，那么人们都必须统一于天的意志。墨子批判当时天下的士人君子对于上天的忽视，认为他们是“知小而不知大”*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页。(《天志上》)，他认为：“‘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将恶避逃之？’曰无所避逃之。夫天不可为林谷幽门无人，明必见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8-119页。(《天志上》)。故对于忽视与违背上天的人，上天都将予以惩戒。如：

《尚同上》云：“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而不上同于天，则菑犹未去也。今若天飘风苦雨，溱溱而至者，此天之所以罚百姓之不上同于天者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6页。

《天志上》云：“故于富且贵者，当天意而不可不顺。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反天意者，别相恶，交相贼，必得罚。”*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

可见在墨子看来，天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降祸人间，惩罚人们的不敬行为。而厚葬久丧带给人们的种种不利，正是“天”所不欲看到的，所以墨子坚决予以反对。

(二)事鬼的鬼神观

人之生死既然由“天”所决定，那么在死后的世界，是否有鬼神的存在？鬼神又是否具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对此，墨子持肯定态度。墨子认为“逮至昔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诸侯力正”的原因就在于“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页。(《明鬼下》)。故墨子门生皆谓：“先生以鬼神为明，能为祸福，为善者赏之，为不善者罚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0页。(公孟》)

具体来说，关于鬼神有无的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实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当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以为将不可以不明察此者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明鬼下》)。而如何明察？墨子认为“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页。(《明鬼下》)。即墨子以耳目之所见所闻作为考察鬼神有无的标准，并举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的周宣王时之杜伯鬼魂复仇之事和燕简公时之庄子仪鬼魂复仇之事来说明鬼魂的真实存在，详见如下所述：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周宣王合诸侯而田于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弢而死。当是之时，周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周之春秋。为君者以教其臣，为父者以警其子，曰：“戒之！慎之！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遫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9-141页。(《明鬼下》)

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凡杀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诛，若此之憯遫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2-143页。(《明鬼下》)

其次，墨子还举出秦穆公时之句芒神赐寿、宋文公时之祩子殪祝之事和齐庄公时之死羊显灵之事来说明神灵的确实存在，三例记载分别如下：

昔者郑穆公(注：当作“秦穆公”，下同)，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锡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明？”曰：“予为句芒。”*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1-142页。(《明鬼下》)

昔者宋文君鲍之时，有臣曰观辜，固尝从事于厉。祩子杖揖出，与言曰：“观辜！是何珪璧之不满度量，酒醴粢盛之不净洁也，牺牲之不全肥，春秋冬夏选失时，岂女为之与？意鲍为之与？”观辜曰：“鲍幼弱，在荷繦之中，鲍何与识焉。官臣观辜特为之。”祩子举揖而槀之,殪之坛上。当是时，宋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宋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遫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3-144页。(《明鬼下》)

昔者，齐庄君之臣有所谓王里国、中里徼者，此二子者，讼三年而狱不断。齐君由谦杀之，恐不辜；犹谦释之，恐失有罪。乃使二人共一羊，盟齐之“神社”。二子许诺。于是泏洫，刭羊而漉其血。读王里国之辞，既已终矣。读中里徼之辞，未半也，羊起而触之，折其脚，祧神之，而槀之，殪之盟所。当是时，齐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齐之《春秋》。诸侯传而语之曰：“请品先不以其请者，鬼神之诛，至若此其憯遫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4-145页。(《明鬼下》)

从以上普通人的耳闻目睹，墨子以为鬼神实有，“是故子墨子言曰：虽有深蹊博林，幽涧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见有鬼神视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5页。(《明鬼下》)。除此之外，墨子还以古圣王之事迹来为自己立论，如认为：

武王必以鬼神为有，是故攻殷诛纣，使诸侯分其祭。若鬼神无有，则武王何祭分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6页。(《明鬼下》)

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8页。(《明鬼下》)

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宁者，以佐谋禹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8页。(《明鬼下》)

周(公)代祝社方，岁于社者考，以延年寿。若无鬼神，彼岂有所延年寿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0页。(《明鬼下》)

因此，墨子认为古代圣王也都是相信鬼神的存在的，故“当若鬼神之有也，将不可不尊明也，圣王之道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4页。(《明鬼下》)。

墨子证明鬼神之存在，意在说明“鬼神之明”。 关于“鬼神之明”，墨子认为：“鬼神之明智于圣人，犹聪耳明目之与聋瞽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4-255页。(《耕柱》)。并以九鼎的故事来加以说明，据《耕柱》载：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是使翁难卜于白若之龟，曰：“……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使圣人聚其良臣与其桀相而谋，岂能智数百岁之后哉？而鬼神知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5-256页。

顺着墨子的思路，既已知“鬼神之明”，那么接下来关注的就当是鬼神“明”在何处的问题。也就是在弄清楚鬼神有无的基本问题之后，接下来就要解答鬼神是否有赏善罚恶的能力，对此，墨子认为鬼神是明察秋毫的，并从夏王桀、殷王纣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上诟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万民”的悲惨结局来看，认为鬼神的惩罚又是无往不胜的。所以墨子曰：

鬼神之所赏，无小必赏之；鬼神之所罚，无大必罚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3页。，且“鬼神之罚，不可为富贵众强，勇力强武，坚甲利兵，鬼神之罚必胜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1页。(《明鬼下》)

所以，为人君者，应当知鬼神之明，慎鬼神之罚，故墨子曰：

尝若鬼神之能赏贤如罚暴也。盖本施之国家，施之万民，实所以治国家利万民之道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0页。(《明鬼下》)

古圣王，皆以鬼神为神明，而为祸福，执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国安也。自桀纣以下，皆以鬼神为不神明，不能为祸福，执无祥不祥，是以政乱而国危也。故先王之书，《子亦》有之曰：‘亓傲也，出于子不祥。’此言为不善之有罚，为善之有赏。*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5页。(《公孟》)

综上可见，墨子眼中的“天”与“鬼”都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们都能明辨是非、明察秋毫，他们的惩罚又都无从逃避，从这些共同特征来看，“鬼”的意志应当统一于“天”的意志，故墨子常常“天鬼”连言，如在墨子提出的判断是非的 “三表法”理论中，他的首要标准之“审查本质”，就是要“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69页。(《非命中》)。又如墨子曰：“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77页。(《公孟》)。他将“不尊天”、“不事鬼”与“厚葬久丧”一同列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的“四政”焉。可见他认为厚葬久丧，不符合天鬼的意志，所以应当摒弃。这一点还可以从墨子对于祭祀功用的理解上看出，墨子认为“今吾为祭祀也，非直注之污壑而弃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欢聚众，取亲乎乡里”*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4页。(《明鬼下》)。所以，墨子所言之祭祀，并没有违背他节葬的原则，且墨子认为尊奉和宣扬鬼神的存在，才是当时天下“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王公大人士君子”应当追寻的“圣王之道”。

(三)爱人的治国观

墨子的“爱人”，与儒家的等差之爱不同，是一种“兼爱”。他以兼爱为“仁”，故《兼爱中》曰：

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5页。

墨子以为这种“兼相爱、交相利”之法可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仁者所赞誉的。“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务为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0页。(《兼爱中》)。所以，以“仁义”为核心的爱人观就成为墨子的修身治国的方略，从此也可以看出墨子源于儒家而又脱离儒家的学术背景。正由于墨子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6页。(《非乐上》)，而厚葬久丧又势必造成此三患，故墨子坚决反对。

具体来说，墨子眼中的上天是爱护天下百姓的，它喜欢义，厌恶不义。而厚葬久丧，带给社会的死亡、贫困、混乱，正是不义的；相反，节葬短丧，带给社会的生存、富裕、安定，正是义的。如《天志上》载墨子曰：

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则天欲其生而恶其死，欲其富而恶其贫，欲其治而恶其乱，此我所以知天欲义而恶不义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页。

所以为君者要顺从天意，行“义政”，而不能逆天而行，行“力政”。而何谓“义政”，墨子曰：

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诈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故举天下美名加之，谓之圣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1-122页。(《天志上》)

若行“力政”者，则言论行动皆与此相反，就会行成“三不利”的局面，被称为“暴王”。所以，为君者“必去喜去怒，去乐去悲，去爱，而用仁义。手足口鼻耳，从事于义，必为圣人”*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贵义》)。若“今用义为政于国家，国有必富，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为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9页。(《耕柱》)。

因此，对于不义的厚葬久丧之事，墨子坚决予以反对。他认为：“丧虽有礼，而哀为本焉”*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页。；“君子之道也，……生则见爱，死则见哀”*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页。(《修身》)。即本真的情感比外在的繁文缛节重要的多，故墨子认为“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5页。(《非乐上》)。也就是，墨子眼中的仁义之人，应当是心忧天下者，而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私欲，如其言曰：“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55页。(《非乐上》)

由以上还可知，墨子的思想是围绕天、鬼、人三者形成的，《墨子》全书多次以三代圣王之事迹来阐明三者之关系。墨子认为：

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此顺天意而得赏也，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传称其善，方施天下，至今称之，谓之圣王；昔三代之暴王桀纣幽厉，其事上诟天，中诬鬼，下贼人，此反天意而得罚者也，故使不得终其寿，不殁其世，至今毁之，谓之暴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1-122页。(《天志上》)

墨子对这三者的上、中、下的定位，实际都最终落脚于“人”上。所以，不管是“尊天”，还是“事鬼”，都只是为了实现“爱人”这一现实目标，因而墨子眼中的“天鬼”都具有“爱人”的特征。“爱人”的实践者就是墨子眼中的“圣王”，故《天志上》云：“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欲以天之为政于天子，明说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洁为粢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于天”*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20页。。而不管是天鬼，还是圣王，他们对人只有善恶之分，而没有亲疏贵贱之别。所以墨子鬼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都是在现实情境中含冤而死，死后变为厉鬼得以成功复仇*这种鬼魂可以鸣冤复仇的思想，在先秦时期认可度较高，因而古蜀有望帝化鹃的传说；中原有因惧怕仇敌鬼魂复仇而生出的奠基用人牲的习俗。也正由于墨子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当时的大众意识，所以，墨家才会弟子众多。详见何丹：《杜宇神话的真相探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奠基牲”的渊源及其文化内涵考辩》，《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鬼魂的出现似乎昭示着冥冥之中自有正道存在。人们借助这种主题，来彰显天怒人怨、人神共诛的因果报应的道德力量。这种复仇甚至还被认为是神灵的旨意，如《国语·周语上》曰：“周之兴也，鸑鷟鸣于歧山；其亡也，杜伯射于鄗。是皆明神之志者也”*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9-30页。。天鬼与百姓的意愿也在此实现统一，故《贵义》云：“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孙诒让：《墨子间诂》，《诸子集成(四)》，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67页。。

三、小结

以上基于《墨子》一书而对墨子丧祭思想的考察，从墨子对于丧祭的具体主张入手，认为他强调“节葬短丧”，对此的阐述与寻常的泛泛而谈不同，通过翻检全书从中梳理出了墨子提出这种主张的思路历程，认为他是在对儒家厚葬久丧的丧祭之礼的批判中逐步形成的。由于认为厚葬久丧会妨碍君子治理政事和民众从事生产，从而造成国贫人寡、刑政必乱的严重后果，他便带有针对性地从“节用”的角度反对“厚葬”，提倡“节葬”；从“害事”的角度反对“久丧”，提倡“短丧”。而这些主张又何以形成？通过对思想来源的探索，认为它与墨子尊天的生死观、事鬼的鬼神观、爱人的治国观有着渊源关系。厚葬久丧既然不是“天”、“鬼”、“人”所喜爱的，自当予以坚决抵制，由此也可知墨子的思想就是围绕这三者而形成的。而不管是“尊天”，还是“事鬼”，都只是为了实现“爱人”这一现实目标，故墨子眼中的“天鬼”都具有“爱人”的特征。“爱人”的实践者就是墨子眼中的“圣王”。且不管是天鬼，还是圣王，他们对人只有善恶之分，而没有亲疏贵贱之别，天鬼与百姓的意愿也在此实现统一。所以，墨子认为做人之标准就是：“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责任编辑：时晓红

Study on Mo-tse’s funeral ideas——Based on the book of “Mo-tse”

He Dan
(College of Humanities，Nancha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31)

The study on Mo-tse’s funeral ideas is based on the book of “Mo-tse”, in which Mo-tse put an emphasis on “ frugal funerals and a short mourning ”. This view was gradually formed in his criticism of the Confucian funeral rites of “lavish funerals and a long mourning ”.Because believing that the Confucian funeral rites would interfere with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production of the people, and bring about a serious consequence of national poverty, population decrease, and law disorder, Mo-t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ng frugal”, pertinently opposed “lavish funerals” and advocated “ frugal funerals”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ing harmful things”, he was against “a long mourning” and for “a short mourning”. These ideas were closely related in sources to Mo-tse view of respecting the heaven, serving the ghost and loving the people. Since Confucian idea of lavish funerals and time-consuming mourning was not favored by the heaven, the ghost and the people, it should be resolutely resisted. Besides, the realistic goal of either the respecting the heaven or serving the ghost was for the realization of loving the people. In Mo-tse’s eyes, both the heaven and the ghost ha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ving the people. Therefore, Mo-tse believed that the standard of being a man is: “Say and do what is good for the heaven , the ghost , and the people; say and do not what is harmful for the heaven, the ghost and the people”!

Mo-tse; funeral rites; sacrificial rites; “Mo-tse”

2017-02-12

何丹(1986— )，女，四川广元人，南昌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

①本文为周泉根主持、何丹参与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儒典《缁衣》古本及其相关先秦儒家文献研究(13BZW091)”的阶段性成果。

K22

A

1001-5973(2017)02-00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