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韩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原因分析

摘 要：20世纪60年代中期，东亚地区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1964年发生的北部湾事件：美国借美军驱逐舰闯入北部湾遭到越南民主共和国舰艇的炮击为借口，在三日后出动飞机对北部湾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海军基地和石油仓库进行轰炸。这起事件作为导火线，自此美国正式介入越南内战，并大量投入人力物力，以至于使越南战争不断升级和扩大。其次，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有所提高。法国公开承认新中国，并与中国在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同年10月中国第一次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些对当时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在此背景下，美国出于战略考虑对日韩两国加紧催促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情况。且分析了日韩两国，出于自身国家利益考虑以及执政者个人因素对实现邦交正常化的作用。以及，日韩邦交恢复正常化的意义。

一、美国的战略考虑与对日韩的积极干预

随着越战的扩大升级、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恶化、而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却进一步增强，这些都使美国深感不安。于是，在冷战的大环境下，出于对东北亚战略的保护，美国在此时迫切地希望日本与韩国尽快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由于陷入了越战的泥潭，为减轻自身的经济压力，在开始削减对韩经济援助的同时，美国也对有较大经济实力的日本寄予厚望，希望其能够为美国承担一部分在东亚地区的“责任”与“义务”，对东亚各国施以“援助”，以确保“亚洲自由阵营的安全，建立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反共软屏障”。

因此，美国以前所未有的积极姿态介入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谈判，加紧了对日韩两国的催促，积极地为促进日韩邦交正常化牵线搭桥。1964年8月17日，时任驻韩美国大使布朗在会见韩国外务部长官李东元时表示道：“美国将尽可能地支持日韩两国早日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悬而不决的问题”“在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以后，美国仍将继续加强对韩国进行的经济军事援助”，布朗表示希望尽快促使日韩会谈达成妥协，以期能够“为自由世界作出贡献”。

之后，美国也对日本进行了催促。1964年8月29日，担任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班迪被派到日本以催促日本当局尽快实现日韩邦交正常化。在东京进行的题为“东亚的进步与课题——美国的见解”的演讲中，班迪说到：“我们相信韩国的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条件。……我们加快韩国的经济开发、提高其福利，作为不仅是为了确保韩国，同时也是为了确保日本及美国安全的安全保障政策的一环来继续加以重视。其他国家的安全对我们各自的安全都产生有重大的影响，这一点在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作为大国的日本肩负有解决与背负沉重负担而正艰于喘息的、弱小邻国之间悬案的特殊责任。韩国是防御威胁远东和平的侵略势力的要塞，日本的态度与韩国国民能否维持独立、能否实现经济繁荣密切相关。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将是对亚洲和平这一大局的重大贡献”。

在返回美国之前，班迪又顺路访问了韩国与外长李东元举行会谈，并在10月3日发表了共同声明，声明中称：“韩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将对亚洲的和平做出重大的贡献”，班迪还“希望韩国的舆论能够站在超党派的立场上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的国家利益”，“在尽快的时日内重开邦交正常化的交涉”，并再一次表示“为使韩日之间的悬案问题成功达成妥协，美国有意以适当的方式加以支持”。

对于美国如此积极的态势，日本与韩国双方政府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二、日韩两国的现实利益需要与执政者个人因素的催化作用

1.日本

6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开始呈现停滞乃至下滑状态、第三世界国家民主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战后美国确立的世界霸权地位收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此时，美国迫切需要有“自由主义世界的盟国”接替自身承担的一些战略任务来帮助其维持世界霸权的地位。对此，日本自然是责无旁贷的。

同时，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也步入了高速增长阶段，日本资本对于原材料、商品与资本市场的需求也同比增长，在此情况下，与日本毗邻、文化接近、且经济上存在较大互补性的韩国市场愈发为日本资本家们所关注。并且，日本也逐渐具备了能够满足韩国的经济需求的物质基础以及接替美国对韩国实施经济援助的经济实力与能力。引用当时日本时事通信社出版的《韩国读本》的观点，若“韩国在经济建设方面遭遇失败，国民民不聊生，政治重新陷入混乱，从而导致共产主义势力的侵略”最终在整个朝鲜半岛都确立起共产主义政权的话，日本将直接处于外部势力的直接威脅之下。这将致使日本社会发生动摇，日本将会为自身的安全保障背上比现在重多倍的沉重包袱。

因此在60年代，日本与韩国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问题对于日本来说已经成为了极其重要的外交课题。在此关键关头，佐藤荣作接替池田组建了新的内阁。佐藤内阁在外交上继续把同美国的外交关系作为最大的支柱，积极回应美国的催促，在上任之后立即着手解决与韩国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关系。

2.韩国

同时期韩国执政的是朴正熙的军事政权。在军事政变之时韩国社会正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与毫无生机的韩国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北方的朝鲜的经济却活力四溢。朴正熙认识到“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在此情况下为了取得国民的相信和支持，想要保证军事政权的正统性的唯一办法就是解决经济危机且实现经济开发计划。因此朴正熙将经济建设作为首要目标，亲自组织确立了“经济开发计划”。但是，为了发展经济资金是不可或缺的，在国内资金缺乏、美国逐渐减少对韩经济援助等情况下，韩国政府深深感受到恢复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性。朴正熙表示：“鉴于紧迫的财政形式，为了使韩日会谈成功，两国政治家即使受到国民的批评，也要相互合作共同推进韩日会谈。”

同时，朴正熙一开始走的就是亲美亲日的路线。朴正熙年轻时代在伪满洲国接受过正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这段经历对他的性格及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非常崇拜日本明治维新以及明治维新的代表人物们，受此影响，他也具有“革新”情节。在其著作《国家、民族与我》中对明治维新如此描述：“诸位国民，或许我这样讲述日本的历史会是你们感到些许不愉快，但是我想请你们稍加忍耐。因为不得不体验到这种不愉快感的我们的处境是更为难受的”，“在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就一跃成为了远东强国，这不得不说是亚洲的奇迹”，“时代特点或当初人们的思维方式虽然与现代不同，然而日本明治时代的革命家仍将成为今后我们完成革新的有益的参考，今后我也会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正因为具有如此浓厚的日本情节，将“发展经济”作为第一国政的朴正熙将韩日邦交的正常化视为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为了争取到日本的经济援助，朴正熙甚至不惜与对日本妥协乃至放弃了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

三、日韩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与影响

在美国积极地牵线搭桥与焦急催促、日韩两国客观现实性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及领导人的强烈个人因素的作用下，日韩邦交正常化进展十分顺利。

1964年12月3日在东京如期开始举行第七次日韩会谈，由于在第六次日韩会谈之时，对于最大的悬案——请求权问题和渔业及“李承晚（和平）线”问题日韩双方都已达成原则性的协议，加上日韩两国都迫切希望尽快使会谈达成妥协，因此，第七次会谈时两国之间意见的调整相对变得更加容易一些了。进入1965年之后，日韩会谈更是采取了在正式会谈中尽量调整双方意见，在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再拿到高层会谈中加以政治解决；然后，以此为基础又在正式会议上的会谈中重新进行各自的意见调整的会谈方式。从此，日韩谈判愈发加快进程。

1965年6月22日“日韩条约”正式签字，意味着战后历经十四年前后共七次正式会谈、及一系列非正式会谈的、艰难重重的日韩会谈终于落下了帷幕。尽管从内容上来看，“日韩条约”存在有媾和条约的性质，但是它的签订基本上解决了日韩之间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使日本韩国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在实现了日韩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的得到解决，日本利用韩国优秀的劳动力来发展本国经济，同时对韩国采用赔偿手段进行经济扩展。这样不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敌对情绪，也确保了海外投资市场。在客观上还有助于加大朝鲜半岛南北政权间的经济差距，起到了弱化朝鲜的作用。日本也利用此机会对韩国进行大量的资本输出，扩大贸易，取得了丰厚的利润与贸易顺差，再次实现了经济的飞速发展，进一步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资本主义强国。

而韩国在与日本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与日本间的国际贸易呈現急速增长的态势。在二战结束初期一直呈现贫穷落后状态的韩国，借助日本的支持与推动，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韩日邦交正常化催动了“汉江奇迹”的产生，促进了韩国的崛起，使得韩国在较短时间内进入新兴发达国家行列，一跃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同时，站在东北亚国际战略角度上看，“日韩条约”签订、韩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将东亚两个亲美反共的国家紧密连接在了一起，既实现了日美在对韩“援助”问题上的战略设想，同时也加强了美日韩三国在东北亚的战略合作关系。由此可见，日韩邦交恢复正常化不仅意味着日韩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的开始，从大局上讲，对密切美、日、韩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也具有决定性意义。“日韩条约”签订之后，现存美韩双边条约加之日美安保条约的存在，加强了美日韩三边合作，形成了有利于各自国家战略利益的东北亚战略结构，有力发挥了各自在地缘中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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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雪瑜（1991-），女，汉族，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世界史（日本政治经济外交史）。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