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外部挑战与应对

王桂芝

[摘要]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是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核心内容，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有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鉴和启示，也可以丰富世界文明的内涵。当前，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面临着来自于西方话语霸权、国际社会的质疑以及“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等外部挑战。究其原因，有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以及维护西方自身利益的因素，也有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建构缺失的影响。要以坚持道路自信，做好顶层设计为前提，解决好构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核心问题，抓住提升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能力这个关键，不断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

[关键词]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中国模式；道路自信

[中图分类号]G21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17）03-0074-0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辟了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话语场，对中国道路最有发言权的非中国莫属。然而，中国道路的发展优势并没有自动转化为话语优势，在国际话语平台上鲜见来自于中国的正面话语传递，相反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和控制了话语权。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背景，世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说千差万别，有的认为是一种进步的转型，有的则视之为背叛的“倒退”，有的认为是发展的榜样，有的则视之为进步的“威胁”。[1]这种话语权错位不仅会动摇人们对中国道路的信心，还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一、中国道路与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

话语是人类信息与思维的载體，是人类精神交往的工具。“权”在法律意义上包含有“权利”和“权力”两层含义。话语作为权利，指人们表达思想、进行言语交际而获得和拥有说话的机会，是话语产生“权力”的前提和基础。话语权从权利延伸到“权力”，从其隐含的意义来说，是指能够灵活运用语言，以非强制或非暴力的方式，无形之中传递自己的思想、理念和主张，获得他人的认同和尊重，从而改变他人的行为和思想。[2]具体到国际话语权，指的是以国家利益为立足点，在世界舞台上就特定事务发表意见，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和尊重，并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产生影响。国际话语权包括对国际事务、国际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以及对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3]冷战结束后，在国际战略竞争中，价值观、社会制度等国家软实力的竞争日趋激烈，话语权决定主动权，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各国争夺的重点。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是就中国道路在国际社会上的表达权、解释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国道路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中国道路不仅是理论和制度的根基，还是检验它们正确与否的标准；不仅为理论和制度提供实践途径，还引领发展的目标方向。如此重要的地位决定了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在中国国际话语权中的核心地位，也成为衡量中国话语权强弱的重要标准。不仅如此，将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放在中国乃至世界未来的发展以及世界文明史中考察，其非同寻常的价值会进一步凸显出来。

首先，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二位，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13亿多人口摆脱了物质短缺。与中国国内的高度认可不同，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褒贬不一。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如何回应来自外界的质疑和挑战，如何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概括而言，如何使中国道路走得更久远，有赖于更多的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解决好这个问题，既是对中国以往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更有利于我们坚定道路自信，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凝心聚力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前进。

其次，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为其它国家提供更多的有益启示。任何发展道路都不可复制，但可以借鉴，中国道路也是如此。“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4]全球化时代为每个国家提供了发展契机，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像中国一样，在西方模式主导的激烈竞争中成长起来。恰恰相反，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走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中出现了经济衰退、政治动荡、社会分裂等诸多问题。中国道路为世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是多元的，西方模式并非唯一可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并非科学社会主义的终结；在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可以结合本国国情，探索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英国前首相希思强调，“中国有很多想法是很好的，问题是如何让别人听到她的声音”[5]。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有利于更好地把中国道路的有益启示传递给世界，为发达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发展模式，反思自身问题提供参照，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发展方向。

最后，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有助于丰富世界文明的内涵。世界文明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明共同构成，多样性、发展性是其基本特性，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也在其中。中国道路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对中华文明的优秀传承，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不仅如此，中国道路还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不同，中国实现工业化的同时，还要担负起后工业化的重任。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有一些是发达国家没有经历的，只能靠我们自己探索解决。此外，西方模式未能解决的一些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也需要创造性的见解和新的方案。中国道路具有世界价值，这种价值用中国话语阐释并在国际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力，从而将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紧密联系起来，必将进一步丰富人类文明的内涵，彰显人类文明的包容性与多样性。

概而言之，中国道路兼具了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这正是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最坚实的话语基础。

二、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面临的外部挑战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具备了诸多的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其中包括来自于外部的挑战。

（一）西方话语霸权的阻碍

西方的话语霸权是西方国家凭借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先发优势，不断向外征服扩张建立起来的。当前仍然延续着“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发达国家主导着话语议题的设定、规则的制定、议程的设置，是国际主流话语内容的生产者。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求与之相对应的话语权。西方国家担心已有的话语霸权旁落，产生强烈的危机感。这导致国际话语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会持续甚至激化，话语交锋将会成为常态。

根据传播学的研究，当今世界的信息流动往往遵循“中心—边缘”模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创造和传播信息的源头，居于“中心”位置，而发展中国家居于边缘位置。处于信息流动边缘地带的中国时常遭遇“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尴尬。中国学者提出了“中国崛起”后，引来了国际社会的热议，赞成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否定者有之。甚至出现了一种观点：中国崛起意味着战争！面对国际舆论的喧嚣，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诸多国际场合和一些重要讲话中多次强调和平发展理念，国务院于2005年和2011年两次发布关于中国和平发展报告白皮书，向世界阐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国的崛起不会威胁任何国家，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做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学者从中华文明“和合”的传统文化理念、时代特征及中国国情的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力证中国和平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尽管如此，“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等各种负面论调仍不绝于耳。

（二）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各种质疑

国际上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和评价，其中不乏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归纳起来主要聚焦以下在三个问题上。

其一，是否存在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国外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是通过中国模式体现的，二者是不同语境下的同一概念。有学者对当前是否存在中国模式提出质疑。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认为：“我认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走自己的路，我不觉得中国是一个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6]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通过否定“北京共识”的存在而回避了中国模式问题。他谈到：“如果说当前关于促进世界上穷国的发展还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真正的共识根本不存在。”[7]托马斯·海贝勒认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他认为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8]耶鲁大学学者陈志武干脆出了一本文集，题目就是《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谢淑丽以中国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的“制度优势”在未来能否持续为原由，对“中国模式”的存在持否定态度。[9]

这些观点机械地把社会发展模式看成定型的或现成的框架。显而易见，仅仅因为中国模式尚不完备就断言不存在中国模式有失偏颇，也与中国道路的发展实践不符。如果真如他们所言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根本不存在，那么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

其二，关于中国道路的性质。一些西方学者承认中国道路的存在，但对其性质却众说纷纭。如“国家资本主义”“后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儒家社会主义”“封建资本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说。美国学者索林格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政策”。[10]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提出：“中国的市场改革并不通往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11]美国学者黄亚生在《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与国家》一书中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巨大的成就与突出的问题并存，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得还不够充分。我们在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时，资本主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质疑中国道路社会主义性质的人往往以偏概全，只看到了中国道路的某些方面和问题而看不清其本质。

其三，关于中国道路的发展前景。“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是持续时间长且影响较大的两种论调。苏东剧变后，西方政界人士及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已走到尽头，纷纷唱衰中国。2001年8月，章家敦在《中国即将崩溃》中宣称，中国将在短时间内“崩溃”，一时间引起了西方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国会甚至专门举行了听证会，一些专家学者也分析各种经济数据，力证中国正在走向崩溃。2015年3月2日，原本温和看待中国道路的沈大伟发表了《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使这一论调沉渣泛起。看似有理有据的“中国崩溃论”，是西方用已有模式和发展经验对中国的投资、房地产、人民币汇率等经济问题的解读，既忽略了中国的具体实际，也低估了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随着中国日渐强大，“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1992 年，美国学者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渲染中国威胁，并鼓吹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他与《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中更为系统地阐释了这一观点。“中国威胁论”不仅在美国，在日本、东南亚、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很有市场，有“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文明与意识形态威胁论”“粮食威胁论”“能源需求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多个变种。“中国威胁论”罔顾中国道路发展实际，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会改变国际秩序，成为世界的破坏性力量。此类质疑先入为主，挤压了中国的国际话语空间。

（三）国际传播格局的制约

当前的国际传播依然呈“西强我弱”的格局，信息传播以西方为中心而且高度集中化，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掌控着国际主要传媒。据统计，在全球最大的300家传媒企业中，144家是美国企业，80家是欧洲企业，49家是日本企业。总体来看，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全球媒体的 90%。[12]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合众社这世界四大通讯社垄断全球新闻资讯发布，占有率达到80%～90%，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电视节目有60%～80%的栏目内容来自美国。[13]这些传媒集团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先进的技术支持、高效的媒体人才队伍，在国际议题选取、议程设置以及舆论引导上拥有较强的能力，影响范围广，国际认同度高，牢牢控制了国际话语传播权。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符合西方标准的，往往能快速在国际舆论中成为热点。2016年8月8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称“中国搭了30年便车，没人指望他们做任何事”。其目的在于對中国施压，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超出能力范围的责任。面对中国媒体和学术界的驳斥，美国媒体极力为奥巴马辩解，认为其本意并非让中国不舒服或轻慢中国。面对中国时，西方主流媒体的态度则截然不同。有学者曾对《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CNN、美联社等美国主流媒体进行过统计，在一个季度里对中国的报道，从题目来分析，负面的占一半，中性的占25%，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占25%；如果按字数或文章长短来计算，90%以上是负面的。[14]

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媒体不管出于何种用意，忽略、误读甚至曲解中国的事情难以避免，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传播阻力重重。

三、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面临外部挑战的原因分析

上述外部挑战的存在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既有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延续，主观与客观原因的叠加，也有外因与内因的交织。

（一）中国被话语强势的西方国家视为“他者”

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势的国际话语地位，给中国贴上“他者”的标签，很难展开平等对话。究其原因，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其一，站在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西方中心主义”是随着西方世界殖民史建立起来的，已经存在了几百年，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国家对世界的发展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理应拥有对世界的支配权；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西方模式是唯一能取得成功的模式；西方价值是普世的，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则是特殊的，西方文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终点。所以，无论哪个新兴国家，偏离了西方文明的主航道，都会被视为另类。中国拥有与自身实力基本相称的国际话语权力，特别是关于本国重要事务的国际话语权力，是最基本的国际权力诉求。但在西方看来，有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成就越突出，在国际上的影响越大，对西方价值体系、发展模式的威胁和挑战也会越大，势必利用自身的优势进行阻止和破坏。

其二，延续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冷战思维。苏东剧变后， 西方仍然延续片面僵化的冷战思维，对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采取对抗、遏制的策略。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他者”。福柯指出：“话语不是单纯的对话，而是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政治事件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话语本质上是权力和权利的工具。[15]回顾30多年来的国际话语变迁，我们发现，尽管中国不断向世人传递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等发展理念，并积极付诸行动，但来自西方的话语围堵和攻击从未停止过。他们预设了一些前提与中国对号入座，如国强必霸，零和竞争，意识形态冲突，“非民主国家”等歪曲抹黑中国道路；在评价中国道路时，往往把成就归功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问题则推给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立场先行并且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话语生态中，无论中国走何种路径，无论中国如何强调发展道路的和平属性，“崩溃论”“威胁论”等奇谈怪论始终存在。对此，美国福布斯杂志经济专栏作家埃蒙·芬格尔顿的分析一语中的：“西方观察人士在考虑问题时用的是他们的感情而不是理智，他们愿意相信明显‘非我族类的中国体制无法获得成功。”[16]

其三，维护西方自身利益的企图。在唇枪舌剑的话语纷争背后，国际话语权争夺的核心问题还是各国际话语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企业海外市场份额日益扩大，竞争力不断提升，西方国家倍感压力。不仅如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体中，中国作用日益凸显，中国主导建立的“亚投行”、贯穿亚欧非大陆的“一带一路”，更让一些西方国家坐立不安。在美国看来，中国的“一带一路”与美国的地缘政治核心利益“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所及地理范围是一致的。中国的崛起，直接威胁到了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及其主导的世界秩序，美国“重返亚太”表面上看是世界局部地区的波动，实际上是为维护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作出的战略布局，是深层面的国家利益冲突使然。

（二）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构建的缺失

从整体发展态势看，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处于上升通道，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就目前而言，中国道路国际话语建构水平不高，传播能力不強，成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内部最大制约因素。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意识相对薄弱。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与中国道路发展实践相比，我们更多的是“多做少说”“只做不说”，对中国道路话语建构问题重视不够。在大量引进西方的技术、设备、人才的同时，我们重点防御来自西方的“和平演变”，缺乏中国道路话语权意识。对于相伴而来的西方话语进行引介、阐释及运用过程中，缺少二次创新。话语一旦形成并产生实际影响，再建立一套新的话语取而代之难度非常大。至今，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总体上仍处于学习和引进的层面，与中国道路相关的基本概念、范畴、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地位及提升路径等重要理论问题亟待进一步明确。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话语体系是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前提和基础。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到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中国道路内涵的全面概括，中国道路理论不断丰富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内容。由此可见，我们并非没有自己的中国道路话语体系，但我们的话语体系主要是官方话语，政治性较强，对外缺少足够的解释力和说服力。国际社会关注官方话语表述，但更想知道中国道路背后深层次的逻辑，需要学术话语有所作为。然而，中国道路的学术话语受官方话语影响以及西方话语的束缚，独立性和创新性不足，国际舆论议题的设置能力、理论概括分析能力明显欠缺。中国道路的一些深层面理论问题，如内部生成机制、运作规律、价值指向及其国际贡献等，没有给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有足够说服力的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中国道路中，经济发展道路是最抢眼的，也是最有现实说服力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对于中国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也不会怀疑。但谈及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及发展前景时，国际社会却众说纷纭。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我们还没有做出基于学术概念和逻辑体系的科学、规范、严密的论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国际社会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的固化认知，也就不能扭转中国道路任由“他说”“他塑”的被动局面。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相对不足。国际话语权的大小，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传播力。近年来，中国传媒“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国对外传媒的数量、规模及质量都有了明显提升。但总体上评估，中国对外传播的国际化水平不高。据统计，在国际信息传播中以中文为载体的信息量仅仅只占全球信息总量的5%。当代国际受众对于中国的了解主要借助于西方媒体，仅有22 %的受众从中国媒体了解中国。[17]与国外相比，中国媒体对外传播中国内容的信息总量少且影响范围有限，竞争力不强。

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道路的对外话语传播主要由政府主导，以国家主流国际媒体为主要平台。国际传播渠道较少，官方话语较多且政治色彩明显，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此外，一些西方公众认为中国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对传播内容的客观公正性存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传媒的公信力和影响力。二是对国际传播受众了解不够，缺乏针对性。在设置自己的议程和议题时注重自我推介，忽视国际受众的实际需求、接受心理和接受习惯，传播内容难以实现本土化。三是传播内容及形式的创新性不够。在议题设置上，中国媒体对国际重大问题关注不够，话语能力不强，习惯于被动跟随国际主流媒体。传播中国道路时，我们存在“三多三少”的情况：讲成就多，讲问题少；讲特色多，讲共性少；讲道理多，讲故事少。话语形式上，中国媒体善用形式感较强的宏大叙事，重视理论说教，话语不“接地气”，一定程度疏远了国际受众。

四、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应对之策

我们勇于面对挑战，也要善于把握机遇。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无论国家大小、实力强弱，都越来越重视国际话语权。与此同时，西方国家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来，面临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诸多困境，发展乏力。对此，西方霸权话语不能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对全球性的人口、环境、资源、恐怖主义、粮食安全、贫困等问题，也提供不出解决的良方。中国道路成就斐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关注与认可。从国内看，总体实力的增强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中国高度重视国际话语权建设，中国国际话语权整体呈上升态势。这些都为我们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不会自动增强。挑战是压力，也是努力的需要和方向，关键在于我们要采取正确的对策。

（一）坚持道路自信，做好顶层设计是前提

道路自信是积极主动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内在精神动力。有了道路自信，我们才无畏西方话语霸权，从容应对世界多样文明的交融交锋。道路自信并非盲目自信。中国道路延续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突破了传统的苏联模式，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当然，道路自信最直接的还是源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作为新兴国家的成功典范，许多发展中国家试图效仿借鉴中国道路给予了我们继续坚持探索中国道路的信心。我们坚信：中国道路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道路已经而且还会继续为世界贡献中国的经验和智慧。

坚持道路自信，我们要有力回应来自西方的各种质疑。引起外界质疑的，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一定是重点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仅要敢于回应，还要善于回应。分清质疑的动机及其影响，对于歪曲和抹黑中国道路的论调要及时进行有理有力地回应，尽可能消除其不良影响。坚持道路自信，要以我为主，主动作为。“我们应该向世界自信地介绍我们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念”[18]唯如此，才能拥有足够的底气迎接各种挑战。

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还需做好顶层设计。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从“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实现战略突围，需要统筹兼顾不同层面、不同领域。同时，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不足又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没有科学权威的顶层设计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进一步明晰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的战略定位，将其置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核心位置。这不仅是基于中国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起的作用，也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当前的国际话语竞争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价值理念及意识形态在与西方交锋中不占优势，一时难以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可。比较而言，中国道路以其显著的实践成就易于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要以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为中心制定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整体发展规划，集中力量精心打造，使中国道路在国际社会说得清，传得开，叫得响。

明确提升中国道路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及战略重点。遵循“系统协同，重点突破”的原则，通过向国际社会全方位阐释中国道路，展示中国文明、开放、进步、包容的形象，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以此为目标，重点在于统筹协调各方力量，实现优势互补。

中国道路国际话语建构及传播主体呈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格局。这些主体的职能定位不同，如何形成合力，避免各自为战，需要做出统筹安排。要处理好中国道路的官方话语、学术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关系。在国际话语场常见的是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官方话语有特定的适用场合和表述方式，具有突出的政治性和较强的形式感，影响力大但影响范围有限。学术话语是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的重点。学术话语要突出科学性、学理性和创新性，淡化政治色彩，增强说服力。自发形成的民间话语的主体及传播渠道多元，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是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的重要来源。面对不同的国际受众，三者之间要进行合理的有机转换，向国际受众更清晰准确地诠释中国道路。此外，要注重发挥智库的作用。在西方人眼中，智库的政治色彩不濃，可信度高。要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通过为国家建言献策、发表有影响力的文章、接受媒体采访、举办或参与国际论坛等形式，在更多的高层次国际话语平台上向国际社会引介、宣传中国道路，引导国际社会的媒体舆论及民情民意。

不同领域话语主体的职能有所差别，但又可以联合互动，互为支撑。在政府的主导下实现上下联动，方能打造高水准的中国道路“话语共同体”，更好地提升中国道路国际话语权。

（二）构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

话语产生权力的关键在于话语质量。要突破现有国际话语格局，必须构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讲好中国道路故事，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一方面，从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两方面构建中国道路国际话语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内容为王。话语内容主要由概念、基本理论、逻辑框架等构成。首先，形成一系列融通中外的中国道路新概念。这是构建话语理论的基础。基本概念应简单明了、科学规范，具有明确的价值意蕴，如“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这些概念既可以是独创的，也可以使用国际上的通用概念，赋予其新的内涵。其次，构建中国道路基本理论。在党的十八大报告基础上，进一步凝练中国道路的内涵，揭示中国道路的本质，阐释中国道路的特征，总结中国道路的经验，提练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彰显中国道路的价值追求，从而解答中国道路是什么，价值何在等基本理论问题。最后，在时空坐标中搭建中国道路理论的逻辑架构。从世界发展历史、中国发展历史、中华文化传统、中国基本国情的多维视角，阐明中国道路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实的现实基础和美好的发展前景，实现话语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的统一，解决中国道路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问题。

话语形式是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的着力点。由于文化背景、意识形态以及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受众接受程度也会有所差异，如果直接把现有的中国道路话语内容搬到国际上未必行得通。与相对稳定的话语内容相比，话语形式可以因话语受众的不同而异。概而言之，就是做到中国内容，国际表达。

另一方面，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道路成就的取得，对世界的贡献，凝结了13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和辛勤汗水，其中有无数打动人心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选好的素材。好的素材要真实感人，以小见大。通过小事件、小人物、小故事反映中国道路带来的大变化；好的素材要反映成就，也不讳言问题。讲清楚问题的不可避免性和暂时性，让国外受众了解和理解在复杂多元的环境中，中国道路的开辟以及成就的取得来之不易。其次，需要巧妙的构思。故事背后隐藏着大道理，能否被接受关键在于讲故事的方式。目前，国际舆论话语常常采用比较隐蔽的“夹带式”，把政治意图隐含在经济、文化甚至娱乐类话题中，值得我们借鉴。最后，具有国际的视野。用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道路，通过融通中外的故事，传递中国道路的和平属性以及造福世界的价值追求；及时跟踪国际话语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挖掘与他们相关的故事，用他们熟知的方式讲好故事。

实现中国道路话语体系和讲好故事的有机统一。中国道路话语体系一般采用宏大叙事，谋在全局；中国道路故事属于小型叙事，重在细节。要发挥中国道路话语体系的引领作用，并使之在实践积累的故事中不断生成和成长，实现中国道路话语有理有趣，有张有弛，相互支撑，相得益彰。

（三）提升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能力，传响中国声音是关键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必须加强对外传播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创新性，从传播平台、传播技术和传播方略等方面着手，不断提升中国道路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打造国际化传媒，拓宽传播渠道。传播中国道路需要一流的国际传媒平台。要重视新兴媒体的国际传播作用，充分运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体独特的传播方式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网络传媒集团；继续加强传统媒体建设，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不同形态的媒体融合发展，相互借鉴，深度融合，优势互补；增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对外传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育一批多元化国际一流媒体。

其次，提高国际议题的设置能力。增强设置中国道路国际议题的意识，主动回应国際社会关注的中国道路问题，将中国道路阐释清楚、传播到位；尽量引入有国际影响力的分析机构和学术智库的相关成果，增强学理支撑，提高中国道路议题的可信力、引导力；关注国际热点难点问题，聚焦人类面对的共性问题，向世界阐明中国道路的立场、观点，体现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

最后，研究话语对象，增强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针对性。从传播学视角看，没有受众的接受信息传播就没有完成。中国道路话语只有被受众接收、认同之后，才能获得话语权。因而，必须进行受众分析。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语境、不同的国际形势下，公众的态度和立场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年龄阶段，如普通公众、精英阶层、年青一代，他们的职业、文化程度、社会地位、兴趣爱好、话语思维和表达习惯等等也大不相同，态度和立场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应遵循分众化、差异化的传播规律，尽量采用隐性传播，将中国道路用“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进行差异化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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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凯音：《论中国拓展国际话语权的新思路》，《国际论坛》2009年第3期。

[4]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5]刘洪潮、蔡光荣：《外国要人名人看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6]傅高义：《邓小平开辟的道路》，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caizhidao81/。

[7][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86页。

[8]托马斯·海贝勒：《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编写：《国外社会科学前沿》第1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版，第574页。

[10]Dorothy J.Solinger.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1980-1990， New York：M.E.Sharp，Inc.，1993，p.126.

[11]Martin Hart-Landsberg and Paul Burkett. China and Socialism： Market Reforms and Class Struggle. Monthly Review， July-August， 2004，p.9.

[12]中央党校课题组（赵柯、左凤荣执笔）：《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对外传播》2014年第12期。

[13]檀有志：《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国公共外交的顶层设计》，《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4期。

[14]包心鉴：《中国道路内在逻辑论纲》，《东岳论丛》2016年第1期。

[15]福柯：《言论与写作》第3卷，朱毅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65页。

[16]Eamonn Fingleton：《为什么美国人会被“中国崩溃论”忽悠？》http：//www.forbeschina.com/review/201402/0031412_all.shtml。

[17]孟威：《改进对外传播 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新闻战线》2014年第7期。

[18]张维为：《中国超越：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