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逻辑

张可云，邓仲良

[摘要] 通过回顾区域合作模式类型与演进规律，本文着重论述了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逻辑。研究认为我国应以一带一路为载体来完善和对接国际国内“双向”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以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公共品供给、合作保障为主要特征的合作模式，并通过创新区域合作主体利益的分配机制，进一步带动形成中国与沿线各国产业国际分工与产品贸易体系。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区域合作模式 驱动机制 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7）02-0017-06

[基金项目] 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2015000380）；中央在京高校重大成果转化项目（2015010017）。

一带一路既不同于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欧盟“国家一体化”模式，也不等同于联合国的“共治维和”模式，更不等于TPP的贸易、货币、人权、普世价值观的高标准“全面一体化”模式。区域合作缘起主要基于各参与主体区域效用（实际区域利益），自身实际利益降低将可能导致区域合作遭遇挫折，甚至可能最终解体。因此，总结已有的区域合作模式，系统研究区域合作的作用机制，为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可能遇到的风险规避、重点方向及模式选择等重点问题提供政策参照和理论支持，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合作模式类型及演进规律

有效稳定的区域合作模式有利于国内外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与利益协调，区域合作模式由最初的单一政治集团逐步向开放、自由的经济合作关系演化。同时，区域合作模式随资源配置方式、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公共权力组织模式变化而逐步演化，并呈现出不同阶段性的模式。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合作模式的分类、产生机理、历史背景等，然而并未系统回答是否存在当前中国可以借鉴的模式，如何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等现实性问题。因此，有必要系统总结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并研究其演化规律。

（一）区域合作模式类型

依据区域合作内容、政治与经济水平、政府与市场作用范围等原则，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不同类型，如表1所示。

以区域合作的地理邻近性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欧盟模式、北美模式、亚太的非体制合作模式等，这主要是国家间的区域合作模式。欧盟是典型的经济与政治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主要基于90年代后国际市场竞争和贸易保护主义，北美模式包含了发达国家（美、加）和发展中国家（墨西哥），呈现了“南—北”合作和典型的大国主导的特征。亚太的非体制合作模式（APEC）主要以灵活的、垂直分工的功能性次区域合作为主，近期主要呈现自贸区合作模式。

欧盟的合作主要是力图建立统一的区域合作框架，并涉及到跨界治理，可以看作是经济、司法、外交、安全等方面的“趋同模式”，而亚洲的合作主要是“互连互通”，是一种保留差异性的共同性整合，中国的一带一路并不是要建立新的合作机制，而是利用现有区域合作机制，实现政策、基础设施、贸易、资金的互通和文化的交流。这与欧、亚不同的历史背景、实际国情相关。

基于不同的区域合作基础要素和支持网络系统，从区域合作主体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又可进一步细分为政府主导或企业主导模式。从区域合作关系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产权型合作模式、联盟型合作模式和松散型合作模式；从区域合作的空间分布来看，区域合作模式可分为空间分布类型，具体为圈层辐射开放合作模式、轴带合作模式。若从合作的非求偿性来看，区域合作又可以分为援助型合作模式和利益追寻模式。而从合作的服务性核心来看，又有贸易型、品牌服务型合作模式。基于合作互补内容，区域合作模式又分为资源互补型、优势互补型和产品互补型。

针对区域合作模式形成的历史根源和政治逻辑，欧盟和美洲两大典型区域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内生演化过程主要缘于特有的历史实践规律。最早的欧洲合作缘起于1648年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经历多年欧洲内部战争，建立一个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成为欧洲各国的现实需求，这为后来欧洲内部合作、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制度根源。欧洲“契约型”合作模式体现了平等国家的公共权力博弈。而由于缺乏重复的博弈过程，美洲区域合作模式呈现了“帝国合作模式”，美洲模式主要是以美国为公共权力中心，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巩固其自身合法性的能力和意愿，因此，美洲区域合作模式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自身的需求和战略定位。

从区域合作的组织方式上，还可分为功能性合作模式、制度性合作模式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准制度性合作模式”。前者主要以特定的区域合作对象和合同契约为基础来实现某种特定的目的。这种模式可能并不产生常设的机构來执行超国家结构功能的权力。而制度性合作模式主要是在共同的区域协定基础上，由参与国的中央政府主要推动来形成全面的区域一体化合作体系，例如上海合作组织、欧盟、北美自贸区等合作组织采取的模式。准制度性合作模式一般采取非约束性的自愿来推动区域合作，例如APEC，主要以国家政治首脑的“承诺”为保障，呈现“单边行动计划”和“集体行动计划”的模式。

从区域合作的内容来看，又可分为区域经济、政治、安全和文化合作。除此之外，依据区域合作的产生缘起、合作主导力量的不同以及选择局域合作还是全域合作等不同研究对象，还有其他的划分模式，这样与研究问题导向的模式划分还有很多，此处不再赘述。

（二）区域合作模式演进规律

根据对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历史背景和发展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合作模式与历史文化逻辑、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形势、政府与市场作用、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国家或地区利益分配机制等因素有关。总的来看，结合区域合作类型的历史演变和区域合作一体化进程，区域合作模式演进呈现了如下的规律。

一是区域合作模式的演化依赖于区域合作主体利益的分配机制。政府主导模式主要存在于区域合作初期或计划型经济体制，经济协作更多依靠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属于垂直的领导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政府主导模式逐步过渡于企业主导模式，企业成为了区域经济合作主体。企业实现区域合作主要通过产业集群、产业转移等方式。国家利益的偏好不同也会导致不同区域合作模式的产生，例如欧盟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区别。

二是区域合作模式越来越呈现为灵活、多元、开放的发展趋势。除了欧盟演进至区域经济一体化阶段外，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国家战略等因素，其他国家地区的合作模式仍处于较低的一体化进程中，国家间区域合作更多呈现出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以贸易便利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为主。

三是区域合作模式更加注重包容与协调发展。对于区域合作体中包含发展差异性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区域合作模式的效用受到了区域经济的融合度、互补性和协调度的影响。区域合作体内部通常包含了发展程度不统一的国家或地区，如何利用互补的优势，建立合理的分工体系，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并实现区域效用的最大化是这类区域合作模式成功的前提。

二、一带一路与区域合作体系构建的关系

（一）一带一路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提供新模式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地区政治格局与国际贸易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由注重地理邻近、文化背景相似的区域合作模式，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欧盟等，向灵活、低成本的多边区域合作演进。随着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过去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区域合作逐步向多国共同参与的模式转变。一方面，国际合作追求经济、技术的全面绝对自由化，倡导区域合作体系内“自由贸易”，并为区域合作设立标准，甚至合作门槛；另一方面，保护主义风气也卷土重来，部分发达国家开始逐渐放弃自由贸易观念，以保护本国就业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面对“全面自由”与“全面保护”的区域合作模式，一带一路仍坚持平等对话，尊重各国的不同道路选择，追求共同发展与合作共赢。通过输出、输入双向发展的新格局，通过推动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为沿线国家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创造物质基础和便利条件。

（二）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可以为国家安全和国际反恐提供新平台

世界经济仍呈现不均衡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既有欧洲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社会稳定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大量落后地区，收入差距和地区生产总值差异性明显。社会不稳定与国际恐怖主义的滋生往往与贫困存在较大关系，一带一路是完善全球战略联系网络和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举措，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文化传播提供了战略平台，也给全球经济增长和缩小国家政治、经济不平等带来新的历史机遇。

（三）一带一路成功实施取决于连通国际国内“双向”区域合作机制的制度保障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制度差异化明显、经济发展不均衡、民族宗教冲突频繁、文化多样性等现实情况，如何将发展差异性明显的国家、地区协调好则需要一个统一的、广泛认可的区域合作框架及模式。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带一路首倡国，应当在区域合作架构的制定、区域合作机制的深化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消除区域合作中的政策壁垒，形成沿线国家战略的有效对接。在国际层面，如何协调与强化现有多边合作机制，完善跨国局部区域合作向到跨国全境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也需要从国内、国际两方面建立统筹的协调机制。在国内层面，一带一路涉及到国内沿海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与对接问题，通过一带一路区域合作体系的建设来联系国际与国内的长三角、京津冀协同、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合作框架，并完善相关区域发展的配套政策及合作模式来融入全球战略联系网络，进而促使产业结构转移与升级，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改变能源供给依赖性，化解过剩产能，增强国际有效供给，带动国内区域均衡发展。因此，健全国际国内的“双向”区域合作机制、模式是一带一路的制度保障。

三、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的构建

一带一路深层次推进依赖于有效、稳定的区域合作模式，来促进各参与方不断提高合作共识与增进共同利益，因而明确区域合作模式及其驱动机制至关重要。尽管强调不同规模国家在多样性偏好和差异化目标的区域合作实现路径，但归根结底，区域合作产生的现实需求是基于各自区域对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追求和区域总福利的增加①，即国家与地区现实利益，因此，效用驱动是构建区域合作框架的基本出发点。

（一）区域合作效用驱动机制理论分析

区域效用驱动包括了消费区域效用最大化和生产区域利润最大化，区域合作主体之间可以是博弈或分工关系，区域合作的目的就是立足于区域效用的改进。对于整个区域合作经济体（{xi}i=1，2，...I， {yi}i=1，2，...J， ω）而言，存在着区域经济体的效用可能集U=u（u1，u2，...，uL），使得无论任意可能配置A（x，y），存在ui≤ui（ci）；ci为区域合作边界，即由于资源禀赋、组织制度、技术、地理等条件限制，区域合作的效用空间存在作用边界（Utility function frontier，簡称UF）。

对于区域合作对象S>3，区域的效用空间属于超平面；当S=3时，则可以看作区域合作效用空间为三维空间；当S=2，例如A、B两个区域，则区域合作的效用空间是二维的，如图1所示。以两区域合作模型为例，阐述区域合作的效用驱动机制。对具有开放经济的两个区域I和J，I区域和J区域存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倾向。

假设，I区域和J区域的区域合作存在着边界，为c1-c1。当区域合作的效用预期位于效用空间的非均衡点时，效用失利方存在效用驱动的改进动力，即存在非均衡点向等利益线上均衡点的区域合作改进差距。

在两区域模型中，具有开放经济的两个区域I和J存在进行区域合作的倾向，区域I、J各自的效用为ui （P，E，n），在区域合作之前，区域I、J各自的效用存在既有的预期值，即不低于ūI，min和ūJ，min；在区域效用空间中也存在着一条45°的uI=uJ的等效用线，在等效用直线上，区域I、J的效用水平相同；等效用线与区域合作边界线c1-c1相交于点D，当区域合作体中为两区域时，在区域效用空间中存在FHDG的均衡效用空间，在均衡效用空间中，区域I、J均倾向于合作，但在区域效用空间GDKF中，区域I效用占优；在DKH中，区域J效用占优。每个区域都具有在各自效用区间内选择相对最优效用的合作可能，具体区域合作存在着博弈；同时区域效用可代指两国或两区域进行合作时关注的共同利益点，例如：双边贸易额、技术转让、能源交易、基础设施建设等。

区域效用边界UF产品体系、贸易、生产要素成本和技术水平相关。当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促使区域合作的范围增加，降低区域合作体内价格差异，提高区域合作体内产品价格优势，降低生产要素成本，形成劳动力和资本的聚集与流动，进而可将区域合作边界外扩至c2-c2，从而使得初始的区域效用空间增加，加大了区域合作范围和利益分配空间，如图2中阴影部分。在合作边界外扩的均衡效用空间中，在效用空间KFCD*中，区域I占优；在效用空间KCD*中，区域J占优。当区域合作的效用预期位于效用空间的非均衡点时，效用失利方存在效用驱动的改进动力，即存在非均衡点向等利益线上均衡点的区域合作改进差距。通过提高资本、劳动力集聚水平和生产率、产品出口等措施来提高区域效用，以达到区域效用的均衡点。

（二）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

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地区社会冲突、投资回报、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产业转移等潜在风险，使得一带一路的实现路径需要基于特定的区域合作框架。总结区域合作模式的发展规律和区域效用驱动机制，并立足于我国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我们认为可以从公共产品供给、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保障等方面构建区域合作的框架，进而确定一带一路的具体实现路径。

1. 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

区域内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降低运输、生产成本，实现区域合作各方的利益诉求，促进更大范围内区域行动协同，进而提高区域效用。目前，一带一路中的设施联通，在满足各国主权的基础上，对接沿线各国的基础网络、能源管道设施、跨境光线、制造标准等基础设施体系，生产要素流通渠道正在形成。随着中国全面开放战略的实施，我国中西部地区成为未来贸易的新增长点，改善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对形成国内、跨境的基础设施联通体系也同等重要。

2. 完善区域合作的国际贸易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有效载体

从一带一路区域合作的国际贸易体系构建上，结合效用驱动的区域合作模型，一方面，利用区域内生产优势和资源互补，提高同类产品的国际份额，进而降低国际产品相对价格水平，形成区域合作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势；另一方面，利用自贸区、关税同盟等区域合作模式，逐步降低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统一贸易区的形成，创新贸易方式。利用跨境电商等互联网模式建全贸易体系，改善国境通关能力，实现投资贸易便利化，促进区域内贸易效应对区域效用的提升。

3. 建立区域合作的一般性公共产品供给体系是一带一路深层次推进的方向

到2015年底，我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累计已达511亿美元，占同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12%；我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建设的经贸合作区达52个，累计投资156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9亿美元的税收和近7万个就业岗位。利用一带一路战略的非排他性、正外部性、共赢的精神，降低国内储蓄份额，提高资本、产业转移有效输出，形成合理的国际国内产业空间格局，不仅可以利用区域合作体内各地区生产优势提供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全球公共产品，而且公共产品的构建会进一步促进区域合作模式的稳定性。但截至目前，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中尚无关于公共产品供给体系的合作机制，有必要予以明确和细化。

4. 区域合作保障体系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制度保障

具体可分为国家安全、金融体系、法律体系、公共品供给安全等方面。在金融体系方面，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为主体，多国、多行共同参与投资的金融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应对跨境风险和危机处理的機制，但在人民币加速国际化，如何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项目收益是未来需要重视的问题。对于区域基础设施互通、贸易体系完善等方面，也需要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体系来实现，例如卫生检疫标准、人才流动体制、争端协商办法、贸易通关便利化等法律依据。此外，促进沿线各国民族文化交流，增强沟通、交往、互信等措施也利于隐形地强化区域合作意识，促进区域合作的开展，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的国际认可度。

四、结论与讨论

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基金、亚投行等金融银行机构对外投资逐步增加，为沿线国家发展提供了机遇。由于一带一路涵盖范围和国家较多，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合作框架及模式，如何通过凝聚共识，增进共同利益，需要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基础上，深入总结一带一路推行四年的经验，构建系统的区域合作框架。本文梳理了区域合作模式的类型与演进规律，提出了通过构建基础设施、国际贸易、技术创新、公共产品供给、合作保障的一带一路区域合作框架来实现“效用依赖，利益共享”的区域合作目的。通过生产要素互联互通与降低贸易壁垒是一带一路推进的基础；转化国际、国内资本储蓄来提高区域内投资比例与推进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是区域合作的保障；加大区域合作体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国际市场份额来增加沿线国家的区域效用是实现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需要注意的是，现有我国区域合作机制中并没有关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专门机制规定，在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时，需要针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安排进行专门研究，在国际服务贸易、资本输出、风险管控、国际互助、利率协调等方面完善区域合作整体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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