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的立场很重要

■毛亚楠

讲故事的立场很重要

■毛亚楠

我3岁的时候就说要当一名记者了。这个想法在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产生。我至今仍记得那天的情景，一场暴雨过后，父亲牵我手去故乡胶河岸边玩耍。一路上风景很美，花花草草色彩浓郁，被雨水冲刷过的蛙鸣鸟叫清脆悦耳。

父亲那时候年轻，是乡村中学教师，还是个文艺青年，掌握了一些写文字的要领，几乎是在不经意间，他将那种对文字的 “敏感”传递给了我。他先是问了我三个问题，分别是 “看到了什么” “听到了什么”以及 “闻到了什么”，后来又开始跟我谈 “感官”，告诉我 “人的感官是有 ‘触角’的，可以无限地延伸”。我当时其实似懂非懂，但却意外学会在任何时候调动五官去感受周围，而这项本领助我从此叙述流畅，从不发愁。

“学会了看、听、嗅、触，就可以做记者给人家讲故事了”，那天父亲这样对我说。我于是记住了 “做记者”和 “讲故事”这两件事，觉得以后就当个记者了。

这是小时候的事情，有趣的是，直到今天我真正是一名记者了，仍然觉得父亲当年教我的本领十分的受用。一名记者要做的，无非就是去到采访现场，调动自身感官的触角去感受了解，再讲出好的故事。很多人都说 “隔行如隔山”，可我却觉得做记者简直是这世界上最不神秘的职业。

我做记者第二年，去北京西城一个菜市场采访一个靠卖姜蒜为生的写书摊贩。对方小学四年级毕业，却花了三年时间写出了一本20万字的家族史。我在菜场的一堆金姜银蒜里找到他，他40多岁的年纪，穿破衣旧裤，住城中村7平米的出租屋，养着妻子和三个孩子。一家人生活得艰难辛苦，但他每天都希望满满。从他所写书中字句里，你可窥得他粗糙外表下有阿尔汉布拉宫般华丽丰富的内心，而他小屋内贴满的练武儿子的奖状，则可知他时刻提醒自己是个被希望包裹着的人。因我从未见过如此向阳向上的这么一个人 （不给自己难过失落的机会），他的激奋甚至让我产生不忍，不忍用任何话语去预设他生活中会碰到的其他可能性，比如他的孩子要是没能成为他希望的影视明星，比如关于他的热点有可能会稍纵即逝。

他之所以让我难忘，是他的语言。如果不是亲耳听到，你是很难去想到一个来自粗糙现实中的人所说出的话，是如此的迷人。那天的最后他送我去车站，车子要开时，他突然像是补充似的对我说， “我不去想结果会怎样，现在的人都太浮躁，我只要踏实肯干，总有天会看到光明。这样想着，心情就会一直好下去，连下雨天也觉得开心”。能收获到如此质朴真诚的诉说，不能不说是记录者的幸运。在我之后诸多采访经历里，我经常能发现闪光的语言，而这些字句简直就是文稿里的珍珠，所以收集这些珍珠，并排列组合它们，就能写出被采访者们对生活充满活力的探索之心。

这就是记者的工作，当然这些是建立在与被采访者良性互动的前提下。由此我明白了人的语言的重要性，通常人们会认为说过的话会随风而逝，可对于记录者来说，语言实在是最好的文本。记录者同被采访人打交道，其实是将对方从他们的私人生活中提升到记录者的意识里，记录者通过了解被采访人对于这个世界的感受和理解，以此来捕捉这时代的种种潮流，因为人的身上带着时代的风貌。

工作过程中我还有一个感觉，如果五官是打开的，我会发现很多采访现场中 “小”的东西，而运用了这些小的细节，稿子就会变得很好看。

2014年我操作 “尊严死”这个选题。进入到一个遇到此种问题的家庭里，让患病母亲 “有尊严地死去”还是 “工业化地死去”是摆在这个家庭成员们面前的伦理难题，这里面涉及重重的矛盾，还有太多犹豫挣扎。最挣扎的要数病痛中的患者，与病魔斗争中患者表现出的绝望与希望并行，生与死的徘徊摆在我的眼前。我记得自己初次见到那位患者，注意到她脖间挂着的是医院楼下荆棘树结的红果，是她的护工给她串成了项链戴上，这里面是她对生的依恋。但是因为患病身上插满了管子，最难受的是那根胃管，绝望时她不停地去拔管，导致护士只好将其手绑在床栏上，而这种状态里又有赴死的决心。状态再稍好一点时，患者会关心晴天雨天，关心冬小麦收没收完，关心国家大事，状态不好的时候则会意志消沉，说出 “想去八宝山”这样的话。我认为这才是对待死亡最真实的状态，在积累诸多感受、与这个家庭接触几番回合后，我最终写出有关 “尊严死”的现状调查，在一众 “支持派”和 “反对派”的声音里，我的结论则认为， “但凡涉及伦理的东西，都没有正确的答案，很多事情需要一事一议”。

做记者其实是件很考验个人立场的事情，比如2015年的那篇引爆朋友圈的 《惊惶庞麦郎》，就曾激起人们对记者个人立场的讨论，很多声音是怪记者将庞麦郎的价值完全榨取，写尽其生活惊慌失措的那面，没有做到宽容有度。我对那篇稿子不做评论，也很佩服记者鲸书的才华。我想说的是自己刚做记者时的态度，还真有过不够宽容的阶段。

我记得自己曾经去采一个地震救援人，5·12汶川地震时他曾经徒手在废墟中刨人救人，被誉为 “抗震英雄”。2012年时，创业失败的他打算拍卖 “全国抗震救灾模范”的奖牌，一度备受争议。我记得那时跟着他说了一天的话，试图理解他的生活逻辑，但内心却对他越来越排斥。我基本不认同他成为 “英雄”后的所有事情，觉得面前是一个被 “英雄”称号冲昏头脑的荒唐人。因了这种情绪，稿子最终没有成篇。 “我为什么要去写一个反例人物”，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样想的。

但是后来执行主编对我说，其实这个人物是可以好好写写的， “你可以写写这个‘英雄’缺失的年代，也可以写写 ‘英雄’的没落”。因为对他没有足够的尊重，我错失一次很好的叙述训练。

如今我明白，讲故事的立场也很重要，要学会尊重对方，学会用他们的眼光看世界，可以纵容自己对他们的好奇，却不能纵容 “区别之心”。带着尊重去写作，对于他们的选择或逻辑，不持其他态度，只将掌握的事实放进作品里，如此写出真相。

（作者系检察日报方圆杂志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