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互助社发展的现实困境及优化方式的文献综述

(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重庆 400000)

资金互助社发展的现实困境及优化方式的文献综述

廉然

(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重庆400000)

由于资金互助社许可证审批难通过、政府定位不准、互助社内部管理不规范及发展规模受限，资金互助社的发展遭遇瓶颈，本文将对当前资金互助社发展中的现实困境进行归纳总结，并就国内研究现状提出优化方式。

资金互助社；困境；措施

资金互助社凭借其天然的地缘优势、信息优势，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金融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问题，但问题资金互助社却越来越多。

一、资金互助社定位及分类

资金互助社是由农民这一金融弱势群体自己设立、自己所有、自己管理、自己收益的，农民自愿出资入社，在社员中开展存贷款业务。对于互助社的分类方式，学者们也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何广文(2007)认为我国目前的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分为按照《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组建和农村自发建立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前者是正式金融组织，后者是未纳入政府监管的非正规金融组织[1]。而张德元(2008)将其分为生产合作社内生型模式、内生型集成合作模式、外因推动型资金互助合作模式三种[2]。此外，王建英(2011)认为还包括公益型资金互助合作模式[3]。目前多数学者采用的是何广文这种分类方式。

二、资金互助社面临的发展困境

(一)政府角色定位不准，法律政策不完善与过度干预并存

首先，政府对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地位合法性未立法保护，相关管理办法也没有考虑到资金互助社的特殊性。高玉成等(2015)认为互助社成立初，各方都给予了过高的规范管理要求，没有考虑到农村金融的特殊性[5]。《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要求农村资金互助社要有固定的营业场所及相应的硬件设施。彭春凝(2011)认为对场所及设施等固定投入的要求加大了资金互助社的成本[6]。此外，邵传林(2010)认为互助社享受的权利很有限，却不仅要公益性地帮助社员，提供低利息贷款及各种免费服务，还要严格按照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原则来运作[7]。其次，政府过度干预了资金互助社的运行机制和内部管理。中国银监会规定互助社对单一社员的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15%，对前10大户贷款总额不超过资本净额的50%。马九杰(2013)指出如果出现大量资金闲置，这部分资金产生的利息就使得资金互助社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同时，政府限定了互助社社员人数，社员类型趋同也产生较高的机会成本[8]。最后，各级政府与中央政府关注焦点不同，监管混乱。高玉成等(2015)认为农村资金互助社名义上是归银监会监管，实际上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往往对资金互助社的现状“充耳不闻”，互助社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5]。

(二)互助社内部管理不规范

一是员工素质较低，且难以引进金融人才。高玉成(2015)认为互助社高层文化水平普遍偏低，缺乏完备的金融知识和管理经验[5]。彭春凝(2011)强调农村资金互助社从业人员缺乏后续的专业学习和实践[6]。故农村人才资源本身供血不足，又缺乏激励机制，难以吸引金融人才。二是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不成熟。彭春凝(2011)认为大多数互助社没有正规的管理模式，具体规定形同虚设，违规操作频现[6]。高玉成等(2015)也提到过制度缺失引起的内部管理问题[5]。

(三)资金互助社规模难扩大，资金季节性闲置

资金互助社在成立初期，一般都是一个或几个相邻村镇为其服务范围，这样才能保证资金互助社有足够的信息优势，但是，这样就无法避免一个弊端，即这些村落农民层次不多，当地经济作物等发展项目具有同质性，一到丰收季，资金比较充裕，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放款，资金机会成本增大，而一旦到了投入生产时期，又会有村民集体借钱，资金使用有明显的季节性，同时，也面临同样的自然风险、市场风险。高玉成等(2015)认为“封闭运行”管理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防范风险，但也限制了资金互助社的发展[5]。故而资金互助社扩大规模有一定必要性。

三、资金互助社突破困境的优化方式

(一)政府角色定位于宏观调控

首先，政府应该实行有限监管。张德峰(2012)高玉成(2015)强调互助社的设立、管理与运行应当主要留给社员去决定，监管层级要下移，政府更多地是提供扶持和帮助[4-5]。其次，调整政府的监管方式。监管方式可以采取非现场检查来缩减“皮鞋”成本，对于有必要进一步调查的资金互助社再采取现场走访，提高监管效率。张德峰(2012)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先整理分析农村资金互助社定期提供的各种财务报表、统计报表等有关资料，了解其业务经营情况，再根据分析结果决定是否需要采取其他监管措施[4]。最后，加大扶持力度。邵传林(2010)马九杰(2013)认为中央政府应对每个新成立的农村互助社一次性给予财政奖励，并给予其税收减免的优惠[7-8]。

(二)加强农村资金互助社与银行之间的合作

互助社的地缘优势也限制了其可持续发展，故有学者就提出农村资金互助社+商业银行的合作模式。邵传林(2010)、高玉成(2015)认为这种合作方式可以拓展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融资渠道。农村资金互助社具有信息优势，而农村正规金融具有资金优势，二者联合能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配置效率[7,5]。马九杰(2013)也认为开放性的金融机构，社员(客户)会随着数量增加而类型多样化，从而平抑资金需求的季节性波动[8]。金瓯(2014)认为互助社适当发展多种类型社员。并且只要审核程序没有放宽，扩大社员数量并不必然带来风险增加[9]。

(三)互助社设立利益奖惩机制并优化内部治理机制

互助社的运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道德约束，但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彭春凝(2011)认为规范的惩罚机制可以作为担保和抵押的替代，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6]。同时，要优化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内部治理机制。邵传林(2010)建议为防止在经营的过程中出现精英控制，应让他们“用脚投票”，对管理者起到威慑作用[7]。

[1]何广文.农村资金互助合作机制及其绩效阐释[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7,04:3-8.

[2]张德元,张亚军.关于农民资金互助合作组织的思考与分析[J].经济学家,2008,01:40-47.

[3]王建英,陈东平.内生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互助社运行机制分析——基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考察[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1,02:19-24.

[4]张德峰.论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政府有限监管[J].现代法学,2012,06:126-135.

[5]高玉成,郑伟,刘俊峰.农村资金互助社发展与监管问题探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15,06:54-58.

[6]彭春凝,苟正金.论我国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法律制度完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06:108-111.

[7]邵传林.金融“新政”背景下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现实困境——基于2个村的个案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0,06:27-35.

[8]马九杰,周向阳.农村资金互助社的所有权结构、治理机制与金融服务[J].江汉论坛,2013,05:59-65.

[9]金瓯.被“抑制”的农村资金互助社——基于马屿镇汇民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调研[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6:57-62.

廉然(1994-)，女，汉族，湖北襄阳人，研究生在读，重庆工商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金融学专业，研究方向农村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