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采访与时代同行

■唐 铮

新闻采访与时代同行

■唐 铮

2016年，《牛津英语词典》将 “post-truth” （后真相）选为年度词汇。《纽约时报》对 “后真相”的定义是 “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换句话说，在这个时代，真相并不是被篡改或被质疑，只是远远落在了观点的后面。和事实相比，人们更相信感觉，更愿意去选择想听和想看的东西。而这一态度使得真相更难以获得传播渠道。

事实上，不光全球媒体遭遇着 “后真相时代”的挑战，国内媒体也或多或少地正在经历 “后真相”的考验，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新闻专业主义在商业利益和信息时效性的双重压力之下有所退场。

“后真相时代”的定义是：在这个时代，真相没有被篡改，也没有被质疑，只是远远落在了后面。人们不再相信真相，只相信感觉，只愿意去听、去看谎话、流言、绯闻在网络上广泛地流传，呈现出真相的样子。相较于主流媒体，网民们更愿意相信彼此，如出现与自己立场相悖的证据，人们倾向于无视这些信息。

科技的发达使得人们的沟通联络越来越方便和迅速，而作为以沟通为基础的新闻采访，自然也由此发生了不少变化。在记者能够以媒体融合为武器从而更简捷迅速地和采访对象沟通的同时，也有悄然蔓延在新闻业界的一种值得警惕的现象：记者到新闻现场的比例大幅减少，一些虚假的信源得以存身，并由于新闻记者的不谨慎而在人群中进一步传播。

“怎么采访”决定新闻质量

新闻采访素来是成就一篇新闻作品的基础。在一线记者中，对采访的重要性甚至有 “三分写七分采”这一普遍存在的说法，即在一篇稿件的成文过程中，采访的重要性要占到七成左右。而自从有了专业化的大众传媒，新闻采访成为记者一项具有专业技术含量的职业行为以来，新闻采访的形式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不断更新。

二三十年前，当面采访和发书面介绍信是记者们主要的采访方式；而十几年前进入新闻行业的记者，应该还对发采访提纲传真、打办公座机电话的采访方式记忆犹新，不过这些方法现在已经基本上不会在现实新闻工作中出现，取而代之的是拨打移动电话、发电子邮件、运用QQ或微信等社交工具。到了这个时候，除非是突发性现场新闻、新闻发布会、很重要的采访或者个人专访，记者才会出现在现场，其余普通采访基本都以电话或邮件的形式解决。

这个变化并不能简单以 “记者变懒了”来解释。事实上，新闻媒体在报道节奏上的不断提速，和受众对信息时效性日益增长的需求，使得新闻记者的工作强度越来越大。即使是传统媒体中时效性最差的日报，目前也往往要求 “当日事、次日毕、隔日不发”。在这样的情况下，受截稿时间限制，压缩去现场的时间，改为打电话、发邮件等更加灵活便捷的方式，也有可取之处。

在传统媒体运行多年所形成的职业守则和采访规范中，记者必须和第一信源直接接触，并从另外一个辅助渠道加以验证后才能将这个事实写入新闻报道，这个严格的要求也是媒体获得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前提。而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尤其是 “两微一端”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主流渠道之后，微信对话截屏、朋友圈截图、微博评论等被作为新闻素材甚至是第一手信源的事例屡见不鲜。

一个微博大V说的话，截屏直接出现在微信公号上。一位名人朋友圈的一条留言，就能够衍生出十几条甚至几十条报道来。这种情况给新闻采写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如双刃剑，一方面，记者极大地提升了采访效率，进而促使新闻的生成过程更加快捷。然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闻来源的不严谨、不专业。在这时，更应该坚持新闻采写的中立原则和核实原则，要核实自新媒体渠道得来的信息是否属实，更要以客观记录的方式将他们体现在自己的新闻作品中。

“传播什么”决定新闻取材方向

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过，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只是他们精神生活中一种廉价的补偿品。随着媒体融合时代的来临，我们悲哀地发现，这句曾经饱受争议的话正在变成现实。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今年1月发布的第39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3.2%。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6.95亿，增长率连续三年超过10%，占比达95.1%。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的使用率均出现下降，手机不断挤占其他个人上网设备的使用。

传统媒体的运行方式是清晰的：做好内容、刊登广告、稳固受众群，三位一体。但是在新媒体情况下，这三者是分开的，传统新闻采访写作模式下能够生产出好的内容，但由于传统媒体的覆盖率大幅下滑，好内容不一定能得到广泛传播，更不一定能吸引到广告。但如果没有以广告为主要支撑的财源，就无法支撑传统媒体进一步壮大，甚至无法保证它们获得足够的生机。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传统媒体做出了裁撤深度报道部、削减深度报道的决定。一位都市报总编辑给笔者算过这样一笔账：由于要涵盖记者差旅、采访联络、写作长周期内的固定工资等诸多开支，更要承担一些调查报道可能花费众多却无功而返的风险，报社为每篇深度报道所承担的花费平均能达到几万元，但从报纸上读到报道原文的读者数量却是以几何级数逐年下降，更多的人是从微信朋友圈或网站App转发中读到这篇文章的，而广告主跟随的是渠道却不是内容，因而广告收入大幅落在了平台上，由此带来的问题是新闻内容本身的成本无从消减，全部由内容生产方来背负。

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与传统媒体在取材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标准。传统媒体自诞生之初就有自己的定位，由此决定稿件取材标准。正是通过取材的倾向性，实现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但以今日头条为代表的新媒体平台将选择权几乎完全交给了用户，通过数据分析和技术抓取等方法，为每个用户推送个性化的内容。加之手机有天然的碎片化、即时性的特点，不利于深度阅读，新媒体平台由于几乎垄断了人们的信息渠道，从而对上游的新闻内容生产者造成倒推压力，致使记者编辑在采写中更加倾向于故事性强、生动有趣、小篇幅的题材，而有意避开逻辑性强、适合深度阅读、长篇幅的题材。

信息渠道和内容收集部门方向上的变化，最终对新闻采写造成了改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遇到突发事件时，前往现场采访的人少了，这部分原先由记者来承担的职责现在移交到各种随手拍的短视频或适合直播的微博平台上，由过去只吸收新闻的人兼任了制造新闻的职责。

新时期的采访更需专业素质

如上所述，新媒体环境的变化对新闻采写的方式方法甚至新闻题材的方向都造成了极大转变。而作为新一代的媒体工作者，科技的发展也给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首先，是要在信源纷杂、竞争激烈且同行的业务操作不一定合乎专业规范的前提下，继续在采访写作中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原则，尽量做到直接观察，如引用的话必须使用权威的消息提供者和可靠的物证来源，并认真履行核实原则，对于无从验证的单一信源不予采信。这样虽然会损失一部分时效性，但能够保证最基本的职业原则得以延续。

其次，是要学会灵活适应新时期受众需求的变化。今年最让人感叹的一件事是，写出了 《刺死辱母者》稿件的 《南方周末》却没有第一时间将这篇稿子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公开推送，而是等到商业网站App已经将这个话题炒热的时候才匆忙地推出。这种在新闻价值上的判断，会是未来一段时间内媒体从业人员需要适应和调整的。

最后，新技术的发展也要求记者在采写中具备更多技能，如基本的电脑编程、数据统计建模等，这些技能已经越来越通过新媒体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成为新闻报道的常态。现在的记者，不像当年那样一支笔、一个相机就能走遍天下，而是需要与时代同行，具备更丰富的新技能。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