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征及照料投入差异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吴 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天津300350）

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征及照料投入差异
——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分析

吴 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天津300350）

家庭照料；老年人照料者；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

人力资源和时间资源的双重短缺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重要特征，然而家庭依然承担着照料的主要责任。在老龄化和家庭变迁背景下，老年人照料资源在家庭内部的供求失衡已成为中国家庭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文章从微观层面揭示了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呈现出女性化、中年化、就业-照料冲突加剧等特征，并在对照料者投入影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的制度框架，提出兼顾照料和有偿工作的政策安排是关键性支持。

一、研究缘起：老年人照料已经成为老龄化的重大挑战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全球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这个过程几乎对所有社会部门，包括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商品和服务需求市场，以及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确保所有年龄阶段人口的福祉，全社会都必须为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经济、社会和生活变化作充分的准备。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5年修订版》（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5 Revision）数据，2015年至2030年，全球60岁及以上的人口预计将增长56%，从9亿增加到14亿，2050年预计达到近21亿［1］。也就是说，2015年全球人口的1/8是老年人，到21世纪中叶每5个人中就有1个人是老年人。与此同时，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oldest⁃old）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整体老年人的增长速度，而这个群体最需要得到来自家人或社会的照料。到2050年，8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将达到4.34亿，相较于2015年的1.25亿，增加了近3倍［1］。老年人增长，尤其是高龄老年人的大幅增长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老龄化社会的全面到来反映出人类发展的巨大进步；另一方面，人口老龄化会带来政府支出和家庭支出的大幅增加，给公共设施、医疗服务、社会福利和家庭资源带来新的挑战。目前，国际上有两个通用指标来反映老龄化程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影响程度。一是老年人口抚养比（Old Age De⁃pendency Ratio），即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个老年人。抚养比越高，社会和家庭的老年人负担就越重。根据联合国预测，全球老年人口抚养比在未来85年中将增长3倍；中国自2015年起至本世纪末，老年人口抚养比将会增长5倍［1］。二是潜在支持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潜在支持比是将老年抚养比改为倒数来呈现，用以表示每1个老年人口可由多少个劳动者抚养。潜在支持比越高，表明社会能负担老年人口的劳动力就越多。这两个通用指标主要反映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经济支持关系，体现了老龄化趋势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经济涵义，但没有反映出老年人对照料支持的人力需求。然而，老年人不仅需要经济支持，对人力的照料支持也有着迫切的需求，在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增长加速的情况下，这种需求很可能出现“井喷式”增长。针对缺乏专门的老年人照料支持统计指标方面的研究现状，笔者曾经参照老年抚养比的基本逻辑，构建了老年人照料负担比（Elderly Care Dependency Ratio，ECDR），即基于一个人口中的老年人照料者与照料需求者之间的比值，从宏观角度反映人口中老年人生活照料人力资源的供求关系［2］。这一指标易于计算，能较好地从社会整体反映出老年人照料负担的水平，有助于展开对老年人照料供求关系的宏观分析、预测和比较研究。但是，这一指标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该指标虽并不影响整体水平及变化趋势的判断，但可能会对照料负担有所高估；另一方面，这一指标无法在微观层面上反映出家庭内部实际的老年人照料的供求状况。而从微观视角探讨家庭老年人照料的人力支持状况，不仅能弥补宏观层面老年照料负担研究的缺陷，而且能更为直观、真实地反映出家庭内部老年人照料的基本情况，并为家庭照料的支持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二、居家养老（ageing in place）：家庭照料价值的重新回归

传统的家庭照料支持（非正式照料）在现代社会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社会变迁导致家庭的抚幼和养老等照料功能弱化，这已经成为现代家庭的普遍特质，难以逆转。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家庭，在老龄化时代，其结构和功能都发生了诸多变化［3］［4］［5］。这些变化改变了包括经济资源（收入）、人力资源、时间资源和社会资源等在内的家庭资源数量及结构。其中，家庭照料主要依靠时间密集型和人力密集型的活动得以实现，而对于现代化进程中的绝大多数家庭而言，这两类资源都变得非常稀缺。对于中国而言，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的影响往往更为直接，甚至是冲击性的，未来平均每个劳动者的老年家庭照料负担将迅速增加［6］，家庭亟需来自外部的资源和服务支持。

在家庭照料功能弱化和社会化的背景下，虽然可以利用来自政府、非盈利机构或私人企业提供的正式照料，但现实情况仍是来自家庭内部的照料者承担着主要责任［7］［8］。家庭照料者（family caregiver）属于非正式照料者，特指无偿参与帮助他人进行日常生活或完成医疗任务的人，如配偶、子女、其他家庭成员、朋友或邻居。大多数针对老年人的照料是由非正式照料者提供的，一般情况下，主要由家人来提供此类非正式的照料支持。2009年，英国有61%的成年人为居住在自己家庭以外的人提供照料，而父母是主要受益人［9］。在美国，5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38%至66%向家庭成员或朋友提供老年照料支持，25%至33%的人每周至少提供一次援助［10］，2015年约有3420万美国人向50岁及以上的成年人提供无偿照料［11］。这种情况在中国更为突出，家庭成员始终是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照料力量［12］。虽然基于文化、人口变化趋势、福利体系和非政府组织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养老支持模式呈现多样化，但许多调查显示大多数老年人更希望居家养老。根据美国退休人士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AARP）的调查数据，美国近90%的老年人希望留在家中养老，即使他们开始需要日常帮助或持续的医疗保健，仍有大多数（82%）人更愿意留在家中［13］。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和专业服务人员开始认识到家庭照料的优势：对老年人的非正式照料（尤其是家庭照料）不仅可以使老年人继续保持家庭生活环境，推迟或避免进入机构养老，提升老年人晚年的生活质量，还能节省公共资源。因此，“居家养老”（ageing in place）的理念开始重新流行。虽然在不同的情境下，具体涵义有所不同，但基本是指侧重于为老年人提供支持和服务，尽可能地实现老年人居家养老，并使老年人享有安全、独立和舒适生活的能力。OECD国家有关老年人长期照料服务项目（long⁃term care services）也开始转向基于家庭照料的服务［14］。总之，由于家庭养老和家庭照料产生的巨大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决策者开始将家庭照料纳入社会支持的范畴。照料者在承担责任的同时也遭受了收入损失，以及在心理、身体健康等方面的压力，因此支持家庭照料者在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都极具意义，理应进入家庭政策的视域。

中国的家庭变迁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生育新政的长期效应及其对家庭的实质性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此外，家庭政策的不完善也进一步加剧了家庭照料资源的短缺。因此，中国家庭照料资源的短缺以及供求失衡成为中国家庭面临的一个普遍困境。目前，针对老年人家庭照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老年人照料模式、照料资源获取途径、家庭照料成本及其变化趋势，以及农村老年人、高龄老年人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照料问题［15］［16］［17］。 针对家庭照料者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患者、高龄或失能等特定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负担、心理健康状况等［18］［19］［20］；二是关于照顾老年人对照料者尤其是对女性照料者的负面影响及社会支持研究［21］［22］［23］；三是探讨其他国家的照料者支持政策对中国的借鉴意义［24］。但总体上，现有研究更关注对特殊群体的家庭照料者，缺乏从一般意义上将老年人家庭照料视为现代家庭的一个普遍特征的考量，而系统性地进行家庭照料者现状及政策支持方面的研究更不多见。

三、家庭老年人照料者主要特征：国际观察与中国特点

（一）全球范围内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共性

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福利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家庭的主要照料者也有所不同。例如，在美国，配偶和女儿是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25］；而在韩国，受传统孝道和家庭文化的影响，儿媳是主要照料者［27］。基于文献回顾，可以归纳出家庭照料主要具有以下几个共性：

第一，家庭照料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别，女性往往扮演着主要照料者角色［27］［28］。女性在照料方面投入的时间与精力更多，受到的不利影响也更为严重［29］。相比而言，男性提供的日常生活照料较少，更多提供诸如经济支持、协助照料等其他形式的帮助［30］。

第二，由于照料需求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紧密相关，家庭照料者大部分处于中年阶段，并且往往要同时照料老人与儿童，属于“夹心层”一代，承受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双重压力［31］［32］。

第三，家庭照料者存在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负担，主要可分为客观负担和主观负担。前者包括时间投入、经济压力、社会交往或娱乐生活受限制等；后者则是指照料者不良的主观感受和心理反应［33］。研究发现，照料者负担受到照料时间、被照料者状态、照料者自身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影响［34］。此外，少数针对家庭照料积极影响的研究表明，在照料过程中，照料者感到自己被需要，是有价值的，能够拥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并能提升人际交往能力［35］。

第四，家庭照料存在家庭内部分工。家庭照料需求的实现往往不只依靠一名照料者，而是有主要照料者和次要照料者，彼此分工，互相协助［36］［37］。主要照料者是照料的核心，不仅提供直接的照料，还承担着组织和协调工作；次要照料者辅助主要照料者，延长了整体照料时间，也减轻了主要照料者的照料负担［38］。

（二）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征

研究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来分析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征。该调查是以2010年12月1日为标准时点进行的全国规模的调查，采用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样方法选取样本。我们通过主卷受访者、户内成员情况表所反映出来的家庭关系，将个人样本转换成家庭样本。研究以调查问卷中“近一年您承担家务劳动的情况”问项，提取有老年人照料需求的家庭作为分析对象，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用于分析的样本量为17906个。数据显示，近9成调查者均承担着从“很少”到“全部”等不同投入程度的老年人照料。在调查时点“从未有过”老年人照料的被调查者比例仅为10.6%，我们将在老人照料方面投入程度为“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和“全部”的样本定义为老年人照料者，剔除关键变量为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6008个样本。其中，女性照料者占比51.3%，男性照料者占比48.7%；照料者多为已婚，比例达到了87.4%；照料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7年（标准差为3.6），就业比例为81.9%，在调查时点前一年的年均收入达到18204.7元（标准差为489105.6元），年收入在5000元及以下的照料者比例为24.7%，年收入分布于5000-10000元、10000-15000元、15000-20000元这三组照料者的比例分别为21.2为%、15.1%和11.9%。根据对样本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中国的老年人照料者的主要特点。

第一，近一半照料者承担着照料老人的主要责任。按照料的投入程度划分，“全部”投入的照料者占比9.3%，投入“大部分”的照料者占比18.9%，投入“约一半”和“很少”的比例分别为29.0%和32.2%。如果进一步将投入程度合并分类，可划分为承担主要责任（投入程度为“大部分”和“全部”）、一半责任（投入程度为“一半”）和次要责任（投入程度为“很少”）这三类，相应比例依次为47.9%、29.0%和32.2%，说明在调查样本中承担主要责任的照料者居多。

第二，女性对老年人照料的投入更多，受到的不利影响更大。调查数据表明，男性和女性都承担了照料老年人的责任，且两性作为照料者身份的比例差别不大。但如果进一步分析两性对老年人照料投入程度的差别，可以发现男性对老年人照料程度较低（χ2＝1100，sig.＝0.000），主要集中在“很少”（44.3%）和“约一半”（36.3%）这两类投入程度上，而女性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比例（43.1%）高出男性（19.4%）近24个百分点。这说明，女性更多地承担着具有更高投入程度的照料责任。如果进一步分性别来看照料者的就业状况，数据显示女性照料者未就业的比例高出男性16个百分点（χ2＝712.7837，sig.＝0.000），超过四分之一的女性照料者在调查时点未就业，而九成男性照料者都处于就业状态。这说明，相较于男性，女性对老年人的照料投入更多，在就业方面受到的不利影响也更大。

第三，照料者多为中年人，处于更高年龄组照料者的投入程度也更高。数据显示，照料者的平均年龄为41.2岁（标准差为10.7岁）。其中，40-49岁的照料者最多，占比32.7%，然后依次为30-39岁（28.5%）、50-59岁（19.3%）和29岁及以下的照料者（15.4%）。年龄在60岁及上的照料者比例最小，仅为4.1%。交叉分析结果表明，照料者的年龄分布与投入程度基本呈正向关系（χ2＝45.081，sig.＝0.000），具体表现为处于更高年龄组的照顾者，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比例更高一些，承担次要照料责任的比例降低。

第四，照料者整体健康水平较好，但承担全部责任照料者的健康水平略差。总体上，7成以上照料者处于比较健康的身体状况（健康自评为“很好”与“较好”），23.7%的照料者健康处于一般状况，6%的照料者健康状况不太好。虽然绝大部分照料者健康水平较好，但那些投入程度为“全部”的照料者，健康自评不好（“较差”与“很差”）的状况达到了10.6%，高出其他投入程度照料者近5个百分点。

第五，照料者多处于就业状态，承受着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超过8成的照料者具有从业者和照料者的双重角色，有18.1%的照料者在调查时点并未就业。其中，在未就业的照料者中，女性占了近3/4的比例。这说明，大多数老年人照料者可能会面临照料-工作冲突，或者至少承受着来自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而女性照料者面临的困境更大，被动或主动放弃就业的比例更高。对就业状况和照料投入程度的交互分析表明，在照料者整体就业率较高的前提下，照料投入程度越低，未就业率则相对较高（χ2＝211.653，sig.＝0.000）。例如，投入程度为“大部分”的照料者中有1/5未就业，投入程度为“全部”的照料者未就业比例上升到29.6%。

四、中国家庭老年人照料者投入程度差异的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利用回归模型进一步考察照料者对老年人投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被解释变量为“老年人照料的投入程度”，投入程度从低到高分为：很少、约一半、大部分和全部，依次赋值1-4，是一个四分类的有序变量。赋值越高，表示照顾者对老年人照料的投入程度越高。根据文献综述和初步数据分析结果，研究选取了两个层次的自变量：（1）个体因素，主要涉及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就业情况、工作时间和工作收入；（2）家庭因素，主要包括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家庭照料需求的实现往往不只依靠一名照料者。因此，家庭规模越大，老年人可能获取的照料者数量就越多。控制变量主要包括3个指标，分别为城乡差异、家庭内老年人数量和家庭内成年人数量。

研究采用序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老人照料投入的影响因素。模型首先纳入个人因素变量，然后分步纳入家庭因素变量和控制变量，考察这些因素对照顾者投入程度的影响（见表1）。回归结果显示，对数似然估计（loglikelihood）的绝对值逐步变小，卡方检验统计量参数LRchi2在逐步增大，伪判定系数Pseu R2均逐步增加，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但是，我们也发现，Pseu R2的数值都不高，这在后面对研究不足的讨论中会做出进一步的探讨。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

模型1中，个体因素变量均对老年人照料投入程度产生了较为显著或一定的影响。第一，性别影响非常明显，与男性相比，女性提供照料的投入程度更高的可能性越大。第二，年龄也是影响照料投入程度的重要因素。与18-29岁组相比，其他年龄组的投入程度都更高，且40-49岁和50-59岁组投入程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第三，婚姻状态也是一个较为显著的影响因素，与已婚组相比，未婚组在老人照料方面的投入程度更低，而处于离婚和丧偶的人，照料程度投入较高的可能性更大。第四，健康水平对照料投入程度存在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与健康状况很好的照料者相比，健康水平为较好的人照料程度显著较低，而健康水平为一般及以下的人则无显著差异。第五，照料者的就业状况、工作时间和收入对照料投入程度均有显著的影响。是否就业对老人照料投入程度呈现出一定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与未就业组相比，就业的照料者投入程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可能由于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人集中于中年阶段，而中年阶段正处于就业阶段。在照料者普遍就业的情况下，工作时间越长、收入越高，老人照料的投入程度越低。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了家庭变量。除工作时间之外，个人层次其他变量始终与因变量保持稳健的显著相关或者不显著相关，说明这些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较为独立，受家庭层次变量的影响较小。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规模对老人照料投入程度无显著影响。而在家庭结构方面，与核心家庭相比，直系家庭、联合家庭、残缺家庭以及其他家庭中老年人照料者的投入程度高的可能性更大。这是因为，有老年人的核心家庭基本上是空巢家庭，在家庭生命周期的这个阶段上，夫妇大都属于中低龄老年人，因此健康状况和生活自理能力较好。而在直系家庭、联合家庭和残缺家庭中的老年人，一般来说年龄更高，健康状况和自理能力较差，因此有更多的照料需求。另一方面，当老年人生活不能自理时，在许多情况下，由子女接到子女家中赡养，或者子女回归到父母家庭，重新结合为直系家庭。这也造成了这类家庭老年人照料者的投入程度更高。

模型3的数据显示，老人照料的投入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城乡差异。具体来看，与农村相比，居住在城市的家庭照料者对老人投入程度较高的可能性更低，这可能与家庭的居住形态和文化存在着城乡差异有关。此外，家庭中同住在一起的成人数量对照料者投入程度并无显著的影响，但家庭老年人数量与照料者投入程度呈正比，家庭中老人数量越多，照料者的投入程度越高。

五、家庭照料者制度安排的关键性支持：兼顾照料责任与有酬工作

根据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家庭照料者对老年人投入程度的高低受到自身、家庭及社会的多维因素的影响，家庭照料者承受的压力也非常明显。因此，为老年人家庭照料者提供帮助和支持已经成为社会的迫切需求，政府也有责任对这种需求做出及时的政策回应和制度安排。从国际经验看，随着家庭照料的社会价值逐渐被承认，通过家庭照料支持政策与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为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提供更多支持、缓解家庭照料者的压力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通用做法。整体上，对家庭照料者需要的支持主要分为四类：经济支持、情感支持、照料信息和技能支持、及时和灵活的照料替代服务。这些家庭照料支持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提供经济补贴。照料会降低照料者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减少照料者的工作时间，带来工资差距，对照料者的经济收入产生不利影响［39］［40］。因此，通过增加经济补贴或社会保障来对照料者进行支持成为许多国家通用的做法。如在加拿大，每周照料时间超过20小时的照料者可获得每两周90加元的免税津贴，低收入的照料者可获得更多补贴［41］。

第二，无薪或带薪的假期政策。如OECD有3/4的国家都规定了不超过一个月的带薪照料假（care leave）。其中，比利时提供了最长为12个月的带薪照料假，雇主只有在经济状况特别不好的时候才能拒绝；日本的带薪照料假时间可长达93天，如果企业不能提供薪酬，40%的工资可以通过就业保险支付［42］。美国的家庭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Medical Leave Act）规定要为雇员提供12-16周无薪的工作保护假，以照顾新生儿或新收养的孩子，患病的孩子，配偶或父母，或照顾自己，其中一些州已经开始为家庭照料者提供带薪家事假（paid family leave）［43］。

第三，提供暂托服务。家庭照料者常常被困于繁重的照料任务之中，经常面临着较大的精神压力，对此一些国家提供多种形式的短期照料的替代服务，使照料者可以从沉重的照料负担中解脱出来，通过休息、娱乐、拜访朋友等活动得以缓解［44］［45］。 暂托服务是指由专门机构或其他专业人士对被照料者进行暂时性的照料，使家庭照料者能够得到暂时的放松，有利于照料者的健康、保持正常的社交生活。暂托服务包括多种服务形式，如在家庭内提供的暂托服务、日间照料中心提供的暂托服务、养老院提供的暂托服务以及夜间暂托服务等［46］。

第四，针对家庭照料者的信息与技能支持。家庭照料者大多未接受过专业照料方面的技能训练，需要获取一些信息或专业指导提升照料的有效性。一些组织或团体为照料者提供信息，使照顾者能够得到丰富的照顾知识以及技能指导。例如，美国有家庭照料者联盟（Family Caregiver Alliance，FCA）、全国照料中心（National Center on Caregiving，NCC），英国有照料者协会（Carers Association），这些非营利组织都为照料者提供了照料技能指导、与照料相关的法律事务咨询等。也有一些非营利组织关注照料者的心理健康，向其提供心理援助或咨询服务，从而减轻照料者的压力。

实际上，上述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虽然体现在不同的方面，但都包含着一个关键性的支持政策，即对于处在就业状态的照料者（主要是女性），最大程度地帮助他们实现兼顾有偿工作和照顾责任。通过家庭照料支持政策，使家庭成员在向老年人提供照料的同时避免受到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例如，提供带薪照料假使家庭成员能够有时间照顾孩子和老人；对于因照料而暂时退出就业市场的家庭成员提供就业培训与指导，使其能够重返就业市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促进为老年人照料提供替代性的社会服务发展，通过社会工作者或心理咨询师对家庭照料者进行心理支持。

就中国而言，目前对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公共服务支持非常匮乏，相应的制度安排比较欠缺，这种状况与老龄化和家庭养老需求的迅速增长很不适应。老龄化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都会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家庭养老需求将会与日俱增。而家庭是应对这场老龄化挑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加大对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是促进家庭发展和解决家庭养老危机的重要手段。在应对老龄化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及政策体系中，应该把家庭放在核心地位，把对家庭照料者兼顾就业和照料的支持放在关键地位。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中国，女性是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主力军。对老年人家庭照料者的支持性政策安排应纳入社会性别视角，要重点关注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支持工作-家庭平衡政策中要充分考虑女性对政策支持的需求特点。因为女性是工作-家庭平衡关系最为紧张的群体，她们不仅是一般家务的主要承担者，当有老年人需要照料时，她们同时也是老年人的主要照料者。因此，应该为有照料老年人任务的职业女性提供具有弹性的工作时间安排。第二，在就业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上要充分考虑女性因照料老年人而中断职业对女性职业生涯和收入的负面影响，并为她们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第三，在退休政策上要充分考虑照料老年人的女性需求，允许她们在完成社会养老保险金缴纳年限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退休时间。第四，在对老年人照料者的心理支持上要充分考虑女性的心理特质，进行心理干预，帮助女性缓解心理压力。

六、余论：研究不足

受到数据的限制，虽然本研究提取的样本均是有老人照料需求的家庭，但主问卷中并没有关于被照料者以及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关系的详细信息。在影响因素的模型分析中，伪判定系数Pseu R2并不高，这说明照料者对老人照料的投入程度更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被照料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照料者与被照料者空间距离、情感关系等等。已有研究发现，如果照料者与被照料者之间的地理和社会邻近度越高，照料角色介入的可能性就越高［47］。此外，照料者和被照料者之间的情感纽带也是照料投入程度不能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尽管如此，从照料者的特征出发，基于照料者视角，特别是性别视角探讨其对老年人照料投入程度的影响仍然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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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玉静

Characteristics of Caregivers and Their Different Input for the Elderly in Chinese Families 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

WU Fan
（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Polic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family care；caregivers for the elderly；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

The lack of human resources and time has become a distinct feature of Chinese families today，even though families still shoul⁃der the majority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are.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care for seniors has become a common dilemma among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context of aging and changes in families.Based on the Third National Survey on the Status of Chinese Women，this paper reveals that the caregivers for the elderly in China are by and large women，middle⁃aged and experience an increasing conflict between employment and family care.While examining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family care given to seniors，it propo⁃ses policy to support family caregivers，especially helping caregivers to balance care with paid employment.

C913.68

A

1004-2563（2017）02-0005-09

吴帆（1976-），女，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家庭政策、人口社会学、社会服务管理及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