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畅：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大姐

晋江艳

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妇女界有一位几乎人人都以“大姐”相称的英杰，那就是蔡畅。著名美国进步作家尼姆·韦尔斯（斯诺夫人）在所著《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评价蔡畅：自从向警予牺牲后，她就是“中国最前导的女共产党员“最活跃的女革命家”“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比她更优秀的女革命家和比她更美丽的个性”。国际民主妇联主席戈登夫人盛赞她是“一位伟大的女英雄”“代表新中国”。蔡畅一生创造了无数传奇，她虽然出生在晚清年间，却做出了许多新社会女子难以成就的事情，这些传奇事迹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回味。

★“中国女界之创举”

五四运动中，一些青年将法国当作他们寻求“救国新思想”的目标。在蔡和森的鼓励下，蔡畅、向警予共同发起了湖南女界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力求实现“男女教育平等”“和男生一样留学”的愿望，积极筹备和组织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的工作。

向警予、蔡畅、陶毅等人呼吁当局对女子出国勤工俭学给予支持，解决女子出国的旅费困难等问题。在她们的积极努力下，湖南省长批饬湘阴、浏阳、长沙、湘乡4个县的知县，给将赴法的6名女性发放补助津贴。这些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后，对湖南女界是极大的鼓舞，各界都有很大震动，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

1919年10月，蔡畅、向警予和葛健豪等离开长沙赴上海。12月25日，她们和同属湖南的女性李志新、熊季光、肖淑良，与蔡和森等共30余人，在上海杨树浦码头，乘法国游轮“盎脱莱蓬”号启程。欢送场面十分动人，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当时的上海《时报》对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动倍加赞扬，称之为“中国女界之创举”。1920年2月2日，她们到达法国首都——巴黎。

按照华法教育会安排，蔡和森和蔡畅等6名女性被分配到法国南部一个县城蒙达尼入学。当时，法国男女不同校，蔡和森入蒙达尼男子公学，6名女性入女子公学。

留学生活异常艰苦。蔡畅先后在电灯厂、丝手帕厂、电器材料厂、化妆品厂做工，每天工作10个小时，只得8个法郎。蔡家生活十分困难，主要靠蔡母葛健豪刺绣换取法郎，以维持生活。

蔡畅入学后，刻苦攻读法文，起早贪黑抓紧时间练发音、背单词、记语法、练书写，同时还挤出时间帮助母亲学习法文。由于她勤奋努力，很快就能用法文会话，并借助词典阅读法文报刊了。1920年8月，萧子异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曾兴奋地称赞：“诸女同志法文进步极快！”

蔡畅不仅法文有长足进步，在政治思想上也有了一个飞跃。在哥哥蔡和森的启发引导下，蔡畅集中精力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确立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世界观。在法期间，蔡畅3次参加由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学生运动。

1922年6月，蔡畅由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为中共旅欧支部正式党员。蔡畅担负着一个党小组的领导工作，还负责党的宣传工作。在法国的斗争岁月中，蔡畅己锻炼成为一个闻名的女革命家。

★培养中共最小的“潜伏者”

1928年，党组织决定把蔡畅在上海的家作为党的一个联络机关。为掩人耳目，蔡畅派人去湖南老家接来了母亲和4岁的女儿李特特、蔡和森的女儿蔡妮、蔡畅姐姐的女儿刘昂，组成了一个有老有小有男有女的大家庭。实际上，这个家里的人包括4岁的小特特都有分工。

那时候的上海，到处是特务、流氓，整个城市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为了避开特务视线，蔡畅一家经常搬家，搬一次家还要改一次姓，使年幼的特特莫名其妙。她问妈妈：“我怎么老是改姓啊？”蔡畅严厉地回答：“小孩子不要什么都问，叫你姓什么你就姓什么，好好记住，不要说错了。”有一次，她们搬到一个新家，晚上蔡畅让特特帮她用纸包砖头，然后放在箱子里，特特又好奇地问：“妈妈，往箱子里装那么多砖头干什么？”蔡畅瞅了她一眼，又严厉地说：“小孩子不要管大人的事，不该问的不要问，更不要对外人说，要记住啊！”久而久之，特特习以为常了。

在特殊的斗争环境中，年仅4岁的特特学会了自己管自己。白天，蔡畅和爱人李富春都不在家，她渴了自己喝水，困了就自己去睡觉。蔡畅见特特实在太寂寞，就弄来一只小狗给她作伴。特特每天跟小狗一起玩耍、说笑，给小狗唱歌，有時还带小狗到街上走走逛逛。一天，她的小狗突然被罩狗的给罩去了，刚好赶上蔡畅回家。特特焦急地叙述着经过，期望妈妈找回小狗。蔡畅边听边收拾东西，然后提着箱子，拉着特特往街上走。特特指着相反方向说：“妈妈，我的小狗是在那边被罩住的。”蔡畅紧紧地拉着特特的小手说：“赶紧走吧，迟了就赶不上火车啦！”特特似乎明白了什么，乖乖地跟着妈妈转移了。原来，罩狗不过是敌人玩弄的“钓大鱼”的把戏，没想到主人没上钩，反倒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

1930年，组织决定派蔡畅和李富春去南方局工作。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遭到破坏，所以南方局设在香港。在香港坚持地下斗争，同样是在危险中度日，那里也到处是特务、叛徒。蔡畅夫妇随时都要应变，小特特同样担负着重任。有一次，蔡畅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人，挨着房间查看，小特特问他们要干什么，他们也不理睬。蔡畅回家后，特特立刻将这一情况汇报。蔡畅立刻警觉起来，拉上孩子的手，什么东西也没带就匆匆从后门走了。后来，得知那两个不速之客果然是国民党特务。她们搬到新居后，为了及时给同志们留暗号，蔡畅每天都让特特往门上挂一串橘子皮，表示这里平安无事。橘子皮早上挂，晚上收。有时蔡畅派特特去找人，或者在秘密开会时，让特特坐在门外放哨，见有外人来就大声地唱歌。蔡畅经常教育孩子：“你要耐心做这些工作，这也是革命。”

在蔡畅的认真教育下，特特从4岁起就投入了革命工作中，成为中共最小的“潜伏者”，为党的地下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胡志明“牵线搭桥”

在留法期间，为做好中共旅法小组的宣传工作，蔡畅跳出中国旅法生的圈子，在身边的法国工人和留学生中广交朋友。在这个阶段，她结识了胡志明，并获得了终生友谊。在之后的革命生涯中，蔡畅与胡志明结下了不解之缘，曾先后两次为他“牵线搭桥”。

1924年11月，胡志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后，受共产国际派遣，任苏联派往中国的顾问鲍罗廷的翻译来到广州，化名李瑞。1925年的一天，广州罗秀云医务所助产士、广东籍女子曾雪明去妇女运动讲习所找蔡畅，下楼时在楼梯拐角处巧遇正要上楼的李瑞，在不经意的礼让和对视之中，李瑞被曾雪明高雅的气质、漂亮而充满青春魅力的身姿所深深吸引。上楼后禁不住向蔡畅垂询刚刚离去的少女的芳名及有关情况。蔡畅见李瑞情有独钟，便会意地介绍了曾雪明的情况，并与邓颖超一起做红娘，使这对有情人建立了恋爱关系。这是蔡畅第一次为胡志明“牵线搭桥”，帮助其寻找爱情。

1930年，蔡畅刚刚到香港不久。一天，中央交通局地下总站站长饶卫华对蔡畅说，他在街上遇到一件奇事：一个越南人总是盯着他看。走到僻静处，饶卫华抓住此人，问道：“你为什么总盯着我？”那个越南人赶紧把饶卫华拉到一个茶馆，告诉他国民党在广州搞清党时，胡志明等二三十名越南同志被逮捕了。胡志明就此对国民党提出抗议：“孙中山先生主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一律平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我们是越南人，为了抗法斗争来到中国，为什么要逮捕我们？”国民党反动派哑口无言，在舆论压力下，只好将越南同志驱逐到了香港。那个越南人还说他们现在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生活十分困难，其中还有两名女同志，想找中国同志接上关系，一直没有找到。蔡畅听完汇报，派人先到九龙塘去侦察，情况果然属实。越南同志住在九龙塘的贫民窟里，没有床，大家都睡在地上，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这时，蔡畅又派饶卫华前去联系并了解实际情况。饶卫华带回一封胡志明写给共产国际的信，托蔡畅和李富春转交。蔡畅、李富春很快就把胡志明的信报送中央转共产国际。不久，经共产国际批准，恢复了越南同志的组织关系。1930年，越南同志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了越南共产党。在香港期间，蔡畅给予越共很多关怀和帮助。这是蔡畅第二次为胡志明“牵线搭桥”，帮助其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党内德高望重的“大姐”

1927年，中央妇委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是在上海周恩來、邓颖超的家中举行的。当时正值白色恐怖，为了安全，杨之华提议妇委之间以年龄为序编成姐妹关系，今后相互联络以姊妹相称。大家自报年龄后，蔡畅年长，应为大姐，但蔡畅认为杨之华是书记应为大姐，蔡畅自认为二姐，李文宜为三姐，贺稚华为四姐（后叛变），邓颖超为五妹，六妹为杨之烈（张国焘的妻子），七妹是一位姓朱的女工，八妹是刚从苏联学习回国的庄晓东，这就是当时闻名党内的中央妇委“八姐妹”。在日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蔡畅以卓越的革命功绩，高尚的品德，无私的奉献，赢得党内敬重，遂成为中共党内著名的“大姐”，就连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第一、二代领导核心都尊称蔡畅为“蔡大姐”。

周恩来和蔡畅的革命友谊深厚、相互笃信，而且还渗透着一种淳朴的姐弟情分。周恩来是蔡畅的救命恩人，曾三救蔡畅。“第一救”是在法国巴黎，蔡畅突然得了白喉，高烧4天没起床，周恩来从房东太太那里获得消息后，把蔡畅从病床上背到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第二救”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上海，蔡畅从事地下斗争，一天晚上她从工人区出来，因为过度劳累和饥饿，晕倒在马路上，一个印度巡捕把蔡畅拖到人行道上扬长而去，恰巧周恩来路过发现了蔡畅，急忙将蔡畅送到医院抢救。“第三救”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蔡畅在中南海开会期间突然发病，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蔡畅送进医院抢救。在“文化大革命”中，蔡畅夫妇受到打击迫害，是周恩来多次保护了他们。1975年6月15日，蔡畅与周恩来在北京饭店相逢，周恩来当时身患重病，憔悴的面容引起了蔡畅的无限忧虑。蔡畅说：“总理，我们认识50多年了，让大姐亲亲你好吧？”周恩来爽朗地回答：“好啊！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你。”于是，他们就像亲姐弟那样互相亲吻了面颊。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1976年周恩来逝世，这充满革命情谊的亲吻，竟是这两位老革命家的诀别。

蔡畅就读于长沙周南女校的时候，毛泽东就和蔡和森是挚友，与蔡畅一家人相识。毛泽东是蔡畅投身革命的引路人之一，对蔡畅的思想品德、工作能力、性格特点都非常了解。他对蔡畅十分尊重爱护，早在中央苏区，就和大家一起尊称蔡畅为“蔡大姐”。毛泽东对蔡畅是十分信任的。在工作上，蔡畅有求，他就必应。蔡畅请他为妇女刊物题词，他就题词；请他给妇女干部讲课，他也一定去；请他接见妇女代表人物，他也尽量安排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天安门出现“打倒蔡畅”的标语，毛泽东听后恼火地说：“蔡畅是老实人，连蔡畅也要打倒，那就‘洪洞县里没好人了。”蔡畅对毛泽东的崇敬爱戴也是无比真诚和坚定的。蔡畅平时很少闲谈，然而她几乎对身边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讲述过毛泽东的革命经历，以及她如何受毛泽东和蔡和森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1939年，蔡畅在莫斯科参加青年同志的讨论会。当谈到斯大林在苏联党内和人们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时，有同志感叹：“苏联人民有斯大林，多么幸福啊！”不少人都附和着。这时，蔡畅在一旁微笑着说：“我们有毛泽东，中国也有希望。”蔡畅晚年生病期间，最喜欢吟唱毛泽东诗词《长征》。

邓小平是蔡畅当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寻求真理的同志、战友。邓小平说：“我在年轻时就认识蔡大姐，和蔡大姐是几十年的老战友，我很敬重蔡大姐。”邓小平叫李富春、蔡畅大哥、大姐，李富春和蔡畅亲切地称他为小弟弟。在法期间，邓小平是蔡畅夫妇爱情的见证人。1933年，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受“左”倾路线的错误批判，被撤职后，在宁都一个乡里劳动。邓小平委托危秀英转告蔡畅：“我在这里吃不饱，肚子好饿哦！”蔡畅听说后，和李富春凑了钱，买来猪油、大蒜、辣椒，由蔡畅亲手煮饭，让危秀英偷偷把邓小平找来，请他饱餐一顿。“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和蔡畅夫妇都受到批判，但蔡畅一家还是竭尽全力帮助邓小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一家去看望蔡畅，此时蔡畅身体己很不好，但她对邓小平夫妇说：“如果富春看见‘四人帮被打倒，他会非常高兴。”邓小平夫妇紧紧地、长时间地拉着他们亲爱的大姐的手。这个场景感动着周围所有的人。1980年5月，蔡畅80岁大寿，邓小平带着全家祖孙4代，去给她祝寿，还给亲爱的大姐献上了一束鲜花。

立党为公风范不朽

在长期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期间，蔡畅无论什么事情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原则，立党为公，这是她一生的党性之所在。

蔡畅淡泊名利，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1927年10月，中央决定恢复妇女工作委员会。之前，蔡畅一直担任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中央考虑由蔡畅担任中央妇委书记，但蔡畅执意不肯就任。蔡畅认为自1925年向警予去苏联学习之后，杨之华一直代理中央妇女部部长，已经有了经验，还是由杨之华任妇委书记为宜，中央采纳了蔡畅的意见。1980年，蔡畅年事已高，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

蔡畅为政清廉，生活作风艰苦朴素。在工作中，蔡畅廉洁奉公。她领导的妇女联合会，一向克勤克俭，宁可承担“穷妇联”的名声，也不拿国家的钱去摆排场。在外事活动中接受的礼品，蔡畅一律登记交公，從不据为己有。平时，蔡畅夫妇伙食很简单，吃米饭时一荤一素一汤，再加一小碟辣椒，就心满意足了。吃剩下一些菜，蔡畅就用筷子拨到碟心，笑眯眯地对服务员说：“留起来下一餐吃吧！”蔡畅一生如此节俭，但对党和人民却从不吝啬。1975年，蔡畅的革命伴侣李富春去世了。她把老俩口积累多年的一张10万元存款单，作为李富春的“特别党费”交给了党组织。几年后，当她又要把自己积存的3万多元作为李富春的第二笔党费上交时，身边的工作人员问她：“是否给外孙李勇留下一点？”她坚定地回答说：“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用不了就应该退给党和人民。我们留给他们的应该是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好思想，而不是钱财。”

蔡畅不仅严于律己，而且处处严格要求自己的亲朋好友。1956年初，曾与蔡畅在湘乡“二女校”同过学的陈彰吾，写信给她要求找个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蔡畅回答说：“你这种想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非常值得钦佩，我也希望你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只是现在国家正在实行精简政策，一般机关非必要人员概不增加。所以，你的工作问题也难解决，现在随函附上人民币40元，为你过春节的零用。”外孙李勇后来回忆说：“记得上小学时，我住在学校，每周回来一次，外婆每周就只给我往返一趟所需车费5角钱。说起来有点‘寒碜，我有时为节省出买一只冰棒的5分钱，而不得不步行几站路。”

1990年9月11日，蔡畅去世。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讣告，沉痛哀悼蔡畅，对蔡畅光辉的一生及崇高品德给予了极高评价。为了纪念蔡畅，双峰县在蔡和森纪念馆开辟了“蔡畅同志生平事迹陈列室”。为了永久地纪念蔡畅及其光辉一家，双峰县委、县政府在蔡和森广场建立一尊蔡和森、蔡畅、葛健豪、向警予、李富春、蔡麓仙群体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