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

王楠楠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马鞍山，243032



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

王楠楠

安徽工业大学商学院，马鞍山，243032

为加强管理者对技术入侵生活的理解和认知，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和心理应激理论，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相关数据，采用层次回归法研究了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的关系，以及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考察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联合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技术入侵生活显著正向影响员工工作焦虑；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不仅能独立地减弱技术入侵生活的这种不利影响，而且两者还存在联合调节效应，即在低水平组织支持感的条件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产生更大的负向调节效应。因此，管理者可以从降低技术入侵生活水平和构建组织支持方案入手，缓解员工的工作焦虑。

技术入侵生活；工作焦虑；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组织支持感；心理应激理论

1 相关理论与问题提出

信息通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组织优化流程、改善经营绩效以及提升竞争力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尽管信息技术的使用有助于提高员工工作绩效，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员工被大量的和复杂的信息技术包围而痛苦不堪。信息技术的使用不仅会带来“光明面”，也有可能带来“黑暗面”。由于信息技术在企业和生活中的应用，员工被迫与工作保持24小时联系，使工作不断“入侵”员工的生活，形成“技术入侵生活”压力。有研究发现，个体压力与其消极情绪相关，当个体感到压力时会引起焦虑、抑郁、不安等消极情绪[1-2]，也会降低工作满意度，甚至阻碍创新行为。因此，技术入侵生活作为一种技术压力源[3]，是否会引发员工的消极情绪(工作焦虑)值得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是把技术入侵生活作为技术压力源的一个维度研究它与结果变量的关系，很少有学者单独探讨技术压力源的各个维度单独对员工或者组织的影响[3]，故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技术入侵生活对员工工作焦虑的影响，以拓展业界和学界对技术压力的潜在消极影响的研究。

Jones等研究发现，工作焦虑会引发员工的心理疾病，并由此导致员工离职、劳动生产率下降[4]。因此，探讨如何减弱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不利影响，即寻找技术入侵生活引发工作焦虑的边界条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根据心理应激理论，技术入侵生活是一种应激源，员工通过评估应激源的性质、程度和可能危害以及自身可以动用的应对应激源的资源，作出相应的应激反应(比如愤怒、焦虑、悲伤、害怕和恐惧等负性情绪)[5]。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是员工拥有的两种重要资源，根据心理应激理论，员工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能否调节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的关系？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数文献都只关注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独立调节作用[6-7]，鲜有关注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联合调节作用。也就是说，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是否还会受到组织支持感的调节。因此，本文的另一个目标就是探讨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独立调节作用和联合调节作用。

2 研究假设

2.1 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

技术入侵生活是指员工由于使用新技术导致私人生活受到工作的干扰，即员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同工作保持联系，从而造成员工生活受到技术“入侵”[8]。技术提供的便利使得员工经常在非工作时间(比如下班、周末、度假等)被迫工作，使工作和家庭的边界变得模糊，因此不能很好地承担家庭的责任，引起工作和家庭冲突，员工变得焦虑不安。同时，由于这种持续不断的联系，个体感到被技术“拴住”，技术入侵员工的时间和空间，让员工感到工作焦虑。根据资源保存理论，人们总是努力获得资源和维持自己现有的资源[9]，当员工感知到资源受到威胁或者丧失时，会感到焦虑、不安[10]。通常情况下，个体所拥有资源的总量是一定的，个体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的资源分配一般是遵循相对稳定的比例，以保持两者的平衡。一旦这种相对稳定的比例遭到破坏，就会打破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平衡。例如，员工因为学习新技术或者在周末加班，那么在家庭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就不足，从而引起工作和家庭冲突，引起较高水平的工作焦虑。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技术入侵生活显著正向影响工作焦虑。

2.2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使用计算机完成某一项任务能力的判断[11]，反映的是人们对自己使用计算机能力的自信程度。压力是当人们评价自身的能力和资源无法应对威胁时产生的[12]。也就是说，个体评价是产生焦虑的重要因素，面对相同的应激源，个体会由于认知评价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应激反应[13]。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是衡量个体对自身计算机技能的一个重要认知评价变量，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水平高的员工，他们更加自信自己具备了应对技术入侵生活的技术和心理资源，因此对这种技术性应激源作出的焦虑性应激反应较小。而且，早期有关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实证研究已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有助于降低员工的计算机焦虑水平[14]。

H2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之间关系。

2.3 组织支持感的调节作用

组织支持感是个体对组织重视他们作出的贡献并关心他们的福利条件的一种感知和看法[15]。当员工感知到较高的组织支持时，能够减弱压力带来的负面影响。Stamper等发现组织支持感在角色压力(如角色冲突)和压力结果(绩效、满意度和留职)之间发挥显著的缓冲效应[16]，舒琴等在研究中发现高水平组织支持会缓解技术压力对角色冲突的影响。如果员工感受到较高水平的组织支持，员工会产生责任感，主动承担多样的角色[6]。在员工面临技术入侵生活应激源时，如果组织能够为员工提供资源支持，员工就会倾向认为自己拥有更多应对这种应激源的资源，从而缓解由于技术入侵生活可能引发的焦虑反应。

H3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之间关系。

2.4 组织支持感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调节作用的调节效应

作为应对应激源的两种重要资源，本文不仅要分析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独立调节效应，还将探讨以下问题：当两种资源同时具备时，员工更依赖或优先使用哪种资源应对技术入侵生活应激源？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拥有的个人资源(比如时间、注意力等)是有限的，个体会尽最大努力去获取、保存与维持自己有限的资源[9]。当员工感受到技术入侵生活应激源时，需要调用和耗损资源来应对这种应激源。如果员工处于组织支持感水平较低的环境，他们只能依赖自身资源——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应对技术入侵生活可能带来的压力，此时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大。相反，若组织能为员工应对压力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那么员工为保存和维持自身资源，会优先使用组织资源应对应激源，此时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较弱甚至不存在。

H4在感知组织支持水平较低时，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更大；或者说，在感知组织支持水平较高时，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测量

为了提供测量工具，提高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本文尽可能使用现有成熟量表对相关变量进行测量，使用4个题项测量技术入侵生活[17]，4个题项测量工作焦虑量表[18]，4个题项测量计算机自我效能感[11]，4个项测量组织支持感[19]。所有的测量题项采用Likert的7点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反对”，“7”表示“非常同意”。

3.2 数据收集

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以我国制造业和IT行业的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为调查对象，调查样本覆盖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等26个省和直辖市。共发放402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7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03%。其中，性别分布方面，男性员工占41.7%，女性员工占58.3%；从年龄分布看，26岁以下的占2.4%，26～35岁占75.1%、36～45岁占17.4%，46～55岁占4.8%，55岁以上占0.3%；在教育程度上，高中及以下占1.1%，大专占7.5%，本科及以上占91.4%，研究生及以上占5%；在工作年限上，1年以下的占0.8%，1～2年占1.6%，2～5年占8.3%，5～10年占69.5%，10年以上占19.8%；从收入上看，2 000～3 000元占3.5%，3 001～5 000元占22.2%，5 001～10 000元占57.2%，10 000元以上占17.1%；而在职位上，普通员工占17.7%，基层员工占18.7%，中层员工占49.2%，高层员工占14.4%。

4 结果分析

4.1 信效度检验

为了检验量表的信度，首先使用SPSS1 7.0软件按照特征值大于1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最终提取4个因子，分别对应于4个潜变量，其中，累积方差解释量达到69.77%，KMO值为0.864(P<0.001)，而且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0.686～0.896)都高于0.50。进一步的可靠性分析结果显示，技术入侵生活、工作焦虑、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大于0.7，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

本文使用的量表基本都是结合研究情境改编自现有成熟量表，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利用AMOS 17.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多因子模型比较结果表明，四因子模型拟合的效果最好(χ2/df=1.376,RMR=0.056,GFI=0.957,CFI=0.988,RMSEA=0.032)，表明本文使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表1 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的独立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注:*表示P<0.05，**P<0.01，***P<0.001。

4.2 假设检验

为了验证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运用SPSS17.0软件，采用阶层回归方法进行分析。将工作焦虑作为因变量，分别建立四个回归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分析，最终结果见表1。

从模型2结果看，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有显著正向关系(β=0.675，P<0.001)，表明员工感知技术入侵生活水平越高，其工作焦虑水平越高，因此H1得到支持。模型4中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技术入侵生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93，P<0.01)，说明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之间的关系，H2成立。图1是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图。在高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下，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相对较小；在低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情况下，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大。模型6中的组织支持感和技术入侵生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46，P<0.001)，说明组织支持感负向调节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之间的关系，H3得到数据支持。图2是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效应图。在组织支持感水平高的情况下，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相对较小；在组织支持感水平低的环境下，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负向影响相对较大。

为了进一步检验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是否进一步受到组织支持感的调节，本文对组织支持采取简单坡度分析[20]，选取“组织支持感”均值分布两端的27%作为高分组和低分组，然后分别进行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组织支持感对计算机自我效能感调节效应的影响结果

注：*P<0.05，**P<0.01，***p<0.001。

由表2可知，在组织支持感低水平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与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交互关系显著(β=-0.404，P<0.05)；在组织支持感高水平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不显著(β=-0.218，P>0.1)。也就是说，在组织支持感水平不同的环境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存在显著差异，H4成立。图3显示了低水平组织支持环境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和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作用。

4 结论与讨论

通过实证检验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消极影响以及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对两者关系的独立调节效应和联合调节效应，发现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受到组织支持感的影响，即在低水平组织支持环境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对技术入侵生活与工作焦虑关系的调节效应显著；在高水平组织支持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这种调节效应则不显著。

图3 低水平组织支持下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

首先，本文基于心理应激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单独探讨了技术入侵生活对工作焦虑的影响，为计算机技术压力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计算机技术压力的理解。其次，考察了计算机自我效能感和组织支持感对技术入侵生活和工作焦虑关系的独立和联合调节效应，丰富了关于两者调节作用的研究。对管理实践有以下三方面启示：第一，技术入侵生活是一种由于大量使用计算机技术开展工作而引发工作焦虑的新型应激源。企业管理者在进行信息化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时，要关注信息技术可能导致的员工非工作时间丧失，尤其需要采取一定措施预防技术侵犯员工生活，比如实行弹性工作制度或提供日托中心等家庭友好政策。第二，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调节作用表明，企业可以通过提高员工计算机自我效能感降低员工工作焦虑水平。比如，招聘高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的员工，或通过计算机技能培训增加员工的计算机自我效能感。第三，为员工提供来自组织、上司等方面的支持，提高员工组织支持感，同样可以有效减少技术入侵生活对员工工作焦虑和身心健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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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博)

10.3969/j.issn.1673-2006.2017.02.007

2016-11-2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考虑情感介入的消费者网购决策机制研究”(71371013)；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科研活动经费资助项目“考虑情感介入的消费者网购决策机制研究”(2015H067)；安徽省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技术入侵生活对员工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201610360275)。

王楠楠(1993-)，女，安徽蚌埠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组织行为和人力资源管理。

F272.92

A

1673-2006(2017)02-002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