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席”的背后

耿直

【摘要】本文将老舍小说《微神》与《灰姑娘》和同时期其他爱情题材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从两个角度归纳出其故事情节的悲剧根源，即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20世纪20—30年代的社会思想状况导致的作家自我意识的缺失。

【关键词】老舍 微神 悲剧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7）07-0082-02

《微神》是老舍唯一一篇爱情小说，收录于193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赶集》。小说通过梦境引出回忆：文中的两位主人公幼年相识，但迫于封建制度的压力，二人无法向彼此表露心意，只得将爱深埋心底。后来男主人公下了南洋，回国后却得知女主人公已做了暗娼，男主人公希望能接济女主人公，但得到的只是几声狂笑，当男主人公最终下定决心要娶女主人公时，女主人公却因打胎而死。在梦境中男主人公再度遇见了女主人公，这次二人终于能正大光明的相拥在一起，女主人公向男主人公叙述了当年的经历：由于家道中落，母亲早逝，在男主人公离开后，她先是接受了一个青年的爱，后来又将自己卖给了一个富家公子，但因为对男主人公始终难以忘怀，这两段恋情都没有好结局，她的父亲又染上了大烟，被扫地出门的女主人公只得靠出卖肉体继续维生。在男主人公回国后女主人公自觉失去了精神寄托，同时为了保持女主人公在男主人公心中少年时的美好印象，便选择了放弃自己的生命。

老舍先生的发小罗常培在《我与老舍》一文中回忆道：“我还可以告诉你，他后来所写的《微神》，就是他自己初恋的影儿。文中说的老舍先生的初恋对象应是“宗月大师”刘寿绵的女儿，她大老舍一天，与老舍同为师范学校的毕业生，然而当时二人也只有像小说中一样的朦胧情愫。后来，刘寿绵因经营不善家道败落，出家为僧并携妻女带发修行，老舍则远赴英国，这段感情也画上了句号。虽不知刘小姐的结局究竟如何，但可想见的是，当时的“佛门圣地”并非清净之所，刘小姐的结局也绝不是平安顺遂地终其一生。将这段经历与《微神》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共同点：二人青梅竹马，两情相悦，却碍于传统无法坦诚相对；她家遭遇不幸而落败，他远走异国他乡却想念着她，及至重逢，已是物是人非。由此，我们可大胆推断，《微神》中爱情故事的原型，就来源于老舍先生的真實的初恋经历，或者说小说的悲剧，就脱胎于现实的悲剧。

尽管有了现实的原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微神》具有“灰姑娘”式爱情故事的鲜明特征。这些故事在人物设定上有着共同的特点：男女主角身份地位悬殊，女性善良美好，男性忠贞深情。而故事的结局则有着鲜明的文体特征和时代特征。例如，在童话故事中，灰姑娘和王子有大团圆的结局，而在写实性的文学作品中，二人则很难“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又有一种相似的结局：女子殉情或死于非命，男子悔恨追忆或是以受害者的身份愤懑控诉封建礼教。周作人的散文《初恋》中，“我”对杨家三姑娘有着朦胧的好感，结果她在“我”离开时死于霍乱；巴金的小说《家》中，少爷觉慧爱上丫头鸣凤，鸣凤即将被送给一个高龄的老爷做妾，觉慧毫不知情，鸣凤绝望之下投湖而死；而在《微神》中，“她”也是在“我”出国期间流落风尘，而“我”对此毫不知情。不论是虚构的小说还是脱胎于真实经历的散文，这些故事中的男性总是恰巧在爱人落难之时缺席，这种缺席不可谓不诡异。

仅从《微神》来说，“五四运动还没降生呢，男女的交际还不是普通的事。”“提婚是不能想的事。许多许多无意识而有力量的阻碍，象个专以力气自雄的猛虎，站在我们中间。”这样的句子在接近的段落中出现，似乎是为“我”的不作为找到了充分有力的理由。而在二人同时任职于平民学校期间，她用“女子的尊严与神秘”躲避着“我”，“我”仍旧无法做出行动。如果说之前的这些缺席还是合理的，是刻意的，甚至是具有影影绰绰的“距离美”的，那么之后的几次不得见，对于悲剧的酿成则有着无法开脱的责任。“我”上南洋前找她辞行，她恰巧“没在家”；“我”在南洋期间由于无法直接通信又不好意思直接探问，也没有一点她的消息；回国后“我”得知她的下落去找她，她搬了家；友人代“我”提婚失败后，“我”鼓足勇气，志在必得地亲自去求婚，去了三次她都“没在家”，第四次她终于在家了，却是装在棺材里。可以说是她的“不在家”使“我”在她要沦为暗娼时毫不知情地去了南洋，也是她的“不在家”使她错过了我的诚心求婚，打胎而死。爱情的悲剧几乎全都源于她的“不在家”，“我”则因为不在场而没有一点责任。也许老舍先生也觉得这样的巧合有些牵强，所以在梦境的世界里，“我”做出了承担责任的假设，而得到的结论竟然是：“假使我那时候回来，以我的经济能力说；能供给得起她的父亲吗？我还不是大睁白眼地看着她卖身？”也就是说，“我”和她都供养不起她抽大烟的父亲，所以不管怎样她都得去卖身，而若是“我”不在还则罢了，她还可以揣着一个愿望勉强活着，“我”一回来，她就得去死了，即使“我”不计前嫌愿意与她结婚她也无福消受。在这一段感情里，“我”根本就没有选择或者说是争取的权利，因为当“我”意识到要争取时，阴差阳错间一切都已尘埃落定了。既然“我”是不知情的，那么“我”便是无辜的了，她更是受害者，那么这一切悲剧一定归咎于社会制度了。与此相似，《初恋》中的杨家姑娘没有等到我“救她出来”的诺言兑现就死了，《家》中觉慧也由于不知情而没有进行曾许诺的抗争导致了鸣凤的死去。这些男性无一例外地以“不在场”、“不知情”的方式，看似被动，实则主动地放弃了为爱情抗争的权利，却不必为悲剧负责。

在这些文章里，我们好像反复看到一个被预设好的、强大的来自于社会的阻力，它似乎是扼杀爱情的元凶，可我们总看不到爱情中的自由选择和个体特点。即使是在完全同样的社会背景下，各自爱情也不应有完全相同的面貌，可是在这些故事里，主角的个性化抗争被无限的弱化和忽视，时代特征和社会制度成为了左右爱情的“上帝之手”。那么究竟是为什么，使本该做出选择的人物缺失了选择的意识呢？我想，这与作家在创作时精神状态密切相关。上世纪20～30年代，“五四”思想星火燎原，在文学界掀起巨浪，启蒙思想引导着人们，尤其是敏感的作家们去发现自己，去重视个体的价值和幸福，人们在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潮冲击下，迅速打破了封建礼教的桎梏，看似获得了极大的思想解放。可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状况使得人们好像对自由有一丝茫然，尤其是当人们发现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自己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时，他们反而有了惶恐。简单地说，如果社会制度本身极度不合理，那么个体的不幸几乎是注定的，这可以完全归咎于外因，而如果不合理的制度被打破，那么每个人有了更多争取幸福的自主权，权利意味着责任，也就是说不幸福的个体就不再有任何开脱的借口。启蒙为人们解开了枷锁，也除去了庇护，此时，群体的自我意识已开始觉醒，个体的自我意识还不足以强大到承担个体命运，社会制度只得在替罪羊的岗位上多值一班。控诉社会制度可以让弱小而不幸的个体得到极大的心灵慰藉，也就是说《微神》等“灰姑娘”模式的故事就像在告诉一个爱情不幸的人：“社会黑暗，不怪你。”在写作者本身无法确定个体的抗争是否真的能起到作用的情况下，他们甚至设置了这种男主角缺席的理想化情境，这样个体就能彻底地又合理地逃避了选择和抗争的重负。不得不说，鲁迅在这一问题上表现的更为果决，在他的《伤逝》中，涓生与子君虽然突破封建束缚走到了一起，但生活压力所带来的精神差异的突出导致两人的家庭最终破裂。鲁迅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这个世界的，所以他借《伤逝》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即使人打破了封建制度的束缚，人自身的缺陷依然会导致悲剧的发生，自我意识在当时远远不足以使人为自我的选择负责。

在《微神》的故事里，男性是无辜的，所以“我”可以一直扮演痴情的追忆者，也可以怀着失去爱人的悲痛对社会制度进行讨伐。近代文学中的“我”们没有为自己的幸福负责任的机会，是否也能折射出一代知识分子没有能力为个体幸福负责的精神状态？

她在梦中对“我”说：“惧怕使你失去一切”我想，这一句断语对于我这浅层次的探讨很是合适，不管是从老舍先生的亲身经历来看，还是从同时期同题材故事的时代特征来看，正是对于承担个体命运的惧怕，导致了《微神》中悲剧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陈引驰.文人画像：名人笔下的名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