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写作文

张大春

我在小学五年级时遇到了俞敏之老师。俞老师教语文，也是班主任，办公桌就在教室后面，她偶尔会坐在那儿抽没有过滤嘴的香烟，夹烟的手指被熏得黄黄的。俞老师打人，她的兵器是一根较细的藤条：有时候抽抽屁股，有时候抽抽小腿，点到为止。那一年教育政策定案，初中联考废止，风中传来的消息就一句话：比我们高一级的学长们都无须参加联考就可以进入中学了。而俞老师却神色凝重地告诫我们：“你们如果掉以轻心，就‘下去了！”

五年级正式开课之前的暑假，学校还是依往例举办暑修班，教珠算、作文。俞老师使用的课本很特别，是童书作家苏尚耀写的《好孩子生活周记》。两年之后我考进另一所私立初中，才发现苏尚耀也是一位语文老师。

初见苏老师，是在中学的校长室里。那是我和另一位女同学沈冬获派参加台北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行前，校长指定高年级的语文老师来为我们“指导一下”。苏老师摘下老花眼镜，端端正正插在胸前的口袋里，问了两句话：“你们除了读课本，还读些什么书啊？除了写作文，还写过什么东西？”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俞老师，想起了《好孩子生活周记》，但是我连一句话都没来得及回答，苏老师就自己回答了：“我想是没有的！”

写什么都好，就是不要写作文

在校长室里，苏老师并没有提供什么作文方法、修辞秘籍，只是不断提醒我们：“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至于我们所关心的比赛，他也只是强调：“参加就是参加了，得不得奖只是运气，不必在意。”

我和沈冬运气不错，拿了个全市第一。为什么说“我和沈冬”呢？得奖的虽然是我，可是我一直认为，临场慌张匆忙，忘了检查座位，很可能我们错坐了彼此的位子。因为我深信自己写的那篇文章实在是烂到不可能拿任何名次的。我把奖品推让给沈冬，至于写着我姓名的奖状，则收了压在抽屉底。

苏老师从此成为我私心倾慕的偶像。每当我在校园里看到他抱着课本踽踽独行，就会想起他的话：“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话里好像有一种很宏大的鼓励。

回头从写作文说起

俞敏之老师平时说话简明扼要，句短意白，从未卖弄过几十年后非常流行的那些“修辞手法”。印象中，她常鼓励我们多认识成语，不是为了把成语写进作文，而是因为成语里面常常“藏着故事”。但是一旦骂上了人，她的话就无消无歇、无休无止、“绵绵无绝期”了。我甚至觉得，若不是因为在拈出差作文时可以痛快骂人，她可能根本不愿意上這堂课呢。

有一回，我在一篇作文里用了“载欣载奔”这个成语，俞老师给画了个大红叉，说：“怕人家不知道你读过陶渊明吗？”“读过陶渊明就要随手拿人家的东西吗？”“人家的东西拿来在你家放着，你也不看一眼合不合适吗？”

现在我已经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样的上下文之间用了这个成语，但是俞老师足足骂了我整整一个课间，必然有她的道理。她强调的是文言语感和白话语感的融合。同样是“载……载……”，我们在使用“载歌载舞”时或许不会感到突兀，而用“载欣载奔”形容高兴奔跑时，却难掩那雅不可耐的别扭。

五年级下学期的某次月考，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放学后”。我得的是“丙”。非但成绩空前的差，在发还作文簿的时候，俞老师还专门用我的那篇作文当反面教材，声色俱厉：“第一行跟第二行，意思差个十万八千里，翻什么鬼筋斗啊？”

我的第一行写的是四个字、四个标点符号：“打啊！杀啊！”——这当然是指放学之后校车上最常听见的打闹声。之后的第二行，另起一段，第一句如此写道：“我是坐校车上下学的……”

俞老师摇晃着我的作文簿，接着骂：“‘打啊、杀啊跟你坐校车有什么关系？文从字顺是什么意思你不懂吗？上面一个字跟下面一个字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个词跟下面一个词也可以没关系嘛，上面一句话跟下面一句话也可以没关系嘛！”你已经听出来了，老太太说的是反话！接着，隔了五六个同学，她把作文簿扔了过来，全班同学一时俱回头，都知道是我写的了。

“我看你是要‘下去了！”她对我说。

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

从俞老师帐下，一直到高三，前后八年，教过我语文的还有六位老师，几乎每位老师都当堂朗读过我的作文。那些一时为老师激赏、同学赞叹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我连一句、一字都记不得了，印象深刻的偏只有“载欣载奔”和那篇《放学后》中的蹩脚的起手式。两番痛切的斥责，字字灌耳，不敢忘却。

初中毕业前夕，高中联考在即，我带着那本珍藏了五年的《好孩子生活周记》，在理化教室旁的楼梯上拦住了苏尚耀老师，请他给我签个名。他从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取出老花镜戴上，工整地签下了名字。我问他：“为什么您说，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

他乍没听清，我又问了一次，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还不找人家写过的题目。”

我是在那一刻，感觉小学、中学一起毕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