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专业以外，不宜轻下断言

杨津涛

杨念群的学术造诣，在学界有目共睹。近几年，杨念群开始尝试通俗写作，我凭着对作者的信任，读了他的第二本随笔《皇帝的影子有多长》，结果很是失望。

杨念群的学术造诣，在学界有目共睹，一本从中西医之争切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再造“病人”》，一本探讨清廷为确立正统性，同江南士林博弈的《何处是“江南”？》，都是深具开创性的著作。近几年，杨念群开始尝试通俗写作，并在2013年拿出随笔集《生活在哪个朝代最郁闷》。我凭着对作者的信任，买了这本书来读，获得的唯一体会就是“郁闷”。去年再次抱着期待，读了他的第二本随笔《皇帝的影子有多长》，依然很是失望。

这算是一本书评集，讨论的既有《朱峙三日记》《黄河青山》这样的一手资料，也有《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这样的学术作品。作者希望借这30多篇由书而生的文章，向读者传播一些“反常识的历史观”—不同于教科书的新观点。这个立意当然很好，但作者显然未能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

众所周知，随笔不同于论文，除了说清事理外，还必须有较好的文笔，不至让读者因内容枯燥而中断阅读。杨念群这本书，文字固然是通俗化的，但行文既不流畅，也少趣味，很难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其间更有“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之类的比喻出现——所谓“柔若无骨”，指女子身体柔软，仿佛没有骨头，用在此处，显然不妥。

在行文风格上，杨念群与其说是娓娓道来，不如说是絮絮叨叨，《皇帝的影子有多长》里每一篇文章给人的感觉都是，作者不停地在举例、在说理，以致忽略了段落间的逻辑关系。比如《“杀千刀”的故事》一篇中，作者先从凌迟的残酷写到中国人对躯体的珍视，再写中西方绘画对刑罚的不同表现，及至西方死刑的仪式感，这些叙事内容看上去有所关联，顺着读下来，其实很难搞清作者行文的内在逻辑，以及其想要表达的主题。

当然，最让人难以忍受的，还是作者对自己研究范围以外的东西，常常轻下论断，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如他说，从“彭小瑜先生的文章”，看到蒋介石打着维护党派利益的旗号，为夺取权力不择手段，即感慨“赤裸裸的功利只要化身为道貌岸然的信念，就可充当一种任行杀戮的理由”。彭小瑜是治基督教史的名家，他偶尔论及中国近代史，发表了《“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由麦卡锡、蒋介石说到欧阳修之<纵囚论>》一文，指责麦卡锡和蒋介石“是政治现实和政治利益的奴隶”—这并非可靠的学术观点。杨念群对此深信不疑，无视国内外众多有关麦卡锡研究的新成果，以及蒋介石政治生活中真实道德取向的研究成果，下了上面那陈旧不堪的结论。

又如《中国人怕出海吗？》一文中，作者声称中国在两场抗美战争后，没有在朝鲜、越南驻军，是因为“中国不缺地盘，缺的还是冒险拓殖的基因”。事实上，中国从朝鲜撤军，一方面是不堪30万驻军的巨额军费压力，另一方面是关涉中、苏、朝三国间复杂的政治利益考量—用沈志华的话说，撤军是“为了安抚金日成，进一步巩固中朝关系”。至于中国从越南撤军，则是当时中美关系改善，越南日益倾向苏联，致使中越關系恶化的必然结果。如此看来，中国从两国撤军，显然都同所谓“冒险拓殖”精神无关。

此外，杨念群在《当年日本何以不能征服中国？》中，将这个问题的主因归结为，“日本文化就因为纯粹得全无杂质，所以经不起五毒俱全五味杂陈的中国文化反复清洗筛查，完全陷入水土不服的绝境”；在《“士绅”的溃灭》中说，曾国藩、洪秀全“都是杀人如麻”，“骨子里不过是在兜售一种迷幻心灵的药方”等，且不说这些立论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只说这种浪漫无当的表述，已让读者一头雾水，而难于揣摩作者本意了。

不过，杨念群作为一个颇负盛名的历史学者，在《皇帝的影子有多长》中的很多地方还是表现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史识。比如在擅长的晚明史方面，杨念群告诉读者，将明朝覆灭归于东林党，还是阉党，都“无助于切实理解某个王朝兴衰的成败得失”，因为此种亡国“单因子”，是可以找出无数个的。只是一旦脱离了专业领域，杨念群似乎就忘记了这条历史学通用的道理，而生出一种真理在握的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