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手相一，别具一格

韩雅俐

本次对话以田世信先生的作品《苗女》而展开，邀请到了《世界艺术》总编辑、著名策展人徐亮先生，从他们13年前第一次相识谈起，去畅聊他眼中田世信老师，以及“苗女风波”之后给田老师乃至整个雕塑界所带来的影响。从他的话语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田先生平易近人、为人刚正的人格魅力，以及他对田先生的敬爱之情。

东方艺术·大家：那在您眼中田世信先生是怎样的一位艺术家？

徐亮：田先生首先是一位人格独立、为人正派的人，其次他才是一个正常的艺术家。我们在现实交往中无论是艺术、政治，还是现实的生活环境，他都是一个怀着很正常的心态，不会胡乱拍马屁，能够提出自己观点、看法的人，这点对于现代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现代雕塑艺术逐渐融入公共艺术，或者说在公共艺术大行其道的同时，田先生不做或是少做那些没有意义、品质低劣的艺术雕塑、公共雕塑作品，这点是很让人尊敬的。

东方艺术·大家：您和田先生是如何相识的呢？

徐亮：我和田老师在十几年前相识，大概已有12、13年了。那是一個展览活动，听他讲话特别率真，不装蒜、不拐弯抹角，谈事情非常认真，这是他给我的初步印象。后来就一起聊起来，可以感受到他在做艺术方面，有着童真般的热情与激情，这也是他艺术创作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田老师平易近人，我们经常吃饭、喝大酒、谈艺术、谈生活总是非常愉快。他总和我谈一些故事，一些过去的往事，尤其是我在做《中国当代雕塑史》这本书的时候，他和我聊过很多往事，特别是雕塑界圈子里的故事。

东方艺术·大家：在您和田世信先生的交往中，有特别愉快的事情吗？

徐亮：最开心的事就是在一起喝酒，可以谈天说地、谈自己的事情、谈国家的事情、谈社会上的问题，我们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人，会讨论时下最敏感的问题。也正因此，我还想再强调的是艺术家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点很重要。现在有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他们的创作很少有自己独特见解，因此也很难有令人心服口服的东西。从中国艺术创作的历史来讲，雕塑界与其它门类一样是从工具艺术转换到现在的，有好多问题存在。

东方艺术·大家：您能进一步介绍一下“工具艺术”以及它的意义吗？

徐亮：其实工具艺术简单讲可以等同于文革艺术，在特定时期完全沦为一个为政党说话的工具。文革艺术是典型的工具艺术，尤其是中国解放之后。在雕塑艺术中，《收租院》、《农奴愤》、《毛泽东思想万万岁》这三件作品最为突出，同时，那个时期在全国各地还树立了很多雕像，就如苏联时期的列宁像、斯大林像等，现在大多被推掉了，荒谬得很。

东方艺术·大家：您怎么看待工具艺术在历史上的意义？

徐亮：说到它的历史意义，这个问题是比较有挑战性的。“工具艺术”是我发明的一个词。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本入侵，国共两党都利用艺术的工具作用服务社会、团结抗日民众。在这个特殊时期，原发源于西方的如火如荼的现代艺术没有发展的空间和语境。但那时的工具艺术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到了解放后80年代前，就是完全被阉割的一个特殊时期，尽管工具艺术曾经鼓励人民去生产劳动生活，但在文革时期还是起到了个人崇拜、领袖崇拜、为罪恶唱赞歌的作用。由于涉及到的敏感、篇幅问题，不能展开。但经历过50年代、60年的人是最知道这些问题本质的，以及它所带来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东方艺术·大家：在您看来田老师的艺术形式是属于哪种艺术形态？

徐亮：田老师的作品是中国革命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观念主义转化的代表，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主义雕塑的先驱者之一。特别是他在贵州生活的那段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他的艺术形态，现在看来有点土著的艺术，其实是早期自然主义的萌芽。在80年代，他和刘万琪在进京的展览，以及82年的一个贵州展览中脱颖而出。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引起了强烈反响，田世信参展的作品《苗女》，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当时媒体也做了很多报告，《苗女》打破了当时“唱赞歌”的表现主题，他将人物的两个发髻加木梳和额头做了夸张处理，表现性极强，它完全突破苏联的教学模式，在构成、塑造、选题上都有了一个新的启发和突破，使钱绍武、王朝闻、刘开渠等前辈雕塑家对这件作品非常惊叹，同时也感到欣慰。

东方艺术·大家：那您是怎么看待《苗女》这件作品呢？

徐亮：这件作品的出现完全打破了过去我们对木雕雕塑的认识，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出发，在客观写实的同时，结合了夸张的造型、比例。作为一件具有民间意味的作品，有些人对它有一些评价，特别是两年以后，贵州省文联的一些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它侮辱了少数民族形象，挑拨了民族间关系，违反了宗教政策，要求将它毁掉，于是就引发了《苗女》风波。

东方艺术·大家：这件事对田先生有什么影响呢？

徐亮：正是由于这件作品，田先生抵挡住了所谓的舆论和压力，让这位地处贵州的普通教师脱颖而出，得到了钱绍武的重视，还引发了他们对田老师工作调动的兴趣。后来将他调回了中央美院，从此田老师走上了正常的艺术创作道路，也成就了他的现代艺术，如没有《苗女》这件作品，可能中国雕塑界会缺失一位伟大的雕塑家。说到创作风格，其实它是由一个人的家庭教养、文化教养、学问学识和身处环境共同造成的。风格即艺术、艺术即风格。在我看来，“苗女风波”对田世信老师的创作没有副作用，反而是一种积极的作用，促使他突破传统禁区、主动表现自然、本质的艺术。这个事件对于他是一种激励、一种正常的创造状态、是一种发展，也证明了他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是中国需要的，也是别的艺术家没有的。到2006、2007年，《王者之尊》的出现，是他由现代主义向观念主义或当代主义转换的里程碑作品。王侯将相的观念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的材料意义，因为他具有强烈的创作热情，至今创作不断，依然是很有实力的老的“年轻艺术家”，让人肃然起敬。

东方艺术·大家：《苗女》件事之后田老师还继续创作民族题材的作品吗？

徐亮：其实对于田老师来说，各种题材几乎是同时进行的，没有一个相对明晰的阶段性特征，他早期的民族题材、乡土题材非常有研究价值，包括《王者之尊》这些作品都是同时在做的。只是这几年，他开始侧重于大漆这种工艺的研究和进展，因此在大漆、制胎方面，他对中国艺术是有巨大贡献的。

东方艺术·大家：那《苗女》事件给雕塑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徐亮：《苗女》事件的贡献应该是积极的，就如同我做的吴少湘的个案梳理《评奖风波》一样。在首届中国城市雕塑评奖上，参加评委会的人是评委同时又是获奖者，在现在看来是一个很可笑的笑话。而《苗女》它让艺术界、文化界要区别艺术和文化、政治的关系。因为，现代主义或者是现实主义本身与当代主义是有区别的，现实主义或者超写实主义可以客观一点、真实一点，但是现代主义可以有一些变形和夸张。同时要求艺术创作者告诫自己，艺术和政治虽有密切关系，不可以将艺术与政治混同对待，这样艺术才可以起到有意义的作用。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特殊的历史发展脉络，至今对艺术形态还有很多模棱两可的认识，这就给好多人造成了误解。

东方艺术·大家：田老师对您有什么影响呢？

徐亮：他对我的影响主要源于他的人格魅力，田老师在人格完善上对我很有影响。其次才是艺术上的，他对艺术真挚的追求和热情，让我本人和田老师的学生们都很尊敬他。

田世信

自雕像·之一

青石、铜

35×30×37cm

1983年

从田世信的工作室回家，我一直在想：他是一位怎样的艺术家呢？对于大漆工艺的迷恋，像一位工艺美术大师；对传统艺术资源的挪用，像一位后现代艺术家；对观念的开放，像一位当代艺术家；对个人感受、材料质感、形式意味的追求，像一位现代艺术家。

引自彭锋《成于三——读田世信的雕塑作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