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捐出了父亲王琪壁的毛毯

文／王民培

未能忘记

我捐出了父亲王琪壁的毛毯

文／王民培

我们的父亲王琪壁是教育部的离休干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西安。当得知日寇公开发动了血腥的侵华战争时，他立刻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投身革命，报名参加八路军，抗击日寇的侵略。那时，他还不满18岁。他的请求很快得到了批准，并被送往山西的民族革命大学学习、培训。次年毕业，分配了工作。他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职务是连指导员。他深知自己连一天兵也没当过，就直接当了“官”是组织的信任，也是肩上的重担。所以特别努力。他当时不懂得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就是参加革命的开始，只以为是民族革命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才算参加革命。所以他填写的档案中参加革命的时间一直都是1938年。实际上应该是1937年的7月份，当然是“七七事变”以后。此事他后来虽然明白了，但他从未要求组织更改。

父亲参加革命并担任指导员后，拍了一张戎装照片，照片上的他一派青春勃发，英姿飒爽：腰里系着皮带，皮带上还别着手枪。腿上打着绑腿，显得格外利落。那照片镶嵌在硬纸板上，父亲在这硬纸板的背面写下了这样的誓言：

世界正黑暗重重，

全赖我辈来扫清；

黑暗净尽之日，

乃我辈成功之时。

这誓言伴随着父亲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奋斗终生。

父亲被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批准参加革命后，组织上就给他们发了包括安置费、路费在内的几块钱的补贴。他从中拿出三毛钱，买了一条毛毯。那毛毯是用粗毛线编织而成，两头还留有毛穗穗，由绿色、粉红色、灰色构成最朴素的格子图案。父亲有了这条毛毯，甚觉富足，开心。于是，不论行军、打仗、生产、工作，他都不离开它。那毛毯为他御寒，为他防潮，或铺或盖都方便。打起背包来也简捷，体积又小，被父亲视若宝贝。

抗美援朝时期的王琪壁

有一次，一个战士感冒了，还发烧。父亲就让他躺在炕上休息。又给他端来开水。然后又把自己那条毛毯拿来，叠成两折压在他的被子上。随手把四角掖严实。说，多喝开水，再盖得厚厚的，捂出汗来就好了。那个战士不好意思地说，指导员，毛毯是你的宝贝，我不能盖。父亲笑着说，它能把你的病治好了，才算宝贝呢！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到底有多少人铺过、垫过、盖过、披过、裹过这条毛毯？真说不清。

还有一次，部队行军，夜宿在一个破庙里。那庙已经破得四下里漏风，更要命的是连窗户都朽垮了，寒风长驱直入。父亲就把自己的毛毯拿出来，叫了几个战士，一起把毛毯固定在窗框上，毛毯成了破庙破窗上的厚窗帘。别说，还挺顶用的，风顿时小多了。大家好歹能睡个安稳觉，能熬过这个寒夜，而且没有人冻病。

又有一次，几个人一起出去执行任务。不料半路上下起了雨。四下无处避雨。父亲又是拿出了自己的毛毯，把两个角固定在树叉上，另两个角人拉着，形成个斜坡状的雨篷子，七八个人挤在“篷”下，大家稍微避一避雨，不至于都淋成落汤鸡。

抗战期间，有战斗任务就去打仗。没有战斗时，部队就练兵、学习文化，提高知识水平。毛主席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正因为学习文化如此重要，所以抗战期间我父亲不但自己在大学学习过，而且还当过联校的校长呢。当时的小报上表扬他是模范校长，还特别举例说，他竟然教一个哑巴孩子学会了说话。我们曾问他是真的吗？他笑着说，实际上哑巴还是说不好话，但我确实教会他认识了600多个字。我们说，这也了不起。为了坚持抗战，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不论在延安还是在太行山，都响应毛主席“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搞大生产运动。我父亲他们种的南瓜、土豆、茄子、豆角都丰收了。收获的时候，大家一起干活。当然也有筐子、口袋可用。但是大家齐上阵时就不够用了。于是有的战士干脆把外面的裤子脱下来，把裤脚扎上，装满土豆后，再把腰扎上。然后，把装满土豆的裤子架在双肩上，运回伙房的仓库。我父亲总忘不了他的毛毯，他干脆把毛毯铺到地上，把南瓜、土豆、茄子、都放在上面。然后再找3个同志，一人抬一个角，唱着号子嗨吆嗨吆地把劳动果实抬回去。毯子脏了，抖一抖土照样盖。那个条件下，讲不起卫生。

8年抗战，我父亲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太行山区战斗和工作。所以他最爱唱的歌就是《在太行山上》。他那条毛毯也跟随他在太行山里摸爬滚打，风里雨里，战火硝烟里，地头炕头破庙里，不知又编织进去多少故事！

父亲参加革命后，打了8年的抗日战争，接着又打了3年的解放战争。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夺取全国的胜利也指日可待。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著名的讲话。讲了我党我军要“进京赶考”了。在千军万马进京赶考之时，父亲的考题竟然是“独一无二”的！——上级命令他一个人把解放区的240箱文物国宝押运到北京。父亲孤身独胆一个人，历尽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把这240箱文物国宝交到负责人郑振铎手里，郑振铎验收完毕后，感慨万分，表扬说，王琪壁同志，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人，独自一个人从河北平山把240 箱文物国宝押运到北京，一件不少，一件没损，了不起呀，有功劳！

1949年上半年进了北京后，父亲被分配到中央教育部工作。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父亲立即报名参加志愿军。当时有同志问他：“琪壁，你不怕死啊？”他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我们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记得我第一次执行作战任务时，我们出去的是12个人。可晚上只回来了6个。牺牲的另6个战士，有的连名字都没留下。我早就不怕死了。”很快，父亲就和教育部的20多名同志一起当上了志愿军，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父亲被分配到东北军区司令部工作。抗美援朝期间，又正赶上国内搞“三反五反”运动。这运动后来也波及到部队。有一次，部队突击检查了团以上干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等问题。结果我父亲的情况最好，清正廉洁，没有任何问题。为此，他还兼任了军事法庭的陪审员。1953年，我们赢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朝鲜战场停战了。父亲回到北京，仍在教育部工作多年。1985年离休。2009年逝世，享年90岁。他先后在教育部工作生活达46年之久。

多年来，那条毛毯爸爸妈妈一直用着。直到1961年我考上大学后，爸爸把它传给了我。爸爸说，这条毛毯是我参加抗日战争的纪念，它跟着我在太行山转战了8年。后来又用了这么长时间。也是咱家的传家宝了。现在你上大学了，送给你。又能用，又有纪念意义。

从此，我就一直用着这条毛毯。从1937年至今，这毛毯也有78年的历史了！它见证了我们艰苦的8年抗战，也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代表我们全家将此毛毯捐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作为永久的珍藏。它跟随我父亲王琪壁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艰难困苦，也陪着父亲迎来了抗战的伟大胜利！它见证了历史。2016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社会各界捐赠文物史料展”，以纪念抗战胜利71周年。我父亲的那条毛毯也在展览会上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