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每走一步，都是信仰做出的抉择

杨友麒+吴荔明

杨友麒，杨度嫡孙，曾任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总工程师、化工部经济技术委员會常委等职；吴荔明，梁启超的外孙女，杨友麒夫人，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这对伉俪晚年成书，共同撰写了《杨度与梁启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2017年）一书，向读者讲述了两位祖辈的传奇人生和家族往事。本文来源于该书，内容有删减。

出身官宦，19岁中举

我们杨家老家在湖南湘潭姜畲，祖父杨度（1875—1932）的祖父杨礼堂是湘军名将曾国荃的部下。因军功升到哨长（正四品），奠定了杨家习武世家的基础。1858年杨礼堂在作战中阵亡。杨礼堂共有4个儿子，其中第二、第三个儿子早年去世，长子杨瑞生15岁随父参军，荫袭了杨礼堂的官职，后来随曾国荃作战有功，官至参将衔的哨官，又升到副将，不久奉旨调任河南南阳总兵，成为镇守一方正二品高级武官，在湖南老家买地置房，成为湘潭姜畲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

祖父杨度的父亲是老四杨懿生，他并非武夫，从小身体不大好，但天分高，好舞文弄墨，饮酒赋诗。杨瑞生先帮四弟捐了个只拿薪俸并不需要干活的候补县官，后来又介绍他到曾国荃的幕府中做了个文书。杨懿生不久因病去世，留下3个孩子：长子杨度（10岁）、女儿杨庄（5岁）、小儿子杨钧（4岁）。正好那时杨瑞生因连年在外征战，还没有子嗣，看着杨度天资聪慧，就收他为自己的继子。

杨瑞生作为高级将领，并非简单的一介武夫，他十分重视对后代的培养。1892年祖父17岁时，杨瑞生为他花钱捐了个监生名分，获得和秀才同等资格，这样一来，1894年祖父就可以直接参加乡试了。为了使祖父能够增长见识，杨瑞生送他去顺天府（北京地区）参加乡试。祖父果然不负家族期望，一举以顺天府乡试第55名考中举人，这年，祖父19岁。而当时各级科举考试中，士子中榜时的平均年龄，秀才约为24岁，举人约为30岁，进士约为35岁。祖父以提前十多年的岁数获得举人资格，可谓少年得志。

官宦家庭出身，加上有才气，又早早获得功名，这助长了祖父从年轻时就有目空一切的狂士之风，他这种“本性”持续了几乎一辈子。

戊戌变法失败，祖父的同乡好友谭嗣同等6位革新派京官被慈禧太后处死，祖父深受触动。1902年，他不顾老师王闿运和妹妹杨庄反对，毅然自费赴日本留学，入弘文书院师范班学习。

1903年，清朝政府决心改革体制选拔人才，设立“经济特科”考试，于是京师三品以上的部院官员和各地的督抚、学政纷纷提名，最后经核定资格，合格者计有186位，祖父名列其中，是由四川总督、满人锡良推荐给朝廷的。负责批卷的都是当时朝廷重臣，其中有著名的湖广总督兼政务大臣张之洞。最后，初试成绩发榜，祖父名列一等第二名，仅次于第一名广东人梁士诒。

没想到发榜后不久，京师谣言四起，说考中者大多是康梁维新党。这些话传到慈禧太后耳中，她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问他的意见，瞿鸿禨趁机说：“初试的一等第一名叫梁士诒，是广东梁启超的兄弟，其名字最后一字又与康有为相同（康有为原名康祖诒），梁头康足，其人品可知。”慈禧听了这番话，气不打一处来，又听到杨度是戊戌变法被杀的杨锐与刘光第的同门，且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的《支那教育问题》中有反满倾向，于是决定废止这次考试发榜结果，并下令彻查。祖父为了避祸，他不得不像梁启超一样赶快东渡日本，开始了第二次留日生活。

为中共《红旗》杂志题写刊头

祖父28岁时写的《湖南少年歌》，当时受到了梁启超的高度评价。在这首诗中最脍炙人口的一段是：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这首《湖南少年歌》在20世纪初的青年人中，特别是湖南人中流传很广。我父亲杨公庶说，共产党早期革命领导人中如毛泽东、陈毅等都能顺口背诵这一段。陈毅在1966年接见我的大姑杨云慧和姑父郭有守时曾当着他们的面哼起这段《湖南少年歌》。

1902年，作为“新政”的一部分，清政府发布《钦定学堂章程》，其中明确规定所有学堂课程中须设“乐歌”课程。这就难倒了学校，因为当时中国没有现成的教材，从哪里去找适合学生唱的歌曲呢？祖父当时虽然人在日本，但他觉得自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便自觉编写起歌词，1904年这首《黄河》就此而成：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

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

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

长城外，河套边，

黄沙白草无人烟。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

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

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歌词在《新民丛报》刊出后，同年又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这立即引来沈心工、曾志忞等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其中尤以沈心工的谱曲流传最广。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将近一百年后，20世纪末，中国音乐界在评选“20世纪经典歌曲”中，祖父与沈心工合作的《黄河》赫然入选，被评委们列为排名第一的经典之作。

在书法方面，上海书法家协会前副主席洪丕谟曾如是说：“作为近代政治人物之一的杨度，不但诗好文好，并写得一手好字。”祖父最为出名的墨迹当属192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筹办地下刊物《红旗》杂志时，时任中央宣传部文化委员会书记的潘汉年请他为刊物题写的刊头。这后来成为祖父是共产党地下党员的见证。

一头执着于宪政的“湖南犟驴”

在祖父身上，“湖南犟驴”的脾气也是最典型的。祖父自从留学日本获得研究世界各国信息的机会，就逐步明确了自己“君主立宪”的主张，他与主张改良的梁启超过从甚密，成为留日学生中有名的“君主立宪派”。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经过东南亚抵达日本，希望能在日本物色人才，为成立同盟会做准备，所以孙中山专门前往祖父在富士见町的寓所动员他加入革命派。据我姑奶奶杨庄的记忆，祖父与孙中山两人在家里围绕如何才能救中国辩论得很厉害，对于中国应走什么道路，他们畅谈古今中外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孙中山十分想说服祖父，晚上就留宿在祖父的寓所，彻夜长谈，直到天明才抵足而眠。

后来的十年中，祖父极力推行君主立宪的主张，直到帮助袁世凯称帝失败。1916年3月21 日，袁世凯在怀仁堂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帝制。但祖父极为不满，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过失。

袁世凯最后气急败坏，忧愤身亡，传闻他在弥留之际曾高叫“杨度误我”。祖父闻言十分不服气，挥笔写就大字挽联，从灵棚的大梁直落地面，再次为自己的主张抗争：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我大姑杨云慧回忆说：“在这里，我父亲仍然认为他君主立宪的主张和活动并不错。只是袁世凯自己不争气，埋怨袁世凯不该把帝制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的头上。”

最后，梁启超和蔡锷一文一武发起护国运动推翻了袁世凯的洪宪帝国，祖父在通缉名单之首，于是，他遁入天津租借区躲避，研究佛学，自号“虎禅师”。

转向中共，为营救李大钊变卖寓所

祖父从一个执着的君主立宪“帝制余孽”变成一个秘密共产党员，这种戏剧性的转变是许多人难以理解的，有怀疑其真实性的，也有说他是投机共产党的。

祖父晚年的经历中有两个人对他有重要影响，一个是胡鄂公，一个是李大钊。胡、李都是早期共产党的中坚人物。胡鄂公是祖父共产主义思想的启蒙人。他们是谈得来的有共同兴趣的密友。胡觉得祖父当时的佛学思想与共产党人的理想有相通之处，就给了他一些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刊，劝他看一看。而当时发表介绍苏联和马克思主义文章最多的是李大钊，所以，祖父在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时就已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接触到胡鄂公、李大钊等共产党人。

1927年3月，胡鄂公得到北洋军政府可能要实施镇压的情报，他先将李大钊保护在宣武门内自己家中，后又转移到苏联公使馆。祖父最早得到消息说张作霖可能要搜查外国公使馆是4月4 日，那天，他去北京太平湖饭店参加好友熊希龄长女的婚宴，在座的有曾任外交总长的汪大燮，他随口问汪：“最近外交方面可有新闻？”汪大燮有点神秘地答道：“亦可说有，亦可说无。”这使祖父很感兴趣，追问道：“此话怎讲？”汪遂凑近祖父耳边说：“张大帅已经派我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打招呼，政府要派员进入苏联兵营搜查，望各国公使谅解。”说完再三嘱咐：此事要保密。

祖父在此事件中做了三件事：

首先，他立即托词离席。回家后一边亲自去找胡鄂公报信，一边叫我父亲杨公庶去章士钊家报信，因为章家与李大钊家关系最密切。

照理，4日离张作霖采取行动还有48小时的时间，李大钊要躲避是来得及的。但是，大部分躲在苏联使馆的同志都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八国联军入北京以来，还没有谁胆敢闯入使馆区。李大钊也说：“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走。我是北方局负责人，我一走组织不就散了吗？”最后，只有4个同志逃脱。后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证实了此事。

第二，4月6日，听说张大帅的士兵去苏联大使馆抓人，祖父派我父亲杨公庶去东交民巷探听观察，证实李大钊等已经被捕。

第三，祖父与胡鄂公等商量组织营救事宜。胡一方面向党中央汇报情况，一方面筹集经费进行营救。

4月9日，祖父与李大钊的朋友们组织讨论会，议决最好的办法是争取将此“李大钊党人案”移交地方法庭审理，这样就有了回旋余地。

10日，祖父等与司法总长罗文干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说明应将此案移交地方法庭的理由，但未得到结果。

为了与胡鄂公筹集营救经费，祖父甚至将寓所“悦庐”变卖，毁家纾难。胡鄂公还打算组织铁路工人劫狱，后因李大钊不同意，未实行。

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同案犯被军法会审后立即处以绞刑。祖父和胡鄂公为了周济这些党人家属，或帮助他们脱险离京，所蓄为之一空。

迄今为止，各种史书均把祖父所为归结为他“仗义疏财”“侠肝义胆”。须知祖父一生风流倜傥，从不关心敛财的事，也并非财大气粗的富豪。祖父之所以全力以赴地营救李大钊，一来是钦佩李的为人，觉得人才难得；二来是从思想感情上对李大钊的认同。可以说此时祖父即使还没有入党，也已经将李大钊他们引以为同志了。

从虎禅师到中共秘密党员

我大姑杨云慧回忆，祖父曾在自己的卧室写了六句话，裱糊好挂在墙上，表明心迹。这六句话是：“随缘人世，满目疮痍，除救世外无事，除慈悲外无心，愿作医生，遍医众疾。”

祖父晚年曾有个计划写《中国通史》，最终没有完成，只留有一个提纲手稿，被我的儿子杨念群发现，发表在1986年的《求索》杂志上，后来湖南社会科学院编辑《杨度集》时将其收录进去，题名为《杨氏史例》。在我大姑杨云慧收藏的一款有涂黑的手书原件中，祖父以孔子和弟子各言其志的方式，阐述了心目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手书中原涂黑处用××代替（涂黑是违禁字，避免当时查抄惹祸），此处试按字数恢复如下：“且夫共产主义有二义焉：一曰各取所需，所以定分配之制也；二曰各尽所能，所以定生产之制也。分配定，则货不藏诸己，人共其物矣；生产定，则力不私于身，而人共其力矣。二者皆定，则人不独亲其亲，长其长，而人共其人矣。于是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养，举世之人，不必各私其财，各私其力。而无一不得所者，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也。”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祖父从佛家无我主义到人道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认识的转变，可以看到他这样一个“书生”与“政客”最大的差异之处，即他每走一步，必定跟随着自己的信仰。他最后加入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也是他根据自己的信仰做出的抉择。

至于祖父具体何时入党，王冶秋、李一氓、李淑一和夏衍等人均在1978年讨论过，收录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难忘的记忆》（1979）一书中。王冶秋的估计是在1926年至1927年，李一氓和李淑一认为大约在1928年，而夏衍则认为是在1929年秋。夏衍的理由是，一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如果在1927年之前革命高潮時期，这么特殊的事情党内总会传开的。

1986年6月祖父新墓落成，为了举办落成仪式，唯一与作为秘密党员的祖父有过联系的在世老同志夏衍又赶写了一篇《续杨度同志二三事》，以为见证和纪念。

1931年夏，祖父自觉病体一天不如一天，给自己写了个挽联总结自己一生，应当说是恰如其分的：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这里他对自己一生的目标概括得很明白，即“匡民救国”，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走过曲折的路线，“帝道真如”，即开始想做“帝王师”来贯彻自己匡民救国的抱负，没有成功；又想走虎禅师佛教匡民的路线，还是没有出路，都成了“过去事”。但他并不悲观失望，因为“匡民救国”这个目标必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会前赴后继地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