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文学想象

李胜清，莫运平

（1.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湖南湘潭411201；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文学想象

李胜清1，莫运平2

（1.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湖南湘潭411201；2.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广东佛山528000）

“改革开放”中国形象是新时期文学对于国家形象的一种历史想象与身份建构。它从三个维度表征了国家形象的改革开放取向。其一，它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对新的中国形象进行了观念重构与文化设计；其二，它通过对于新的生活经验、社会关系与情感意志的书写表达了改革开放国家形象的建构寓意；其三，从文学形式实验与先锋叙事与改革开放的关系角度象征性地表达了国家形象开放性建构意向。

改革开放；中国形象；观念建构；国家寓意；文学实验

就国家形象的谱系史而言，“文革”语境下的中国显然是作为一种消极和应该被超越的国家形象嵌入人们的历史记忆的，新时期语境下的中国正是以此为意义基点展示了其在国家形象建构上与“文革”思路的大异其趣，为了彻底廓清“文革”国家形象的消极影响，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文化思潮除却在认识论层面对“文革”文学中的中国镜像进行创伤剖析与价值反思之外，更是从实践论层面提出了关于中国形象建构的新的问题意识与致思向度，以期在一种与“文革”文学呈现非连续性的关系状态中形构一种具有新的历史规定性的国家形象。就新时期文学发展的精神旨归与价值期待来看，我们不难辨识，“改革开放”国家形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构成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文学的想象性诉求。如果说反思文学与伤痕文学对于“文革”中国形象及其所由形成原因进行了症候式与病理性的诊断与批判，那么其后的改革文学、城市文学、乡土文学等以建构现代性国家为价值旨归的文学形态则展示了其修复现代性与重构国家形象的历史意向，以期在一种新的问题框架中并诉诸一种新的提问方式完成反思中国与伤痕中国的批判性任务，为中国形象的转型与建构提供新的意义生长点。

一、“改革开放”国家形象的观念建构

基于新时期语境特殊的历史性状与价值诉求，该语境下的文学实践活动并不以纯粹的审美自律作为其唯一的叙事旨归，就其现实性而言，20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的文学实践活动更多地试图达成审美之外的社会文化价值重构诉求，换言之，这一时段的文学作为社会政治、经济与道德等思潮的文化镜像与符号修辞学形式，其意义表征的目的不仅在于形构一种新的文学审美秩序，更重要的还在于从观念层面建构一种新的总体性国家形象，问题的这种提法就意味着，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不但必须对以往的历史进行检视与反思，同时还必须更新思想观念，转换致思向度以便为重构国家形象提供新的思想资源，很显然，这实际上是一种思想重建行动，其所包含的义理驳杂而新鲜，“不光包括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还有一百多年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改革的历史，思想和观念变迁的历史，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1］就此而言，新时期之初的文学虽然祖述了现代性中国形象建构的思想脉络，但它所提示的思维进路与价值向度却呈现出一种非连续性的改革性质。

设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真理标准大讨论、思想解放与拨乱反正是以可测度的事件形式标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那么关于新的生活经验与情感意志的文学书写则在一种潜在象征的意义上表征了中国发展战略及其身份形象的改革转型。20世纪80年代文学叙事与美学思潮的革新开放品性是以超逸“文革”思想禁区并重新确认各种被规训的美学话语的合法性而获致社会认同的。“文革”中以“白洋淀诗群”和“手抄本”为代表的“地下文学”依托思想解放运动的契机开始从地下转为公开，从民间话语自由言说的角度表征了国家性格建构的新动向与新态势，“归来者的歌”不但展示了文人知识分子重回社会公共生活的喜悦与感动，而且宣示了他们对于国家形象与美好社会生活重建的信心与热望，作家心态、文本内容、叙事基调的变化显然不单单关乎文学审美经验的迁延，在一种引申的意义上也是时代语境与国家形象转型的意义关联项，甚至在这种转型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迷惑痛苦与陌生化体验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家国意识与国家身份认同的变化。在一种辩证的意义上，国家形象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变化是处于一种互文共在的关系状态，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国家关于自我身份与形象的结构性变革催生了文学表意的新变，反之亦然，改革开放使得这两者都处于一种价值重构的状态，“这就是我们何以生活在一种变动、一种流转和一种过程之中，通过这些变动的过程，不断改变的认识也促成了生命的变化；反过来，不断变化的生命也促成了认知者意识的变化。”［2］新的生命体验与思想意识的存在合法性是由新的国家意识与自我身份定位所确证的，而新的国家形象与国家性格也相应地在新的文学文化思潮与美学叙事中获得对象化显现，改革开放的国家性格与国家形象所绽放的社会文化表情不再是狭隘单一的阶级论色彩，原来被视为禁区的生活方式与情感态度在新的问题框架中已经转化为新的国家形象建构的本体论内容，20世纪80年代的很多社会文化思潮都是以这种方式与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建立了意义指涉关系。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新时期文学理论超越了狭隘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并从属于政治”的“从属论”与“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模式，主张回归文艺的审美本体论立场，恢复以审美为核心的综合文艺功能论，改变文艺对于政治观念与阶级观念的简单化与抽象化演绎，谋求重构文艺与生活的能动反映论关系以及现实主义的广度与深度，强调人性的复苏以及文学对于人性复杂性与深刻性的审美表现，增强作家的主体意识，开展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性论”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讨论，真实地反映人们的现实存在状态并言说社会的真实情感诉求、物质诉求和身份认同诉求。事实上，借由文学叙事的审美之镜，新的国家形象轮廓已然在精神层面得到了较为清晰的勾勒，在坚持文艺与政治、经济、道德等具有本体论关联的前提下，确认文学作为一种审美经验的独特规定性以及它与其他社会事项的意义边界不但尊重了文学的自洽性，而且说明国家已经或正试图改革以往不合理的文学存在方式以及它与政治经济等结成的庸俗化关系，国家对于唯阶级斗争论政治模式的祛魅在另外的意义上就是对于文学表意丰富化与多样化持论一种开放的立场，国家形象作为新时期文学叙事的潜在意义符码，其痕迹已经撒播并铭刻到了社会生活的微观机理与文化褶皱之中，成为各式文化审美思潮共有的价值依托与表征意向，每一种指涉改革开放意识的文学叙事行动与美学观念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将自我升格到国家叙事的高度，从不同的维度丰富“改革开放”国家形象的宏观构架与理论设计，作为新的国家形象的话语构件与文化表情，新时期语境中的文学文化思潮在自我价值角色定位上并不拘囿于各自的自律性领域，在其现实性上，它们都以改革开放为取向与国家形象建构发生积极的联系并在相互之间表征出家族相似的关系状态，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建构是一种终极符码与价值标准，那么每一种文学文化思潮都最大程度地释放与此相关联的意义以便轨合于这种国家高度的价值悬设，从而形成某种相互确证的关系状态，其关系机制一如美国学者米尔斯所比拟的那样，“根据与一定互动情境有关的期待，组织而成一个体行动者的取向系统，而角色则是这一系统中的一部分，它与一套特定的价值标准相整合，这套标准又在互补性角色中左右了自我与一个或多个他我的互动。……对于正在被讨论的社会系统，制度化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3］依据这样的致思向度，新时期的文学文化思潮尽管具有自身独特的问题意识与价值诉求，但就其在当时语境中的主导历史身份、公共性功能以及与国家发展战略的关系来看，它却在最大限度地言说着改革开放的中国故事与中国形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革”之后实现国家发展转型以及重构国家形象的很大一个障碍就是观念禁锢，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虽然在物理时间与事件层面上被超越了，但是它在社会心理与精神意志方面仍然延续着一定的残余影响，也就是说，除非从前提上廓清这些掣肘因素，否则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社会历史的转型与国家形象重构都不具有现实可能性，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势，思想解放运动就被视为一项优先而紧迫的任务被提上了历史的主要议程，而文学文化思潮的解放则又以思想前提与先锋的身份充当了社会转型与国家形象重构的符号修辞学形式。

二、改革文学的国家寓意

如果说文学文化观念主要致力于从理论层面论证改革开放中国形象建构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合法性，那么以改革为导向的文学则立足于自己的本体领域言说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性状，从审美经验的角度将国家的改革开放举措对象化为一些具体而微且具有现实可感性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人物形象与情感态度，确切地说，以工业题材为主体的狭义改革文学与以农村题材为主体的文学书写一起构成了广义改革文学的意义域，它们从不同维度和定量的角度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及其形象建构的具体进程、复杂意涵和现实表情，在这样的意义上，新时期改革文学关于工业、城市和农村、农民的书写实际上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关于改革开放的国家寓言与潜文本表意。

在新时期的社会转型语境中，以改革开放为言说对象的改革文学是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文化问题意识而纳入新时期文学谱系的，对于以往社会生活的解构与对于新的生活范式的建构构成了它的实体性意义内容。“一系列作家以经济改革为题材，塑造了开拓型的改革英雄形象。没有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像‘文革’后的改革文学那样，被人民寄予那么高的期望，历史的所有希冀和方向似乎都要由文学指出。一个转折和改革的时代，由文学来开辟道路。民族国家的叙事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想象性的问题，而是如此直接明确地和历史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4］宏观层面的国家形象、经济政治体制与社会关系格局等的改革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思想情感、生活体验与存在方式等的迁延共同勾勒了改革文学的现实文化面相。从总体上看，改革文学主要在两个维度上展开叙事，即关于工业与城市改革的题材以及农村农民新生活的主题，就前者而言，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以及邓友梅、刘心武、陈建功等人的城市书写可谓代表。这些小说所叙述的改革开放意识或者关乎一个工厂和车队，或者指涉着某些国家工业部门和机关体制，或者针对城市社会生活与基层政治单位，或者述说干部人事制度与城市工人社会身份等。而在事关农村生活的改革开放层面，贾平凹的《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高晓声的“陈焕生系列小说”，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等言说了新时期农村生活与农民思想性格与情感心理的结构性变化。除此之外，新时期沿海开放城市的兴起也相应地催生了反映开放性生活方式的“特区文学”，创刊于开放前沿阵地深圳的《特区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获得其标识性意义的。无论是在哪种维度上，这些小说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生活场景、社会关系与人生经验所具有的意义都绝不仅仅拘囿于它们自身，在一种隐身的意义上，它们还隐喻性地表征了新时期中国形象与自我身份重构的意味，换言之，“乔光朴们”、“李向南们”、“叶知秋们”、“冯幺爸们”、“陈焕生们”等等人物形象在其言说各自个体性改革期望的同时也潜在地表征了总体性的社会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意向，实现了个体维度与国家维度的视域融合。《新星》的“自上而下”改革与《平凡的世界》的“自下而上”改革虽然叙述了两种不同的改革路向，但在质的规定上，它们两者却只是表达了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而已，一如杨庆祥所分析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两种人‘个性’的建构中，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自我命运同时也改变‘家国’的命运是主要的‘价值论理’。我想说的是，柯云路和路遥都试图在寻找某种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一致而不是分裂的地方。”［5］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情况的出现确认了改革开放已经在文学叙事层面成为一种主导性的思想主题，而在特殊的意义上，这种情况则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本身及其自我形象重构特殊的复杂性、艰巨性与复调维度，即是说，正是这种充满了矛盾张力关系与曲折过程纠葛的改革开放经验呈现，说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自我形象重构具有一种自己独特的艰巨性与复杂性。这些不同的文本与其说在改革的具体进路方面持论不尽相同的意见，毋宁说它们表征了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提问方式，作为一种家族相似的现象，这些文本以共名的形式丰富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经验表情，经过隐喻性的中介，个人性的改革叙事最终获得了国家改革开放的高度，其中的意义转换机制就在于，这些文本仅仅是“知识分子借助其话语权力建构起来的一种群体形象而已，在‘苦难’的反复书写乃至不断的复制过程中，个人经历被有效地转换为一种‘集体记忆’。而在更多的时候，这种‘集体记忆’常常超越了知识分子的特定的阶层范围，在书写乃至接受过程中，常常会获得一种类似于‘民族志’的叙述效果。正是在这种类似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中，知识分子的苦难被转喻为整个的民族苦难，并暗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包括国家政治的需要。”［6］问题就是这样，作为一种反映和表达改革开放的知识形态，改革文学本质上就是以个体性方式所呈现的指涉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审美修辞学形式。

从一种谱系史的角度来看，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文学及其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既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价值思潮的连续性形态，也可以被指认为一种非连续的断裂形态。就其连续性而言，它与那些被极左政治话语规训为非主流的“地下文学”和被冠以“异端”名称的文学保持了价值诉求与文化身份的相似性，它们都谋求建构一种尊重现实复杂性而又相对宽容的国家形象；而就断裂性来说，它所申言的价值理念以及关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思路显然与“文革”以及之前的十七年大异其趣，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以往极左政治话语及其国家形象建构方案的否定与超越。正是在国家形象转型建构的这个问题上，改革文学显示了它所具有的特定的历史意义。

三、先锋文学实验与改革开放

如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多样态的，那么在另外的意义上，文学自身的改革开放及其对于国家形象的建构也相应地在多种维度上获得对象化的显现。除却从价值观念、主题内容、人物形象等方面进行以改革开放为导向的国家形象建构之外，新时期的另一些文学样态还从较为纯粹的叙事技巧、话语方式和表意机制等审美形式层面展开了类似的叙事实践。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蔚为大观的先锋文学就在形式改革创新以及开放性借鉴异域观念方法等方面澄明了这样的意向，并形成了以先锋形式实验叙事为本体的国家形象建构的独特问题域。

以现代主义审美形式和叙事话语穿心为主导倾向的现代主义小说仅就其本身来看，似乎只是迫于缓解甚至解除文学审美自律领域的一种表意焦虑而做出的一种反应，但是一旦将其归化到新时期语境的具体规定性和特定意义指涉来考察，这个问题就显示了另外的一种性质，事实是，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能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作为一个新的文化征兆产生，其本身就提示了很强的改革开放的期待意味，孟繁华就认为，“‘文革’中具体的历史处境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7］如果说在新时期初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依然重在思想主题的反思与创新，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式话语与叙事技巧则成为它们关切的重点，而先锋文学的出现就表征了这样的意向。在20世纪80年代语境中，现代主义意味优先表现在艺术形式与叙事话语的先锋实验改革与技术性探索方面，很显然，实验性意味着此时的文学所进行的审美话语与叙事形式改革是在一种全新的问题域中进行的，它不但不认同以往文学审美的形式技术规范和叙事路线，而且正是这些以往的规范形式构成了它实验性改革的对象；1985年左右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叙事方式的大力摹仿、学习、引入则说明此时的文学主要是以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叙事理论和方法为重要参考来谋求建构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文学叙事规则与话语秩序，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夜的眼》、《春之声》、《布礼》，宗璞的《我是谁》，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狗皮》，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尤其是马原的《西海的无帆船》、《叠纸鹤的三种方法》、《冈底斯的诱惑》等，余华的《现实一种》、《世事如烟》，格非的《迷舟》、《青黄》、《大年》等等共同成就了新时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锋实验叙事谱系，它们的书写符码基本上是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象征主义、荒诞主义、变形手法、存在主义、形式主义、叙事学、结构主义、生命哲学、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理论话语范式。坦率地说，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由于过度因袭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叙事经验和美学规则曾经遭遇了合法化的质疑，并且它们确实也因为过度注重形式技巧、叙事圈套、话语迷宫和意义虚无而显示了自己特有的局限性与价值缺憾，但是就其超出自身的引申意义来看，它们无论如何都显示了某种革新的意向，作为一种对于社会历史改革开放的文化镜像与审美记号，这些现代主义的先锋小说很大程度上以文学场域为基地潜在而象征性地言说了中国总体性改革开放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就像罗兰·巴特所分析的，“字词以无限的自由闪烁其光辉，并准备去照亮那些不确定而可能存在的无数关系。”［8］换言之，中国现代主义先锋实验文学除却在审美经验层面谋求确立文学叙事的自洽性规则与秩序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以叙事符号与审美能指的方式转喻性地反映和表达一种关乎国家形象的改革开放新意向，它所包含的问题意识一如克里斯蒂娜所分析的那样，“文学是怎样完成对旧世界的这种积极颠覆的呢？主体和历史共同具有的这种否定性是怎样通过其实际经验出现的呢？这种否定性能够清除意识形态，甚至清除语言，以便制作新的意指工具。它怎样使主体的粉碎与社会的粉碎都压缩入象征与现实之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新关系格局中去的呢？”［9］揆之以新时期语境的特殊性状并联系它对于现代主义先锋实验文学叙事的意义规约，我们不难判断，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实验文学之于改革开放及其中国形象的关系而言，它不但表征为这样的问题意识，而且也以自我献祭的符号形式给出了对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回答。

新时期的先锋实验文学以西方现代主义为参照所进行的改革性与开放性话语叙事与形式探索并不是某种单独而有限的文化行为，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与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形象塑造相匹配的并成为这种总体身份形象建构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对于陌生化审美经验与叙事方法的学习借鉴仅仅从一个断面说明改革开放以及按照这种向度所进行的国家形象与国家性格塑造已经或正在成为一种事实，它通过对过往积弊的解构来表达一种革新生活意义与重构国家的情感意志与价值诉求，正如洪子诚所分析的，“它们表达的，与其说是反‘现代性’的‘非理性精神’，不如说是走出‘文革’阴影的一代，在‘现代化’实践过程中追求人性、自由精神，和主体创造性的‘情绪历史’。”［10］毋庸讳言，走出“文革”在某种意义上恰好构成中国新时期文学表意范式创新与总体国家形象重构的立意初衷，从这种意义上看，中国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本质上就是从文学现代性的角度对于重构中国形象所进行的一次以改革开放为内容的文化实验。

四、结语

对于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建构而言，文学观念层面的操作可以被视为前提性的廓清与设定，它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策动了现实生活的改革开放转型。改革文学则以直接审美镜像的方式建构和想象了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具体经验轮廓和社会生活，相形之下，现代主义文学却采取了一种较为间接的价值策略，其间接的具体指涉就在于，这些文本的先锋性书写与开放性话语实验所具有的作用不能仅仅从其实际意义去考察，因为就其作为一种公共性文化现象的身份来说，它的象征意义显然大于实际意义，更具体地说，它书写的内容固然重要，但是它如何表达的问题以及对于改革开放持论何种姿态显得更重要。但是无论是哪种情况，我们都无法规避一点，即这些新的文学实践经验与现象事实上是与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建构处于一种互文共在的关系状态，改革开放中国形象的建构为它们提供了最终的价值旨归和意义边界，而它们则从文学审美及其思想观念层面为这种形象建构提供了微观的思维进路与丰富的经验表情。

［1］查建英,李陀.八十年代访谈录［M］.上海:三联书店, 2006:249.

［2］孟悦.历史与叙述［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49.

［3］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上海:三联书店,2005: 28-29.

［4］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94.

［5］杨庆祥,程光炜.文学史的潜力［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51.

［6］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的另一种思考角度［J］.当代作家评论,2004（4）.

［7］孟繁华.当代中国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9:271-272.

［8］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8.

［9］（转引自）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21.

［10］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92.

（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Literary Imagination of the Chinese Image on Reform and Opening-up

LI Sheng-qing,MoYun-ping

（The Research Base ofSynthesis ofHunan Dialect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ulture,Xiangtan 411201,China; School ofHumanities and Education,Foshan University,Foshan 528000,China）

The Chinese im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s a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mage of the new period literature.It expresses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national image from three aspects.Firstly,it ideally reconstructs and culturally designs new national image on the basis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Secondly,it expresses the constructing mea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national image by writing new life experience,social relations,emotion and will.Further,from the relations which involves literature form experiment,pioneer narrative and reform and opening-up,it symbolically expresses an open constructing intention of national image.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ese image;ideally reconstruction;national moral;literature experiment

I2-1

A

1008-018X（2017）01-0030-06

2016-09-06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12YBA144）

李胜清（1971-），男，湖南耒阳人，博士，湖南方言与科技文化融合研究基地教授。莫运平（1971-），男，湖南江永人，博士，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