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史》的“宗教激情”与“反叛姿态”

窦小林

摘 要： 作为中国文化之异端，在强权的欺凌中，哲合忍耶走上了决绝的反抗道路，他们以死作为信仰，形成了以殉道为核心的“宗教激情”与“反叛姿态”。而这意外暗合了张承志内心深处“革命激情+叛逆姿态”的“红卫兵情结”。所以，在《心灵史》的书写中，张承志为自己的异端找到了大本营。

关键词： 张承志 《心灵史》 宗教激情 反叛姿态

1991年，在八赴大西北、十进西海固的基础上，张承志创作出版了以哲合忍耶教史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心灵史》。哲合忍耶诞生在清朝乾隆年间，从一开始它就倡导“人道、人性、人心”，被清政府视为异教遭到灭绝式的镇压，一代代导师及一批批百姓惨烈殉教。强权的欺凌使他们走上了决绝的反抗道路。他们以死作为信仰，一代代传播殉教思想，崇尚牺牲。

一、“宗教激情”：殉道的真诚与狂热

在《心灵史》中，张承志用“克拉卖提”（奇迹）、“穆勒什德”（导师）及“束海达依”（殉教）等宗教术语来阐释哲合忍耶。其中，“束海达依”一词最能揭示哲合忍耶的本质特征：“束海达依，单数形是舍西德，基本的涵义就是为伊斯兰教牺牲……一切有哲合忍耶幸存者潜伏的地方，束海达依思想以它特有的血的烫热和浓醇，默默温暖安慰着我们的祖先。”[1]因此，哲合忍耶以死作为信仰，崇尚牺牲，他们以“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为生命的最高境界，并以此来教育后代。正像作者所说的：“在以苟存为本色的中国人中，我居然闯进了一个牺牲者集团。”[2]

殉道的真诚与狂热在《心灵史》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圣徒情结，二是拱北意象。

（一）圣徒情结

在伊斯兰教里，“穆勒什德”一词含有“导师、圣徒与领袖”之意，而哲合忍耶则“让每个衣衫褴褛的穷人都认识圣徒——导师本人，都直接跟着他坚持人的心灵世界”。[3]而这些穷苦农民，也将一代代导师当做自己的精神巨人来崇敬，誓死追随自己的导师。

第一代宗师马明心被捕，有两人（一名张怀德、一名张汉）主动随马明心入狱，陪伴穆勒什德；当马明心被捕的消息传到河州时，“苏四十三如疯狂的雄狮，当日便率领愤怒的哲合忍耶撒拉扑向兰州省垣”[4]，馬明心殉教后，苏四十三、赛力麦及撒拉教众并没有失去血战到底的心劲，而是随意上了华林山，只盼一死，不愿存活，最终殉教。同时，刚烈的张夫人殉教殉夫，撒拉夫人也自杀殉夫。

第三代导师马达天充军黑龙江，牛二爷等十二户哲合忍耶教徒抛弃故乡、举意追随自己的导师流放东北。牛二爷替毛拉承担了罪名，即使在酷刑折磨得几次昏厥的情况下，也没有供出毛拉的一言半语。继牛二爷后，牛家第三代人牛金山也替马化龙出庭抵罪。

在哲合忍耶两百年的时光里，至少有五十万教众牺牲。五十余万教众在《心灵史》中构成了惨烈的背景，他们以自己的鲜血表达了对七代导师的忠诚。

（二）拱北意象

拱北是贯穿《心灵史》全文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文中，作家一开始就为我们介绍了哲合忍耶凄厉的生存处境，但是这里的人却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坚守至今，原因何在呢？

“因为至少在这里有相互知根知底的多斯达尼（哲合忍耶民众），有辈辈相传的烈士传说，有领导大家而且时刻准备殉命的穆勒什德（导师、圣徒、领袖），最重要的是有安息这数不清的烈士遗骨的拱北坟园。”[5]

接着，张承志从拱北角度试图为我们讲清究竟什么是哲合忍耶：“如果要用一个画面来捕捉它——那么我想，所谓哲合忍耶，就是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刚强回民，手拉手站成一圈，死死地护住围在中心的一座坟。”[6]对哲合忍耶来说，拱北更集中显示了他们所遵循的“束海达依”（即殉教）的精神：只有殉教，才配拥有拱北。“圣徒们也正因为有了拱北，也便赢得了后人的极度崇拜与不舍追随。”[7]因此，七代宗师和白彦虎、杜文秀等人的生命价值的最高显现也便是为自己争获一块圣洁的拱北。

当第一代导师马明心被杀害于兰州城时，人们羡慕道祖的生命达到了舍西德的高品，兰州也永远地成为了创造者马明心的纪念地；第二代宗师穆宪章虽未能命丧战场，但因身心备受刽子手的摧残而欣慰感到自己“有舍西德的色百布”；第三代导师马达天在吉林船厂归真于流放途中，拱北位于松花江畔的山岗上；第四代导师马以德，在恐怖血腥的日子里，使教派获得了全面的复兴，也是另外一种牺牲。第五代宗师马化龙首级遍示全国长达十年，也因身、首两处的血泪拱北而使自己英明永存；第六代宗师马进城遭极刑并汉俗入葬却为自己争得了一块永恒的拱北；一生致力于实现和平的导师马元章，在和平的年代，难以像前六辈穆勒什德一样，“手提血衣撒手进天堂”，但却急急奔回故乡，奔向自己的归宿，以成全自我殉教的愿望。

一座座拱北，虽然墓主姓氏不一，但都埋藏着一段血泪以及一股不屈的精神。所以，哲合忍耶一辈辈人舍命护拱北，一次次在战争中争夺拱北，“战火拼杀中，甚至在失败被歼之中，哲合忍耶总是不顾死活地抢夺领袖遗体——成了一种疯痴习惯。然而，深刻的前定又使他们无法一劳永逸地保护住掩埋着领袖遗体的坟墓——哲合忍耶便死死争夺那个埋骨的地点。拱北（圣徒墓）在哲合忍耶中完成了它的象征和抽象意义”。[8]

有了拱北，就扎下了根：“老百姓们藉这些拱北看守这自己的一切——信仰、情感、财富、历史。”[9]从某种意义讲，哲合忍耶的历史就是由遍及全国边缘省份的星星点点的拱北写成的。

二、“反叛姿态”：底层抗争庙堂的异端之美

对于正统的中国来讲，伊斯兰教属于异端，而马明心传播的苏菲主义又曾被伊斯兰正统神学视为异端。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合忍耶属于异端之中的异端（中国文化之异端的伊斯兰教的异端派别）。由于宗教在很长的时间内，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所以正统宗教常常得到世俗权威的扶植和庇护。“宗教异端为此常常与社会底层的卑微民众联系在一起，具有反抗秩序的倾向。宗教异端与正统的斗争往往是底层抗争庙堂、抗击世俗权威的形式。”[10]被张承志赞誉为“穷人宗教”的哲合忍耶就是这样。因哲合忍耶在数百年间遭到过强大的汉文化的文化绞杀，所以对汉语及汉文化传统怀有决绝的抵抗。

比如，关里爷创作的《热什哈尔》，“先从语言上层层设障：先用的是阿拉伯文，没有使用外人能读的汉文，再用波斯文对不懂波语只懂阿语的教内人进一步守密。”[11]接着，关里爷又对内容本身设障，用奇迹的方式隐晦记录了乾隆四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被清政府杀害于兰州城墙上的宗师马明心的奇迹，以及马明心的继承者穆宪章的奇迹，进一步隐藏真实。对语言设置障碍的背后，是对于汉文化的抵抗。

作者在小说的开篇就点明了哲合忍耶在文化上的独特性：没有正统士大夫文化的熏陶。虽然镇压哲合忍耶的清廷统治者在根本上也是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但是，清朝廷在文化上崇奉孔孟儒家。所以，“清朝廷对哲合忍耶的防范与镇压表面上看是禁止回民造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化上的碰撞。”[12]

以正统自居的清朝廷为了统治天下，不会容忍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中有一个异教存在。作者非常清醒地看到并且指出这场冲突的文化碰撞性质，他说：“中国不允许这种怪诞形式。苏菲神秘主义对于来世和造物主的挚爱和苦苦追求，实际上标志着对黑暗中国的控诉批判。这是一种最彻底的异端。让中国容忍着人民异端自由发展的假象，很快就要结束了。”[13]而对哲合忍耶这一伊斯兰异端教派而言，“孔孟之道化、世俗化、中国化乃是比‘公家屠刀更凶险的敌手”。[14]在小说中，作者这样评价了这场文化冲突的意义：“整个中国仅有哲合忍耶才能揭示的一个真理”，[15]“这个真理就是——虽然以孔孟之道（包括与孔孟之道同质的佛教与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璀璨的伟大文明，但是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任何异端、任何理想主义、任何美、任何新鲜的希望，若想存活都必须防止中国文化中的孔孟之道。”[16]

所以，哲合忍耶的反抗是中国穆斯林反抗汉文明孔孟之道异化的一步绝路。

三、张承志的“生命激情”与“反叛姿态”

作为“红卫兵”的命名人，张承志繼承了那个时代最珍贵的激情，以及反叛性，“激情”与“反叛”二者结合形成了他内心深处的“红卫兵情结”。哲合忍耶的“宗教激情”与“反叛姿态”意外地暗合了张承志内心深处“革命激情+叛逆姿态”的“红卫兵情结”。于是，张承志需要哲合忍耶的精神信仰，哲合忍耶需要借张承志之笔传达自己的声音。各自的迫切需要促成了他们之间的双向选择。

（一）醉心于“异端美”的张承志

张承志一直以异端自居，他自己曾坦言：“我的人生和文学也可能很复杂，但简单讲，也可以只用两个字：区别。”[17]

从人生轨迹来看，他没有走常态的人生，当他的学者生涯正蒸蒸日上，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告别了研究所，去当一名专业作家，现在，他又皈依了宗教。从文学史上看，他无法归结为任何流派。他的小说有一点寻根意识，有一点哲理意味，但它们仍然是独特的，很难归类。当“伤痕”与“反思”文学盛行的时候，张承志则“我行我素地在严峻的真实里首肯着‘上山下乡与劳动人民结合所放射的理想主义光芒。”[18]作家曾说：

我是一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19]

（二）无法自弃的红卫兵时代的激情

异端往往会因不甘于平庸地“求全”而展现出别一种生命样式，张承志本人所做的：即是孤傲地举着激情的旗帜。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功利，旁观、冷漠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也成为文学情感的基调，最典型的如新写实主义主张“零度情感”。在这样的背景下，张承志却孤傲地举着激情的旗帜，继《黑骏马》《大坂》《北方的河》之后，又写下《金牧场》《心灵史》及一连串的散文与随笔。对于激情，张承志义无反顾，全身心投入进去，歌颂那些富有激情的生命。在辽阔无涯的草原上，在黄河的巨浪中，在哲合忍耶的坚忍中，他阐释了：万物皆美，而激情最美。

作为“红卫兵”的命名人，与“红卫兵时代”告别时，张承志并不像同时代的人一样一刀两断，展开控诉与批判。相反，他把那个时代最珍贵的激情不加怀疑地继承下来。这份激情，他决心以全部的精力加以捍卫，发誓绝不丢失。进入90年代，幻灭的氛围使得一大批曾经的理想主义者纷纷远离，张承志却以悲剧英雄的面目，顽强地抗争着，赋予正义、良知以不屈的尊严，他对于物欲横流的社会的批判，更是成为世纪末喧哗的当头棒喝。正因如此，在90年代文坛“人文精神重建”的讨论中，张承志俨然成了关怀人文精神、抵抗世俗潮流的一面大旗。

张承志本人，也正是凭借着这股不息的“革命激情”与“异端姿态”，才使自己永远成了人们视域中的参照风景线。

参考文献：

[1][3][4][5][6][8][9][13][14][15][16]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6-130.

[2][26]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前言.

[7][11]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22-204.

[10][18]黄发有.诗性的燃烧——张承志论[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113-127.

[12]谭桂林.论《心灵史》的宗教母题叙事[J].常德师范学院学报，2011（3）.

[17]张承志.张承志文学作品选集·散文卷[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277.

[19]张承志.荒芜英雄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