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传统谚语，今之重要资源

安德明

它们从古代传承至今，尽管使用的人和应用的场合减少了，但其所传递的观念，以及其本身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却并未衰落。作为民族精神的基因，它们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如今继续充当着社会交流与实践的重要资源，一旦遇到适合的语境，就会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在一次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引用了谚语“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来强调中国根据自己的特色选择走社会主义法制道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种引用，在增强讲话活泼生动、亲切朴素的色彩的同时，也起到了进一步强化所讲内容权威性的作用，进而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古老谚语在当代社会所具有的活力与重要价值。

谚语，是一个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各个民族所创造和传承的大量谚语中，往往集中体现着该民族的精神世界。作为民众集体创造的一种口头语言艺术，谚语以富于节奏感或韵律感的语句，借助多种不同的修辞手法，来总结经验、传授知识、讲述道理，它尽管篇幅短小，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凝缩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科学知识。由于其相对定型的凝练结构及所表达的内容，通常为一个民族或群体的成员普遍认同和接受，因此，谚语在日常应用中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质和作用。

在我国，早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从结构模式和艺术手法来看都十分成熟的文体。后世谚语中普遍采用的对偶、比喻或直言其理的形式手段，在这一时期已得到普遍应用。同时，许多后世流行的谚语，这时也都已经出现，其内容广泛涉及伦理、修养、社会行为准则及一般事理等各个方面。例如：

“君子爱人以德”（《礼记·檀弓上》）

“君子周急不济富”（《论语·雍也》）

“君子成人之美”（《论语·颜渊》）

“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

“厚者不损人以自益，仁者不危躯以要名”（《战国策·燕策》）

“远亲不如近邻”（《韩非子·说林上》）

“宁为鸡口，不为牛后”（《战国策·韩策》）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国语·周语下》）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

“风马牛不相及”（《左传·僖公四年》）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老子·守微》）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顺化》）

“远水不救近火”（《韩非子·说林上》）

……

其中所强调的道理和原则，不仅为当时的社会生活确立了基本的规范，而且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内容。由此可见，至少在先秦时期，谚语就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特殊表达形式，成为民族文化表达体系中重要的“关键词”。它既是对民族精神的总结和体现，反过来又对这种精神起着强化的作用。而作为一种成熟的文体，在后世的发展中，尽管它也会不断发生变化，但变化主要只是体现在内容的改变上，却很少再有更多艺术手段和结构形式上的增加。

从历代的情况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交流实践——包括具体的实际对话及文人学者的论著——当中，谚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明显起到了丰富交流形式、强化交流效果的作用。比如，《战国策·秦策》中的这则记载，就体现了讲话人因使用谚语而增强其说话分量的情形：

“蔡泽如秦，说应侯范睢曰：‘语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君之功极矣。如是而不退，则商君、白起、大夫种是也……应侯因谢病，请归相印。”

类似的例子在历代典籍和现当代出现的诸多民族志记录中比比皆是。谚语在中国民众生活实践中所具有的这种权威性，也曾为清末一些来华的传教士所注意和感叹：“面对那些攒动喧闹、满面愠色的中国人，只要一条恰如其分的谚语脱口而出，他们就会在刹那间鸦雀无声。”（阿尔弗雷德·利斯特）

近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急剧的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口头语言艺术，也受到巨大冲击，其中许多内容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消亡。谚语的情况也不例外。与过去相比，人们在口头交流和书面写作当中，引用谚语的状况明显减少，掌握较多谚语知识的人士，数量也有了明显下降。然而，这种现象，与其说是谚语传统的断裂，还不如说是传统之河在流淌过程中必然遭遇的漩涡——流动的速度慢了，但河流却始终不断。今天，在不少农村地区，人们仍然要借助农谚来指导农业生产，安排一年的生活。仅以2016年底刚刚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二十四节气相关的谚语为例，“清明前后，点瓜种豆”“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冬至大过年”等等内容，至今还是北方广大农村人们耳熟能详的有关一年四季生活的重要知识。而大量从古代传承至今的各种社会谚语，尽管使用的人和应用的场合减少了，但这些内容所传递的观念，以及谚语文体本身在人们心目中所具有的权威性，却并未衰落。相反，作为民族精神的基因，它们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并继续充当着社会交流的重要资源，一旦遇到适合的语境，就会焕发出崭新的活力。

比如，本文开始时提到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这则谚语，早在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中就已经出现，只是表述略有差异，如《晏子春秋·内篇》云“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论衡·雷虚》则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共雷”。它包含着中国古代有关地域关系和群体关系十分重要的一种思想，体现了对于不同地域文化差异性的认识和承认，也构成了不同地域、人群和文化相互之间共存、共处的基本原则。按照这种认识，尽管每一个地区、人群的具体生活实践和文化现象在具体表现上各有不同，却都可以被纳入“风”或“俗”这个更大的分类范畴，因而都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就谚语的使用而言，讲话者引用这一谚语，则具有既承认“我”与“他”或“我”与“你”的差别，又要争取在更大的一致性的范畴中达到相互沟通、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努力和追求。这样的认识、理解和追求，同今天国际社会有关承认和尊重文化多样性的共识可谓一脉相承，而由于谚语文体所具有的“权威话语”属性，以及谚语作品本身所蕴含的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底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表述，又远比关于文化多样性的一般倡导厚重有力。

对于传统谚语在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殊魅力，笔者几年前在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深有体会。当时我和家人住在查尔斯顿，周围的邻居大都是西方人，尽管大家平时见面都显得很友善，但这种客气的友善中却带着无形的隔膜，反而增加了我们对友朋往来的渴望。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结识了住在同一小镇另一个街区的俊元一家，当时俊元说的一句话，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到亲近起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后来的交往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俊元已经在美国多年，但他跟我们談话时经常会很自然地引用谚语，像“一回生，二回熟”“远亲不如近邻”“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等等，这种既富于亲和力又饱含传统指涉的表达，加上俊元全家坦诚热心的为人，使得我们两家很快就成了相互信赖的朋友，从而为我们那一年的生活平添了许多的温暖。

无论是在日常交流还是在文章写作中，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广泛使用谚语，同他对这方面知识的稔熟分不开，也同他在对话或书写过程中具有的高度自信分不开。对于听话人或读者而言，谚语的使用之所以能够发挥润滑剂或关键词的作用，又和他们对于谚语文体本身价值的理解与认同密不可分，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证明了谚语传统在现实生活中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还以习近平同志为例，他在讲话中引用谚语的情况，远不止上文所举这一个例子，而是在多次讲话中都会引到不同的谚语，比如“墙头草，随风倒”“打断骨头连着筋”“打铁还要自身硬”，等等。这种引用，客观上起到了拉近讲者和听者的距离，既增加语言活力又提高话语权威性的作用。更为重要的，从谚语作为权威话语和民族文化交流系统关键词的属性来看，国家最高领导人在许多正式场合对各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谚语文本的广泛征引，则充分体现了传统与当代社会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纠正那些把传统与当下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之偏颇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