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的阅读趣味

特维·特洛伊++王光林

肯尼迪：

刻意宣传出来的阅读形象

约翰·F.肯尼迪和他的团队知道，扩大和作家学者的接触有很多好处。早在执政之前，肯尼迪就邀请《总统权力》的作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来做政权更迭的指导，这一举动让总统史专家们一直赞不绝口。这个学术指导一直持续到了就职仪式之后。在1961年2月的备忘录中，小阿瑟·施莱辛格鼓励肯尼迪以“艺术与文化成就”为主流价值的代表形象出现，途径之一就是“讲述你和第一夫人正在阅读的图书”。

施莱辛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书呆子的晨间惯例：“早上穿衣的时候，他会打开一本书放到柜子上，然后一边穿衬衫、系领带，一边读书。”总统偏爱看历史和传记，施莱辛格说，但是他不怎么看小说。

杰奎琳·肯尼迪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后接受采访时告诉西奥多·怀特：“杰克更喜欢神话啊、魔法啊、传奇啊、英雄啊、故事啊之类的，而不是政治理论或者政治科学……你们要知道他就是一个小男孩儿，一直生病，在床上读书，读历史，读《圆桌骑士》，读有关马尔伯勒的书。”这位年轻的遗孀努力想建立丈夫的神秘感，却显得有点不自然。尽管她听说过这个故事，但很明显她并没有见过小杰克躺在病床上读书的样子，但是她很想把肯尼迪塑造成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

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回忆说，他曾和肯尼迪一起坐飞机，他自己偷偷地读着《佩里·梅森》，而肯尼迪读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一本书。肯·戈姆利在考克斯的传记中转述了这个故事，他还在同一页引用了一位“匿名助手”的话，说肯尼迪“绝不会静坐在一个地方超过5分钟”。大概记入史册的故事都会推销这种传奇，而匿名的故事则会暴露肯尼迪心神不定、众所周知的真实状态。在这些传记中，很多传记作家都提到肯尼迪缺乏耐心、无法静坐的状态，即使是度假时也是这样。

那些负责形象宣傳的人成功地塑造了肯尼迪爱读书的形象。然而他真正读的书没那么多。毋庸置疑的是，肯尼迪对学术界的动态了如指掌。这种熟悉部分要归功于施莱辛格不倦的教导。肯尼迪小时候就痴迷于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杰克逊时代》，从而让施莱辛格折服。

肯尼迪的学者名声还来自他的普利策奖作品《勇敢的心》，书中讲述了八位参议员在关键时刻所做出的艰难抉择，是一部令人钦佩的作品。当然，故事不仅仅如此。获奖之后不久就有传言说书的作者是泰德·索伦森，不是肯尼迪。这项指控最初是由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1957年提出来的。流言四起，以至于后来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见到肯尼迪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到底是不是你自己写的。肯尼迪向他保证是自己写的，于是很喜欢这本书的麦克纳马拉便接受了国防部长的职位。

关于《勇敢的心》的归属问题，最清晰的分析来自于赫伯特·裴默特。他亲自看了初稿后得出结论：“里面的研究、手稿以及材料的集合都可以是其他人做的，而文学性的文字明显出自泰德·索伦森之手。”盖瑞·威尔斯也仔细分析了这本书，得出了一个很好理解的结论：肯尼迪没有亲自“写”这本书，而是亲自“委托”了这本书的写作。

威尔斯认为《勇敢的心》只是一个更大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他跟布尔斯廷的观念一样，认为肯尼迪的形象塑造来自他的父亲乔。威尔斯认为，这个一家之主创造了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的家人会比影迷杂志上的任何明星，《生活》封面上的任何宇航员，或者哈佛校园里的任何知名教授都要耀眼”。在这个由约瑟夫·肯尼迪以及他的财富所创造的世界里，“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如此说来，约翰·肯尼迪就是《勇敢的心》的作者”。

但是，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肯尼迪不是《勇敢的心》的作者，至少他肯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肯尼迪的历史助手迈克尔·奥布赖恩试图软化真相，但是他承认肯尼迪只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肯尼迪批评家詹姆斯·皮尔森写道：“索伦森在肯尼迪的口头评论以及一些简单的笔记的基础上，自己做了研究然后写出了原稿。”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另一位和肯尼迪关系友好的历史学家，得出的结论是肯尼迪“接受了一定的帮助，这种帮助是其他人得不到的，不管是我还是你”。威尔斯还尖刻地补充道：“所有规则都是肯尼迪说了算，就是这样。”

那些规则也让人们相信肯尼迪读了一本他并没有读过的书，这就是迈克尔·哈灵顿的著作《另一个美国》，这是肯尼迪读书事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案例。2003年，《纽约时报》的角谷美智子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一番传统意义上的分析，她提到哈灵顿的书“被人们普遍认为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约翰逊时代的‘向贫穷开战和伟大社会的创作蓝图”。《另一个美国》对美国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的贫苦生活进行了深刻描写，它对“向贫穷开战”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打动肯尼迪的不是这本书，而是德怀特·麦克唐纳就哈灵顿的书发表在《纽约客》上的13000字的论文，这也是该杂志刊登的最长的一篇文章。事实上，直到麦克唐纳的这篇文章发表，《另一个美国》才引起了轰动。是沃尔特·海勒，肯尼迪的经济咨询委员会主席，把文章带给了肯尼迪看。肯尼迪身边大多数人都觉得他只看了这篇评论，没有看书。为《大西洋月刊》调查这一问题的尼古拉斯·莱曼认为，麦克唐纳的论文“生涩、诙谐、语言华丽，这跟原书相比更对肯尼迪的胃口，因为看上去真诚而富有激情”。

读过整篇评论之后，肯尼迪便叫手下调查贫困问题，接着有了“向贫穷开战”，但是这未必是哈灵顿的书或麦克唐纳的文章导致的。事实是，肯尼迪的手下先提出了一个名为“攻击贫困”的计划，而后海勒就跟总统讨论了这个计划，几天之后，也就是1963年11月，肯尼迪踏上了去达拉斯的宿命之旅。不过也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向贫穷开战”是肯尼迪生前的愿望，或者说他要积极推出一个立法计划来加以实施。林登·约翰逊看报成瘾，而且又是个立法老手，他抓住了这个想法，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听了海勒的简单介绍之后，约翰逊回复道：“这算是我的项目，是人民的项目。”约翰逊还明显受到了英国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的《富国与贫国》的影响，约翰逊很少会因为读书而影响自己的行为，这是难得的一个例子。

在《野兽日报》发布的最爱读书的二十位总统排名中，肯尼迪位列第十四：“任何一位让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仪式上读诗并且让小阿瑟·施莱辛格成为内阁成员的人一定对文学怀揣热情……”尽管未必尽然，但是这位总统早已知道他会得到“对文学怀揣热情”这样的评价。肯尼迪的团队对他知识英雄形象的塑造既大胆也有预见性。这一切尽管不是应运而生，却十分成功，使得肯尼迪的神话至今存在。

肯尼迪之后：

多读书，少宣传

尽管肯尼迪学者形象的宣传很成功，但是他的继任者们并没有全都复制。肯尼迪花了很多心思让自己看上去像个读书人，但是阅读很难假装。对美国人民来说，真相显而易见：肯尼迪的成功是因为他让学界的精英觉得自己读了他们的书，而且这些精英也很在意。

接下来的三位总统都算不上是爱读书的人，尽管尼克松和杜鲁门一样，读了书，但却没有得到爱读书的名声。尼克松很看重他读书的名声。《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说他是个“自我厌憎的学者”，而他确实也对自己知识分子一面矛盾重重。在他的告别演说中，尼克松提到：“我没受过教育，但是我读的书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毕业于惠蒂尔学院和杜克大学法学院的尼克松说自己没受过教育，但是他确实喜欢读书。尼克松小的时候很爱看书，尤其喜欢读《国家地理》。上了大学后，在英语教授艾伯特·厄普顿的推荐下，他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书，尼克松甚至称自己是“托尔斯泰派”。然而似乎从很早开始，尼克松就开始带着目的阅读了。比如他于1952年看了《周六文学评论》刊登的惠特克·钱伯斯的杰作《见证》，这与他20世纪50年代获得的“坚定的反共分子”的名号相辅相成。

在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到1968年成功竞选总统期间，尼克松开始在纽约沉浸于读书的乐趣中。那段时间的快乐是他之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不仅看书，还经常去剧院，他利用这段时间成为了一个更有文化的人。

作为总统，尼克松读的大部分是政治人物传记和历史。有的时候，他读什么书是由身边发生的事情决定的。他买了温斯顿·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列书籍《胜利与悲剧》，因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完的苏联首脑会议让我想重新读一遍他对雅尔塔会议的分析。”他的阅读甚至影响了他第二个任期的执政。他告诉他的高级职员，重读罗伯特·布莱克的《迪斯雷利传》使他明白了为什么迪斯雷利会把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称为“枯竭的火山”。尼克松告诉他的手下，他们是他的“第一团队”，但是“从今天开始，未来四年我们要重新开始”。结果内阁秘书和工作人员都不得不写了辞职信，但他们未必知道尼克松这种顿悟的历史来源，尼克松本人后来也后悔走了这一步。

当然，尼克松也根本没有度过他的第二个任期。当尼克松的倒台似乎已成定局的时候，当时还是副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告诉罗伯特·诺瓦克，他读过林登·约翰逊的前新闻秘书乔治·里迪写的《总统的黄昏》。书中批评水门事件前的约翰逊总统总是高高在上，不够亲民（小阿瑟·施莱辛格在1973年出版的《帝王式总统》中也有过相似的描述）。里迪的书是《纽约时报》的记者玛乔丽·亨特送给福特的，这本书引起了他的共鸣。福特跟诺瓦克提起过对日益高涨的总统无误论的担心，他手上拿着书说道：“任何在白宫里做总统的人都应该读读这本书，因为书中描述的‘是可以避免的。”诺瓦克觉得这点“不可思议”：“其他的美国总统都想着进入白宫后怎样扩大自己的权力，但是福特却在想着怎样缩小自己的权力。”

福特读的有些书都是政治哲学家罗伯特·戈尔德温给他推荐的。他让福特政府接触欧文·克里斯托、托马斯·索维尔和詹姆士·威尔逊这样的知识分子。他把这些学者的著作摘录给福特看，并且定期邀请他们参加白宫晚宴。福特的幕僚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2010年戈尔德温逝世后回忆道：“戈尔德温一个人就是福特总统的智囊团”和“学术指南”。

福特读的书也不仅仅局限于政策或政治哲学。有一次，他发现空军一号上没有《圣经》，于是他专门叫人在空军一号上的特等客舱里放一本，这样他任何时候在飞机上都可以看。福特是在1963年9月22日发现飞机上没有《圣经》的。所以林登·约翰逊在空军一号上宣誓就职时的书不是《圣经》，而是一本弥撒书，天主教派的一本祈祷书，这个失误一直到三年后才被人们发现，公之于众。自福特吩咐之后，在飞机上放一本《圣经》就一直成为空军一号的传统。

吉米·卡特：

萎靡之路上的快速阅读

吉米·卡特一定会感谢福特的先见之明。卡特是一名虔诚的南方浸信会教徒，对《圣经》十分熟悉。退休后他写了二十多本书，其中有一本是《来自生活圣经的新国际版课程：吉米·卡特的个人感想》，这也让他成为总统里最多产的作家。他的书远销至巴基斯坦的战场边——奥萨马·本·拉登在阿伯塔巴德的藏身处读了《牢墙内的巴勒斯坦》。

卡特的书中一直在重复着一个主题，那就是读书对他的人生有多重要。在2001年出版《黎明前一小时》中，他对比了自己和父母的阅读习惯：“爸爸基本只读读日报和周报，还有农业期刊，妈妈会一直读书并且鼓励我们也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于是卡特小的时候会“一边吃饭一边看书，这成了我也是我们全家人的习惯”。

阅读无疑跟卡特童年记忆中的信仰密切相关。在《黎明前一小时》中，他回忆自己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曾因为在教堂里“读《战争与和平》”而受到表扬。在他的《普莱恩斯的圣诞节》中，卡特写道，他“对圣诞老人的最大心愿就是想要两三本书，而且我还会对我的选择仔细进行准备”。卡特花了很多时间研读西尔斯公司购物目录里的书目，他信心满满地说：“我提了很多的要求，但这个要求是最值得尊敬的，因为它一直都鼓励我们尽可能地多读书。”

不过卡特并不是一位與社会脱节的书呆子。他在另一本回忆录《共享美好时光》中写道：“当我回首过去的八十年，追寻最快乐最享受的时光，大概能够记得的就是这样几次独处的时刻。”唯一的例外就是阅读，尽管他后面提到：“这些最安静的时光，很多的满足感都来源于读书后和周围的人分享思想和发现。”

作为总统，卡特还是会带着“和周围的人分享思想和发现”的精神坚持阅读。他出版的《白宫日记》附带了他的书单，有的是有书名的，有的只是他在特定的一段时期内读过的书。他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读这么多的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会和女儿埃米一起上快速阅读课。卡特是唯一一个会这么做的总统（据说约翰·F.肯尼迪在参议院的时候上过快速阅读课，但是他只上了几节就退出了）。

卡特的阅读比较折中。大多数现代总统关注的都是历史和传记，因为这些书教他们怎样把握时代脉搏，但是卡特的涉猎更为广泛。1977年10月29日和30日，他记录自己“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读了四本书，看了几部电影”。他还用很平民的一句话形容其中的一本书，索尔·贝娄的《赫佐格》是“我这几年读过最好的小说之一”。1978年2月，他记录读了约翰·麦克菲写的关于阿拉斯加的新书《到乡下来》和《沃特希普荒原》，他是这样描述《沃特希普荒原》的：“讲的是一群兔子的故事，就跟托尔金的书和《爱丽丝梦游仙境》差不多一样的寓言故事。”

卡特试图在20世纪70年代赶上时代的浪潮，但是最终还是事与愿违。1979年春天，卡特的顾问帕特·卡德尔开始准备工程浩大的备忘录，里面大量记载着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一本意外畅销的非小说类图书。这本书中包含着一个十分复杂的观点和一个令人压抑的信息：书中第一页就提到了“萎靡”和美国的“信任危机”。但是这本书的名字很吸引人，似乎和20世纪70年代末期严峻的社会环境十分吻合。卡德尔很看好这本书，并且建议卡特将全民的关注点转向“个人满足感”。

1979年4月3日，卡德尔完成了备忘录的编制。仅第一部分就有75页——这个总统备忘录也太长了——而且还堂而皇之地命名为“论危机与机会”。后来白宫内部流传着一个小笑话，一个更好的题目应该是“现代启示录”。

卡特算是个读书人，但他也是个政客。卡德尔为一个自恋民族提出的解决方法太生硬也太低沉，无法向美国民众推广。于是卡特和卡德尔进行了讨论，但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自己通过快速阅读的方法读了很多书，包括拉什的书，还有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接着他想顺其自然，这也是令人不安时代的一个消极办法。

春夏季节，能源危机加重，这给了卡德尔机会，推出那个拉什影响下的计划版本。5月30日，卡德尔在白宫宴请了查尔斯·彼得斯、杰西·杰克逊、丹尼尔·贝尔和比尔·莫耶斯，当然还有他个人十分敬仰的拉什。接着，在7月上旬，卡特推迟了计划中的一个关于能源问题的演讲，邀请了130位专家来到戴维营，举行一个创意峰会。在7月15日，他做了总统生涯中那场最著名——也最具灾难性——的演讲，名为“能源与信心危机”。

6500万的美国人看到了卡特为团结这个一心想要能源独立的国家做出的努力。起初演讲的效果还不错，但是后来卡特解除了四名内阁成员的职务，竞争对手特德·肯尼迪又对演讲提出质疑，于是政治形势落入低谷。到了9月，卡特的支持率低至19%。這场演讲也被称为“萎靡讲话”，尽管文本中并没有出现“萎靡”这个词，却成了卡特总统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