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北朝时期书法审美文化初探

王鹭

魏晋南北朝南北分裂，长期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由此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也造就了文化艺术的高度繁荣。书法艺术与各类艺术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分途和融汇的过程。

隋代书法基本与北朝魏碑系统的一脉相承，但从这时期的作品看，与北碑相比较更加瘦劲精悍，少了些粗犷，多了些风韵。隋朝是南北合流过渡阶段。南北书法的融合形成了新的风尚，即延续了北碑的大气磅礴，又糅合了南帖的温润中正。入唐之后，既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传统又有自己的独创性。在北碑的基础之上融汇南帖的流丽秀美因素，由此而开创出一代新风，并逐渐奠定了唐代“尚法”的基础。本文主要对南北长时期的书法流变及审美进行探讨。

一 、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环境

从历史角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山易主频繁，政权更替不断，战乱四起，社会动荡。自司马代曹，直至隋朝，多为短命王朝，多则六十年，少则二十载，造成了政权极度不稳定。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即人们对韩非的法制与董仲舒的尊王思想产生了动摇。人们自周礼至汉典长期以来遵守的秩序被破坏。在这“礼乐崩坏”的时期，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文人士大夫空有安邦定国之志，却无用武之地。加之在玄学思想的影响，很多人退而求其个体心灵的宁静与超然，形而上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重要地位，一开清谈的风尚。正是在这个环境混乱、思想自由状态下，人们思辨能力的水平空前提高，魏晋南北朝实现了他对文化艺术不可限量的贡献——“文的自觉”。玄学又为南北朝书法审美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书法也在原来的实用性功能的基础之上增添了艺术性的特点，这在书法本体认识、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批评及审美特点等方面都有表现，无一例外。

公元420年晋室南迁，北方的拓跋氏定国号为“魏”。自此，南北对峙，风土相左，礼俗互异，好恶也不尽一致。由此，书法上，南北趣味亦背道而驰，各崇各尚。

二、严整的北朝书法（北朝多石刻碑宜分隶，故北书严整。）

北方黄河流域，五大胡族相继南下，轮流执政。推动了文化的大交流。其中佛教的影响举足轻重。北朝诸帝好佛闻名。道武帝曾诏令“易京城建市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其子明元帝一如其父。太武帝虽一度灭佛，但文成帝继位后，沙门重聚，庙宇复起。上既好之，下弥崇尚。北魏建国以来，崇尚佛教，蔚然成风。造像刻石，遍及北地。王昶《金石萃编》中说：“造像立碑始于北魏，止于中唐……造像必有记。”在北朝，书法遗迹也很宏富，自北魏至北周，数以千记。

康有为对南北书派的论述，北派主要指造像记。其中以龙门造像为主。《杨大眼》、《始平公》从他的背景及造像对象看，其作者绝非泛泛之辈。后来发现大量的墓志铭，这就更加丰富了北碑书法。因墓志功用，不示于人的时候，加之书写与执刀之人不见的技术精巧。这样，北碑墓志的书法质量就不一定件件精良。正因为如此，北碑的粗狂与不羁，为人们提供了全新的审美空间。

字形上北派书法虽变化多样，但章法上一律是碑版的排列模式，方正严谨。这种形式的扩大，至唐代便成为秩序的一种形式。它的演变，以至唐碑显现出的大唐中兴的儒家端庄气象。

三、流美的南朝书法（南朝书法以帖为多，宜于行草，以“流美”见称。）

南方与北方迥异，禁碑之令一直延续。南朝书法多文卷之气。宗白华在其《美学散步》中所概括的：“汉末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回归历史现场，我们知道南朝和北朝的对峙，国祚日非，纲纪颓弛，秩序崩溃，带来思想上的强烈震动，士大夫一族一开始个个心急如焚，舍身为国，而皇帝却向他们举起屠刀，“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士大夫被皇帝所抛弃，儒学先哲们 “兼济天下”的道路被阻塞，于是他们只能心怀惆怅的走上一条“独善其身”的道路，他们的信仰发生了变化，由儒家学说转向对黄老哲学的迷恋，形成一种具有浓厚时代特色的学术体系——魏晋玄学。玄学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人们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受其影响发生变化。强化了他们在物质上及时行乐和精神上超逸萧散的追求。晋室南渡之初，人們忘情于天地山川，接纳自然万物之美，涤除胸中尘虑。发现宇宙的深奥精微。王羲之有一诗句：“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而“静照”正是此阶段艺术及审美的特征。晋人的艺术都浸润着这新鲜活泼的“静照在忘求”和“适我无非新”的哲学精神。在书法上，即《书断》所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我们还可以从风依上看看士大夫一族的精神面貌：“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卫恒书如插花舞女，舞笑镜台。”（《颜氏家训 勉学》）在当时，“南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可以看出他们追求的是容貌，仪态，精神，气格，举止上面的超凡脱俗。反映在书法上正是那种风流，妍美的气象。

四、北碑和南帖的融合

其实，早在王褒入关之时，北朝书法就已经受南朝影响了。西魏末年，王褒入关，北周出现效仿南朝书法的高潮。北周灭北齐后，南朝书风再次成为北方的主流书风。自北魏太和年间兴起江南新书风以来，北方却始终没有产生可与南朝著名书家比肩的人物。阮元将欧阳询、褚遂良列入北派，诚然欧书之戈戟森严，褚书之浓质隶意，缘裔北派，但从两者的书法作品中不难看出结体的灵秀，笔道的丰润都流淌着南朝的血液。

另外南北朝书法在思想上影响深远，主要在南朝。南朝思想上一直延续了玄学。一直以来，二王书法被看作是书道正统。南朝时虽出现委靡，但在智永等人影响下出现复兴，再现气象。以至于到唐代书法格局基本定型。在形式上延续了严整的北朝碑版书法的形式，而在书写的法度上继承了流美的南朝二王法度和审美取向，彻底的实现了南北的糅合。也可以说是对南北书法的归纳和总结。他们之间是由分到合的关系。

五、南北朝时期书法的审美内涵

书法自觉重要标志既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批评体系，包括本质论、创作论、品评论等。作为艺术创作、艺术欣赏的理论依据。

两汉时，书法的自觉已现萌芽，但此时关于书法的评论依然是零星、分散，或与其他的品评交织一处，未能独立。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本体实现了它的自觉。出现了独立完整的书法理论，出现了专业的书法理论家、批评家。唐前论书多为只言片语，短扎促简，虽不乏真知灼見，却也未演扬扬宏论。书法理论的发展进入唐代，系统的理论始钜制而出，书论系统得以完善。并且上升到礼教的高度。由此可见，三个时期书法理论，层层递进。

（一）从书法的审美上来说

神采与形质是书法美的两个要素。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隶书体》、《四体书势》、《草书状》、《飞白势》、《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韵”的审美趋向。这可以说是为神采说确立的一次铺垫。王僧虔《笔意赞》： “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上述可得，魏晋南北朝审美神采先于形质。也可理解为情感抒发重于书写的载体。充分说明了魏晋南北朝审美特点的趋向—— 神采与妍美。以词演之为“流美，清劲、神采” “夫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古”即为魏晋以前，即秦汉朝及至先秦。“常”者，演变。汉代隶书的出现，将中国文字带入了今文时代。但那时候，书法中审美意识是零星、分散，或隐性的，它是一种人们心中情感的无意识。这种无意识作用发挥的作用虽不浅，但人们却未能意识次到，更不用提有效运用。此时人们的审美还处在形质的层面。以词演之“朴质、质直”。

（二）书法批评比较

魏晋南北朝时，确定了二王书风为代表的“尚韵”模式。羊欣等人又建立了“意”为核心的书法批评模式。“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卫铄《笔阵图》）“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王羲之《书论》）“意”是笔意、意态、神韵。这些“意”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含义，而它们在书法上的表现，必须有情感注入。晋人实现了情感的注入。唐代儒家意识形态的重塑，使得“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及夫身处一方，含情万里，标拔志气。黼藻情灵，披封睹迹，欣如会面，又可乐也。”，“寄以纵横之志，托以散郁结之怀”归纳，出现了的新范畴——“志”.由意入志是个提升。唐代的书法理论同魏晋时代相比有较大的突破，张怀瓘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段话中，明确指出：书法不仅可以记载古今的人事道理，有实用价值，而且能够 “含情万里， 标拔志气”，即能够激发人们的志气、陶冶人们的心灵，具有美育的功能。同时，书法还让人“可乐” 、供人欣赏。这些都是书法的艺术功用。在张怀瓘之前的书论中，还未曾有过如此深刻论述。“志”蕴含着理想、主张。较之于“意”更能体现法的观念。

六、对现代书法的启示

北魏那种“几如算子”书法形式正符合唐朝崇碑思想和唐朝尚法的风尚。南朝的流妍书法温润中庸的特点相符合。唐代对南北的融合，主要体现在由分到合的理念中，这种合既是对南帖、北碑的左右平衡与融合。正是儒家的中庸之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状况一开前代未有新风。南北书法风格特点充分体现了书法风格的多样性。相对来说现代书法创作中，创作思路趋同。表面上风格多样，实际上，目的性明显。各种展览中，书法作品形式较为单调。当然，并不是说，只追求多元化，多样性。唐代书法的鼎盛，与巅峰任务的引领，条件可以认为的创造。对于多样化是对创作个体来言；而多样性中的融合，则是对书法状况，或书法群体来说。追求统一中的变化，变化中的融合。

书法风尚的确立，建立在一定的思想界，准确定位的基础上。玄学指导下出现尚韵风尚；儒学影响下形成尚法的气象。在现在多元化的环境中，艺术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实现绝对的统一，但作为创作个体而言，书法必定要有对自己的思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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