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中看男性中心意识

2017-05-18 08:35王宇
青年文学家 2017年14期
关键词:现代文学女性形象

摘 要:根植于中国千百年来的男性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潜意识制约着作家的创作,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文学作品,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只是为纳入男权中心文化而编造,是男性根据自身的需求运用男性叙述话语创造的欲望符号。本文以曹禺《北京人》中的愫方,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中的张婉卿,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为例,从三种不同的女性形象中窥探男性中心意识。

关键词:现代文学;男性中心意识;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王宇(1993.10-),女,汉族,四川德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河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4-0-01

男权制社会将两性关系强制性地规定为男尊女卑、男优女劣,在男权中心社会中,男性的主导统治地位不容动摇,女性只能以从属的地位屈居于男性强大的控制之下。在文学领域,男性中心意识也作为一种潜意识制约着作家的创作,以下三种女性形象可以明显体现出男性作家的男性中心意识。

一、甘愿为自己所爱的男性牺牲一切的天使形象:愫方

中国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都具有忍、柔、美的特征。曹禺《北京人》中的愫方,便是这种天使女性的典型:

愫方父母早亡,寄人篱下,她守着一个自私的老人,恋着一个情深志短的情人,甚至还要忍受自己心爱的表哥的妻子的冷嘲热讽。但愫方没有怨言,她的心中满溢着爱,她把她的爱施与每一个人——从衰老而自私的姨父,到瑞贞未出世的婴儿,甚至包括时时算计着她的曾思懿。这是怎样一个隐忍、大度、忠贞的女子啊。愫方的形象代表了作者的审美理想。在男性眼中,真善美的典型便是如此,女性就应该为男性付出一切,甘心为男性服务。作家塑造的这类天使形象,只是把“妇人,伏于人者也”的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

二、贤妻良母的女神形象:张婉卿

何为“女神”?“女神是悬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神,她一方面以自己的坚韧、勤劳、智慧的母爱哺育着每一个男人,另一方面又被迫按照男权主义设定的规范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茅盾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我们看到了拥有儒道墨三家互补的理想人格的女神形象——张婉卿。

婉小姐在黄府不仅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连生意场上的事也全由她操办,同时还是丈夫黄和光的心灵避风港。黄和光有生理缺陷,又因治病心切而陷入鸦片烟瘾不能自拔,作为一把手的婉小姐却没有半点嫌弃丈夫的意思,她总是“满面春风”地用自己的乐观态度去溫暖丈夫的心,既包容丈夫为烟瘾所困的无奈,又有计划地逐步减少丈夫的烟土量,帮助丈夫戒烟。“深夜,和光再睁起眼来,婉小姐已经偎在他身旁,满脸的温柔,满脸的慈祥,凝眸看着他,宛然是一个母亲在看护她的病中的小宝宝。” 此时的婉小姐倒更像是和光的母亲。

张婉卿的形象彰显了男性理想中的贤妻标准。作为外场的一把手,婉卿完全可以蹬掉有生理缺陷的丈夫另觅新欢(更何况婉卿心底爱良材胜过爱和光),但作者却没有让婉卿离开和光,甚至让婉卿用母爱来维持夫妻感情,在我看来,这里体现了茅盾潜在的男性中心意识:一女是不能侍二夫的,普通女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拥有理想人格的张婉卿。

三、违背男性传统审美标准后被妖魔化的形象:虎妞

在上文我们已经提到,中国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都具有忍、柔、美的特征,而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则因为彻底违背了男性传统审美而被作家无情的妖魔化。

首先是外貌方面。通览全文,虎妞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丑,“像女的,又像男的;像人,又像什么凶恶的走兽”,这种长相的女子,已经没有取悦男性的外在资本,更何况虎妞还是个性格粗俗的男人化的女人。但她并不安于男性给她安排的命运,“我不能守一辈子女儿寡”——诱惑祥子与之发生一夜情,用假怀孕欺骗祥子与之结婚,父亲不同意便与父亲闹翻,自己布置新房准备婚事,自己把自己嫁了出去。但她为追求幸福而做的种种努力,在祥子看来却是“不要脸”的证明。“丑、老、厉害、不要脸”四个词从外貌、年龄、能力、道德方面呈现了祥子,或者说是作家的审美眼光下的虎妞形象。

虎妞得不到祥子的爱,甚至也没有得到作者的同情。在这部小说中,作家对虎妞的反感、厌恶是很明显的,这与写小福子时的态度截然不同。虎妞与小福子不同的待遇呈现出了作家潜在的男性中心意识:符合男性传统审美标准的,尽管是个暗娼,也是美的;违背男性传统审美标准的,尽管是个无人关心的老姑娘,也是丑的。诚然虎妞身上的确有许多丑陋的地方,比如说她的好逸恶劳,善玩心计等,但这背后也包含着一个无人关心的老姑娘的辛酸。

传统的男性中心意识的长期统治,使尊重女性主体的观念在现代男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更多的是作为一种纲领而存在。在现代文学创作中,始终存在着强大的男性中心意识,男性作家自觉或不自觉的都被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所控制,女性在男性作家的文本中,除了作为受难者而成为男性控诉封建礼教的道具外,主要还成为作品中男性人物乃至男性作家视域中的男性精神对象物和男性欲望对象物。这些女性形象,只是男权意识对女性的一种审美想象,所袒露的也只是一条男性自我关照的心路历程。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华芝 《曹禺创作艺术探索》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8年2月第2版.

[3]孙中田 《〈霜叶红似二月花〉与40年代小说》 《东北师大学报》 1996年第5期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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