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视野下文学史教材的汉赋撰写

内容摘要：作为一代文学之胜，两汉赋作之篇，多达千余，题材广泛、风格多样；而两汉作赋之才，几于斗量车载，给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无限思量。以育人为旨归，高校文学史教材应考虑学术导向和基础教学的衔接；古今视域的背景差异等，以及现代专业的合理阐释。这是向为文学史研究者和编写者所忽略的。

关键词：文学史 学术导向 基础教学 古今变革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史才成为一门专门学科。而国人中国文学史的撰述，以1904年林传甲在京师大学堂所编《中国文学史》讲义为滥觞，百年以来，我国文学史著作的撰述多达上千部之多i，在80年代一度掀起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和论争ii，余波至今不衰。引发学者们的不断思考和探索。

伴随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的辉煌历程，中国文学史学科从幼苗走向枝繁叶茂，一批批文学史研究者和高校文学史人才焚膏继晷，宵衣旰食，对文学、文学史的研究不断向广度和深度迈进。同时也不断有学者反思其疏漏或不足之处，如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指出，“自然”在中华民族思想史中拥有独特的地位。然而，中国人在书写自己民族的文学史时，却疏漏了“自然”iii。又如郭瑞林《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iv和蔡镇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世纪回眸与理性思考》v，前者提出我国文学史编写存在的三类问题；后者指出失误有四。值得注意的是，陈志刚《教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提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编写离不开其课堂教学，有必要结合教学来总结反思文学史的编写。”vi牟泽雄《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要编写出高水准的文学史，有待于提高对文学史书写中基本问题的认识，有待于寻找更多的写作的可能性vii。那么，由于文学史意义的丰富性，如何将文学史的基本问题和当下高校教书育人兼顾学术根基完美契合，将文学史教材的编写转向当前课堂教学的目标，是每位高校老师肩负的思想任务。

一.学术指向与学生培养

从教学层面看，复旦大学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章版）和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中国文学史》被称为“南北双史”，长期作为文科教材在高校使用，影响广泛。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以下简称袁版）指出，全书编纂的宗旨是以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三者的贯通协调。章版则侧重揭示人性的发展与文学形式演进的直接或间接关系，“一部文学史所应该显示的，乃是文学的简明而具体的历程：它是怎样地朝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有过怎样的曲折，在各个发展阶段之间通过怎样的扬弃而衔接起来并使文学越来越走向丰富和深入”viii。二者均将如何发掘和整理文学史作为根本目标，对教材的使用对象则有所忽视。

以汉代文学史为例，从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刘邦元年，至公元220年魏文帝黄初元年，汉代大约为四百年。伴随武帝崇儒兴文政策的实施，以及战国士人生存环境的转变，围绕在宫廷周围出现了第一批文人集团。可以说，两汉作赋之才，几于斗量车载。班固《两都赋》对这一盛况有所记载：“大汉初定，日不暇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絶，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ix作为两汉文学的代表，汉赋大家辈出，著作繁多，向来是文学史课程绕不过的环节。那么如何把汉赋的学术导向和学生接受的基础培养结合为一体是文学史教材所要考虑的基础问题。

从文学史的编写内容和体例看，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一共四册，其中第一册分两编，在第一编部分为诗经、楚辞及先秦诸子散文三大系列，第二编则为漢赋、文人五言诗和史传散文。袁版在第二编的第二章、第五章分列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东汉辞赋两部分内容。从目录来看，将司马相如与西汉辞赋并列，突出了司马相如作为“赋圣”的地位，而总体上将赋分为西汉、东汉，则体现不出赋体的发展演变及其他主要赋家的地位与成就。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一共三册，则按朝代的脉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八编，描述文学的承传流变过程。在第二编秦汉文学系列，分别在西汉前期至中期的诗赋与散文一章下设辞赋的兴盛一节、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的诗赋与散文一章下设辞赋的新特点和新题材一节、在东汉中期至后期的诗赋与散文一章，下设辞赋的转变一节，总体上突出汉赋的兴盛、新变及东汉抒情小赋的历史发展变化，及各时期的代表赋家。以作家为主或以作品为主，这两种撰写模式均希望全方位地呈现给读者最多的知识。而当代高校文学史课堂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既需要为学生以后的学术发展指明路向，又要考虑学生对汉赋基本问题的认知与理解。

比如赋体的起源问题，汉代至今，众说纷纭。《说文·贝部》：“赋，敛也。从贝，武声。”段玉裁注曰：“《周礼·大宰》以九赋敛财贿。敛之曰赋，班之亦曰赋，经传中凡言以物班布与人曰赋。”说明赋由敛取反意为训，作给予、赋予之意。从音韵学上看，赋与铺、布、敷声同而义通，所以赋又取敷陈、铺陈之意。王念孙认为这样的义训是“音转”。汉赋作为一种辞，和祝词的关系也尤为密切。先秦文学有很多都是祝祷之词。同《诗经》、《尚书》一样，往往都是祝祷之辞，不是结果的描绘，而是一种祈求。如在《尚书》中，有一则周公旦代武王受过的祝词。周公讲自己道德深厚、品性高尚，祈求神灵，将灾难降到自己身上。就把宝玉献上。整个文学的历史，其开端都和宗教相关，有一种理论是文学产生于巫术，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公的讼词，就是通过曲折的感情表露和反反复复的词汇的表述，来感动神灵，这种早期对神灵的感动，渐渐发展到对人的感动。司马相如、屈原的楚辞，反复的陈情，希望感动怀王。

赋体的产生与其它文体的关系，亦各持一词。有持诗源说者，如班固《两都赋序》：“或曰：赋者， 古诗之流也。”楚辞说早在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已经透露出消息。司马迁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x《诗经》、《楚辞》说以刘勰为代表，《诠赋》：“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还有多源说，章学诚《校雠广义·汉志诗赋》第十五曰：“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清代以来，对赋体起源的研究则不断深化，如隐语说，以朱光潜为代表，认为隐语为描写诗的雏形，描写诗以赋规模最大，赋即源于隐。刘斯翰则认为汉赋由楚国民间隐语到民间赋再到宫廷赋演变而来。今人将这一问题更进一步细化，如万光治《汉赋通论》认为：“四言赋源于荀卿，骚体赋源于楚辞，散体赋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综合性文体。”xi龚克昌《汉赋探源》认为：“汉赋源于诗经、楚辞、倡优、纵横家四个方面。”xii而学生对这类基本问题，不仅需要明确历史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导向，更应运用当前信息技术及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发散性思维，形成自己的认识和思考，为以后的研究打下基础。

二.汉赋的古今体用观

赋作为一种文体，大盛于两汉。清王之绩《铁立文起》说：“赋之为物，非诗非文，体格大异。”郭绍虞曰：“赋之为体，非诗非文，亦诗亦文。”美国学者康达维在定义汉赋时，称为中国文学中的石楠花。石楠花为阳性树，也耐阴；喜欢肥沃、湿润、土壤深厚、排水良好的地方栽植，也耐干旱贫瘠，能在石缝中生长。后来这位美国汉学家接受访谈录中解释说：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就像植物学家想要分辨植物一样，石楠花有很多种，有原产中国的，还有后来培植的新品种。但是有些品种不叫石楠花，而叫做杜鹃花，表面上既不像石楠花，也不像培植的，而是有了新的名字。中国的赋就像石楠花一样，包含了几个种類。原来的文体和早先的一些文体相配，产生了新文体，而这种新文体反而被认为是这种文体的经典样式。

汉人对赋体的看法，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如司马迁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于节俭，此亦《诗》之风谏何异？”汉宣帝认为：“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从赋用的角度，均将赋体提高到诗的高度。

扬雄对赋体的理解，先是喜爱模仿，后则弃之。“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后来“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之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由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扬雄因赋体缺少讽谏之义，不符合儒家贤人君子之标准，于是撰写中断。那么如何理解赋体的讽谏问题？赋体“劝百讽一”的文体特征是否应当厌弃？清人孙执升曰：“相如以新进小臣，遇喜功好大之主，直谏不可，故因势而利导之。然始以游猎动帝之听，终以道德闲帝之心，可谓奇而法，正而葩。”而当今欣欣向荣的辞赋创作不仅是发扬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还是城市建设、生态植被、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催化剂，那么学生对赋体的理解就不能完全胶着古人。

此外，赋体的难字僻字问题亦常常被人诟病。祝尧《古赋辨体·两汉体下》：“自楚骚已多用连绵字及字，长卿赋用之尤多。至子云好奇字，人每载酒从问焉。故赋中全喜用奇字，十句而八九矣。厥后《灵光》《江》《海》等赋，旁搜遍索，皆以用此等字为赋体，读者苦之。”当代文学史的编写，往往对汉赋的这些特点认识不够全面。如在章版文学史中这样评价：“对于这一特点，需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高度修辞化的语言不一定是成功的文学语言，过多堆砌陌生的词汇更难免造成艰涩难懂、呆板滞重的弊病；另一方面，尽管有这样的弊病，作者在修辞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但强化了文学作品作为艺术创造的显著特征，而且最终对文学技巧的发展成熟，也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xiii又评司马相如赋曰：“《子虚赋》、《上林赋》的缺陷也非常明显。把前面已经提及的总结起来，主要就是：夸张失实、文字艰深、罗列过度、呆板滞重。后来的大赋，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毛病，但所谓毛病和长处，却又是不可分割的东西。去掉这些毛病，汉赋的基本特点也就不存在了。”袁版文学史也这样批评曰：“汉代文学对现实的一切都怀着极大兴趣去描绘、去表现，而且漫无节制的铺陈扩展。进行罗列时不忌堆砌，不避重复，描写叙述过程中靡丽夸饰、多闳衍之辞，许多作品因此显得笨拙、呆板。”xiv

事实上，汉赋体物图貌，蔚似雕画的文体特征及生僻艰涩、堆砌呆板的用语特点，不仅是赋家精心构撰而成，还是彰显赋家学识的重要方面。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语言往往产生孳乳变化，今人读起来费力的文字，往往是古人的口语。如王楙曰：“刘棻尝从扬雄学作奇字。所谓奇字，古文之变体者也。自秦坏，古文有八体，甄丰改定，古文有六体。《唐书·艺文志》有古文奇字三卷。余怪相如赋，其间古字聱牙，殆不可读，而当时天子一见大悦，则知当时君臣素明古字之学，后世漫不复传，不免有不识字之诮。”xv今人万光治先生认为，汉赋作为半书面、半口头文学，乃是俗化文学与雅化文学、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结合。xvi所以认识和学习汉赋，当以口诵为主，不能一味用今天的视角批评。

三.现代专业的合理阐释

文学史如何适应当前教育发展的需要，还需要教师本人学术修养的提高和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从教学视野来看，教材作为普及性的知识，深入浅出、以小见大是十分必要的，这就需要教师这个沟通教材和学生桥梁的重要作用。首先，需要教师利用自身科研优势，高水平的发挥教材作用。从教师个人来说，不仅需要将汉赋研究的学术素养和教材结合起来，还要考虑学生的接受情况，并将学术前沿和学术热点作适当拓展。因此，教师对教材的理解与运用，不仅需要在深厚学术功底的基础上进行全局把握，还应从高于教材的基础上利用教材。

其次，通过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将教材与课堂结合起来，向学生作合理的现代阐释，弥补教材编纂过程中的疏漏。数百年的文学史想要在教材中全面呈现，并一一向读者交待清楚，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就需要教师利用教学手段进行完善。比如可利用多媒体、翻转课堂、故事表演、野外调查、讲座、讨论等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理解古代文学的兴趣，将课堂的主导权转移到学生手中。对于有争议的问题，如汉赋的起源、体裁的分类、功能和作用等，教材有未面面俱到之处，教师合理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提出见解。

再次，从教学视野下看，文学史教材的接受者主要是以学生为主，一部教材发挥力量的大小，还离不开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一方面，汉赋撰写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那么全书的信息量和学术知识点的取材就要全面衡量，重点突出，优中选优，多少合宜。另一方面，教材撰写的语言还要适当考虑学生的水平，不能写的太枯燥专业，使学生看不懂；又不能太过于口语化，缺少严肃、庄重的教育意义，而书中引文和注释等的添加，亦不能忽略，亦是可发挥大功用的小细节。总体上看，教学视野下的汉赋撰写，是撰写者、学生、老师三位一体的结晶，难度大、功用巨、呼声高，是当下教育的必然选择，中国文学史其它时期内容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郭瑞林《關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阴山学刊》2006年第4期。

[3]蔡镇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世纪回眸与理性思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4]陈志刚《教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5]牟泽雄《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昆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6]费振刚等《全汉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

[8]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

[9]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10]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2]凌稚隆《汉书评林》，明万历刻本。

注 释

i据台湾版黄文吉等编撰的《中国文学史书目提要》与附录，自1880年以降，中国和世界各地出版的各类中国文学史著作总书目多达1606种以上。

ii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为重写文学史之先声。1988-1989年，陈思和、王晓明应《上海文论》之邀主持了系列“重写文学史”笔谈，明确提出重写文学史的主张。

iii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iv郭瑞林《关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的几点思考》，《阴山学刊》2006年第4期。

v蔡镇楚《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世纪回眸与理性思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vi陈志刚《教学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编写》，《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vii牟泽雄《文学史编写的“新”与“全”辨析》，《昆明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viii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ix班固《两都赋》，见费振刚等《全汉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56-357页。

x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491页。

xi参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4页。

xii龚克昌《汉赋探源》，见《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页。

xiii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xiv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0页。

xv转引自凌稚隆《汉书评林》，明万历刻本。

xvi万光治《汉赋通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320页。

（作者介绍：禹明莲，文学博士，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赋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