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道创新谈

■谢文英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道创新谈

■谢文英

按照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常设机关。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行使部分全国人大的职能。全国人大常委会从设立以来，职权一直在变化。第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授权常委会适时制定部分法律。第二届全国人大会议又授权常委会适时修改全国人大制定法律中不适用的条文。逐渐地，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基本划定：在立法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可制定全国人大职权之外的法律，补充、修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监督一府两院工作；可部分调整国家预算；可根据总理提名，任免部长等。现在大部分法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

由此可见，对于每两月召开一次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工作的报道，政治性强、程序性强、专业性强，一字之差都可能谬之千里，因此容易出现千篇一律，浅而不深，大而化之等问题。如何在众多新闻热点中追寻人大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的脚步，并将之有血有肉地记录下来，是策划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报道最需要思考的内容。以下，笔者谈谈多年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一些体会。

一、延伸报道可以让热点 “厚重”起来

每次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都是一次新闻盛宴，如何把握热点，让热点新闻 “厚重”起来，独树一帜，是媒体追求的报道方向。

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召开前，全国人大新闻局都会召集跑口记者开吹风会。会上，应邀参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等法律修订主管部门的相关负责人，负责向记者讲解法律修订或出台的背景、要点，以及报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新闻局负责人会将每项审议内容的新闻点提示给记者，方便各家媒体根据不同需求，策划具体的报道方案。

面对相同的热点新闻，该如何体现差异？笔者通过对多年常委会例会报道的观察发现， “延伸报道”是可以让热点新闻 “厚重”起来的有效方法。

比如，2010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对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进行了专题询问。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多位负责人到会回答询问。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进行专题询问。随后，在2010年年末，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八次会议第三次召开联组会议，就医改报告进行专题询问。相比于首次专题询问而言，此次专题询问的新闻点更多地体现在内容上，与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这也是大多数媒体报道的方向。

而检察日报 《声音周刊》在常规报道的基础上，突出策划，把点打在了人大监督上。记者通过对2010年以来的三次专题询问内容的细心梳理，分析了三次专题询问的不同之处，以及询问效果，并独家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这篇题为 《（肩题）今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对决算、粮食安全和医改进行三次专题询问 （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越来越给力》的文章刊发后，网站的转载率非常高，而且得到全国人大新闻局好评。

2014年4月2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当从吹风会上得知此次常委会会议将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修正案草案》进行第三次审议时，《声音周刊》编辑部决定，结合此前在2012年底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会议上中央提出的“加强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颁布的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 “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的大背景，围绕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三审稿会作出怎样的修改，如何回应中央的要求等做好延伸性报道。

记者专程到上海采访了常年关注预算法修改，并提出一系列提案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蒋洪。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举行当天，我们刊发了 《八问预算法修改》，抢得了报道先机，宣传效果非常好，文章被多家媒体转载。

二、数据背后的新闻会令报道 “先声夺人”

近年来，工作报告都喜欢用数据用事例说话，以增加报告的可读性。而数据刚好也是媒体报道中喜欢运用的因素之一。那么，在常委会例会报道中，如何把数据运用好，充分体现了策划的功力。在这方面，都市报的报道模式往往更加灵活。

比如，2013年10月22日，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反贪工作报告。这是时隔2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再次听取反贪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表示，5年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 151350件 198781人，提起公诉167514人。法院判决有罪148931人。通过办案挽回经济损失377亿元。5年间，检察机关 “老虎” “苍蝇”一起打，立案侦查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13368人，其中厅局级1029人、省部级以上32人。

翻阅当时的报纸，媒体几乎都是以数据作题，然而独树一帜的还是 《新京报》采写的 《5年来3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获刑 近半为死缓》。与其他报道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运用数据，而且挖掘了数据背后的新闻。

文章没有局限于报告中的数据来报道，而是通过对2008年至2013年公开报道的梳理，整理近5年来30余名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案件资料，向读者传递了更为丰富的也是读者关心的数据：比如，有13人被判死缓，另有9人被判无期徒刑，其中涉案级别最高者为薄熙来和陈良宇；2008年以来被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含此前立案但2008年以后判决）的省部级以上官员贪腐案例有30余个。其中，有近半数 （13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包括刘志军、王益、陈绍基等；另有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包括薄熙来、黄松有等；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除此之外，记者还对报告中的数据加以分析。比如，报告显示，5年多时间查处32名省部级以上官员，这意味着每年查处6人左右。然而，记者统计发现，2010年是查处省部级官员最多的年份，一年有11人被判刑。其中，6人被判死缓，5人被判无期徒刑。11人均犯受贿罪，部分官员同时犯下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和滥用职权罪。这从一个侧面，充分反映了检察机关反贪力度的不断加强。

笔者了解到，文章刊发后，社会关注度非常高，而且还得到了最高检领导的充分肯定。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摘抄报告写报道很难出彩，宣传检察工作，其实更需要深入挖掘数据背后的新闻，向公众传递他们期待了解的信息，让他们能够从身边的热点新闻中看到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这或许比长篇大论地宣传检察职能，更容易被公众所接受。

三、充分运用新媒体提升报道效果

策划的核心是 “创意”，就是在报道选题、报道内容、报道形式、报道时机的设计与谋划上必须具有创造性。策划的创新意识，要求编辑在报道策划中，大至主题结构，小至一篇稿件，找准合适的切入点，选取别人未曾选取的角度，涉足别人未曾涉及的领域，提炼别人未曾提炼的主题，报道别人未曾报道的内容。

以2014年10月下旬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为例，我们在报道计划中确定了报道范围与重点，在设计报道规模时要求：以报纸、杂志、网络、影视、新媒体联动、融合方式进行全方位宣传报道，特别是要充分发挥 “两微一端”等新媒体的作用。其中，《检察日报》新闻版面、相关周刊刊发消息、通讯、碎片化报道、综述、评论等；正义网、高检网做即时报道、专题报道和碎片化报道；以微博直播方式实时报道曹建明检察长作专项报告相关情况。最高检、检察日报、正义网 “两微一端”及正义手机报等新媒体及时报道相关情况；《人民检察》做相关专题报道；中国检察视频台制作相关专题节目。

从当年的12月22日起，《谁办案谁决定谁负责 检察机关试点开展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一年回眸》等文章陆续刊发。这是按照策划，在报纸上连续刊发四篇系列深度报道作为前期铺垫，分别从建立健全规范司法制度机制、加强案件管理和内外部监督制约、狠抓重点环节司法办案行为规范、建设过硬检察队伍提高规范司法能力等方面对近年来检察机关司法规范化建设的新思路、新举措和新成效进行深入报道。在诸多媒体中，《检察日报》对检察工作报告的系统报道是独一无二的。

“守成”与 “创新”，是时政新闻报道必须回答的课题。微信时代，新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传统的报道形式已经难以触动受众的拇指。新媒体当仁不让地成为提升新闻传播效果的必要装备。《检察日报》在近两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例会报道策划中，已经将新媒体纳入报道范畴。比如，2014年10月30日，检察日报微博发出的#一图全知道# 【图说规范司法】，直观清晰地向读者展示了人民检察院司法规范化建设取得哪些成绩。被很多网络媒体转发，发挥了网络传播的优势。细节决定成败。在精心策划下，报纸、网站、微博、微信等联动，全社一盘棋，很好地体现了联动、融合的全方位报道模式，对曹建明检察长所作报告的核心以及检察工作，都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

总之，新闻策划是一项完整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多部门、多领域的合作。新闻编辑要依据新闻资源不断发展变化的最新信息，对策划的主题、内容、形式、进度、规模和强度，进行全盘考量，及时对符合客观实际的报道作出适度调整，使新闻策划与报道对象、采访环境的客观实际始终相吻合。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 《声音周刊》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