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与女性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林惠玲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州 350007)

供给侧改革与女性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基于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林惠玲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福建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福州 350007)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我国供给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减少，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将出现负增长。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转型步入关键期，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建设“新福建”这样重大历史战略机遇期，需要充分发挥全省广大妇女的“半边天”作用。本文在实证分析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向和大小差异的基础上，探索劳动力资源要素优化途径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析；政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1]。李克强总理11月17日在主持召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时再次强调，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2]之后，“供给侧改革”成为高频词汇见诸各大报端，在学术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我国供给侧要素之一的劳动力，从2011年开始，劳动年龄人口减少，2017年开始经济活动人口也将减少，这就意味着我国劳动力将出现负增长。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直言：“我国劳动力不能大规模地重新配置，生产率提高空间也就大大减少了。” 在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转型步入关键期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亟待解决。

回顾历史，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平等、文明发展程度的天然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妇女峰会的开幕式上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明确提出[3]，“发展离不开妇女”，“要创新政策手段，激发妇女潜力，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要增强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能力，提高妇女参与决策管理水平，使妇女成为政界、商界、学界的领军人物”。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专设“公平就业”一章，强调男女平等的就业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女职工权益保护专项集体合同作了明确规定，为保障女职工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把生育保险作为独立章节，明确规定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增设“妇女与社会保障”领域，提出妇女平等享有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正是由于我们党和政府对广大妇女和妇女事业的高度重视，使得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世界范围内遥遥领先，成为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①。

当前，中央对福建的发展高度重视，2015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福建进一步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中国(福建)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建设。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来闽考察并作重要讲话，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对事关福建当前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系统的阐述，提出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的新定位，提出“四个切实”的要求。建设新福建这样难得的重大历史机遇，离不开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和不懈奋斗，因此，实证分析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具体作用方向和大小差异，探索劳动力资源要素优化途径，为福建省供给侧改革及转型发展提供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模型——灰色关联分析

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其随时间或不同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在系统发展过程中，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程度较高，即可谓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较低。因此，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趋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作为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非常适合动态历程分析。具体计算步骤：

(1)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X0={x0(k) |k= 1，2，…，n}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

数列Xi= {xi(k) |k=1，2，…，n}

(2)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记Δi(k)=|y(k)-xi(k)|，则

其中 ρ为分辨系数，取值区间为(0，1)，具体取值可视情况而定。

(4)求关联度ri

ri值越接近1，说明相关性越好。

(5)依据关联度大小，进行灰色关联分析

二、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数据选取和核算

受限于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中仅有城镇就业和失业人口的统计数据，本文只能对福建省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数据范围为2000—2014年。目前在我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中没有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这项，根据现有数据结合劳动参与率的计算公式：劳动力参与率=(有工作人数+目前正在找工作人数)/(16～64岁人口)×100%，本文在计算福建省城镇女性劳动参与率时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为：

其中福建省城镇登记女性失业人数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他数据均来源于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计算后可以发现(见图1)，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整体呈波浪上涨趋势，2000年女性劳动参与率为39.96%，2001年和2002年小幅下跌后连续上涨至2007年的46.95%，之后除了2011和2012连续两年上涨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58.28%外，2008—2014年近乎于规律性的跌涨交替。

图1 2000-2014年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三、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造成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因素有很多，基于理论分析和实际数据的可获得性并结合福建省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的影响因子(具体数据见表1)：

(1)经济水平。该指标的数据选用福建省历年人均GDP，以此反映福建省经济发展水平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2)产业结构。该指标的数据选用福建省服务业的比重，以此反映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是否适合女性就业，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3)工资水平。该指标的数据选用福建省城镇单位职工平均工资，以此反映工资水平变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4)教育程度。该指标选用福建省大专及以上女性的人数，以此反映福建省女性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就业情况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其中2000年为人口普查的直接数据，其他年份为抽样数除以抽样比而得。

(5)婚姻状况。该指标选用福建省离婚率，该指标没有官方直接数据，通过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中离婚登记对数除以总人口而得(粗离婚率)。

(6)家庭规模。该指标选用福建省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以此反映福建省家庭人口数量变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数据来源于2001—2015年《福建省统计年鉴》。

表1 2000—2014年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数据

根据公式，对表1的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后得初像值，见表2。

以2000年的数值为特征序列，其余变量为相关因素序列，计算序列差，见表3。

取ρ=0.5，求出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系数，见表4。

最后，计算灰色关联度，见表5。

通过上述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政策建议：

第一，由表5可以看出，各影响因素与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度均在0.7以上，说明本文选取的这些影响因素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度比较高，意味着这些因素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发展变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影响因素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的排序依次是：产业结构>家庭规模>工资水平>婚姻状况>经济水平>教育程度。

表2 初像值

表3 序列差

第二，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与产业结构关联度最大最紧密，达0.955398，即服务业产值比重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最大，服务业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就会提高约0.96个百分点。然而从2000年以来，福建省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与经济增速的差距逐步扩大，“十五”时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比经济增速低0.2个百分点，“十一五”时期低0.5个百分点，“十二五”以来两者差距扩大到2.3个百分点。2009年以来，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38%左右下降到30%左右，2014年仅30.8%，而且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传统服务业比重较高，高技术、高附加值服务业发展不足。从企业看，福建省服务业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具有较大规模和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大集团较少，规模效应和集群效应不明显。因此，无论是提高女性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利用，还是把握战略历史机遇，加快新福建建设，都必须围绕重点领域构建福建省服务业发展的支撑体系和保障体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

表4 灰色关联系数

表5 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

第三，影响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第二大因素是家庭规模，关联度系数为0.946337。自从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以来，福建省平均每户家庭人口数持续减少。由于家庭中其他成年人口减少，需要年轻的妈妈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这就迫使相当一部分年轻女性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从短期来看，虽然家庭规模将会上升，但是家庭中其他成年人口并没有增加，年轻女性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将会延长；但是从长期来看，家庭人口结构趋于合理，将有利于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第四，教育程度对福建省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最低，仅为0.702499。值得一提的是在原始数据收集时，2011年福建省大专及以上女性人口抽样调查样本数据为2427人，抽样比为0.850‰(数据来源：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值与前后所有年份对比是奇高的。但目前掌握的其他官方年鉴并无单列此数据，所以无法判断是否《中国统计年鉴》在该数值有录错而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剔除这个疑惑，就实证结果来看，福建省女性较高的劳动参与率在第三产业，在短期内由于增加劳动供给，反而促使一些企业考虑降低生产成本而排斥高素质大学生就业，进而无法提高劳动力资本，而企业也没有技术创新的压力，滞留在人口红利阶段，失去核心技术优势进而失去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4]这也许就是导致福建省服务业发展近年来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Hanushek， Eric A.和 Ludger Woessmann[5]运用工具变量(IV)和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的方法，分别用国家数据(cross-country)和美国的个人数据，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显著，认知能力对经济的影响是因果关系(causation )，而不仅仅是联系(association)。因此，“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支持妇女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1]，把握多区叠加、建设新福建这样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必须重视和加大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

注释：

①全球领先的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于2014年底做了一项关于职场两性平等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女性就业率高达73%，是全世界女性就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领先于许多发达国家(澳大利亚为66%、英国67%、美国62%)。

[1]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落实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5-11-11(001).

[2]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科学编制我国“十三五”《规划纲要》[N].人民日报，2015-11-18(001).

[3]习近平.促进妇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N].人民日报，2015-09-28(003).

[4]蒲海珍.河南省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时代，2013，No.60522:138-139.

[5]Hanushek, Eric A.，& Ludger Woessmann. Do better schools lead to more growth? Cognitive skills， economic outcomes， and caus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12(4):267-321.

[6]郑恒.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的经济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2003.

[7]林原，林玳玳.经济转型期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灰色关联分析[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6-50.

[8]饶泽华.乌鲁木齐市女性劳动参与率状况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0.

[9]康璐璐.劳动力参与率变动与劳动力资源利用率研究[D].青岛：青岛大学，2009.

[责任编辑 刘江南]

2016-12-20

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服务创新视域下福建省服务贸易竞争力提升研究”(JAS161090)

林惠玲(1982— )，女，福建漳州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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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390(2017)03-002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