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下主义”：观念与秩序的重构

郭盛民

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之所以成为学术界日益关注的议题，不仅仅在于这一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还在于它攸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建构乃至未来的发展取向。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一般多以华夏文明为源点，以中原王朝政权的更迭为主线，以汉民族与诸多少数民族互动交融进程中构筑的“天下”秩序为主体。这样一种历史叙事，基本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多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进程。毕竟，没有一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模型是完美无瑕的，不同的历史诠释方式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揭示而不能改变历史的本然存在。

然而，在国外却长期涌动着通过解构中国历史进而解构中国的理论思潮，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学者试图以预设的有关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和研究方法，通过区域性的、断代式的研究和碎片化的考察，提出对“天下”“中国”的所谓正当性与合法性的质疑，甚或基于某些意识形态的背景因素，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非学术化倾向。同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各种学术思潮的引入，国内学术界打破了以往的封闭状态，开始逐步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由于深受开放意识和启蒙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我反思深入骨髓，另一方面，对西方与此相关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则显得流于皮毛。正如一位学者曾经说的那样：其结果是在极为粗略地勾画了一番中国与西方列强间的某些表面差异之后，便匆匆地拿过西方现成理论来对中国文化任意宰割，中国变成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国的形象变成了對自马可·波罗直到近代传教士以来的所谓“东方主义”的一种迎合。美国汉学家柯文也曾经表述了如下观点：“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过去的历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从而使西方史家无法在采用我们这些局外人的观点之外，另有可能采用局中人创造的强有力的观点。这些局外人的观点，直到不久前，往往不是夸大西方的角色，就是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解释这个角色，从而歪曲了中国历史。”因而柯文主张“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的烟幕中拯救出来，从狭隘的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人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

对此，许纪霖先生“十年磨一剑”的力作《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以下简称“许著” ）一书，既坚守了本土化的学术表达，又做出了有鲜明针对性的积极回应，不啻为迄今为止在理论深度的扩展和现实关切上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通过对“家”“国”“天下”三者的观念形态和秩序层面的研究梳理，深刻分析了“天下主义”的古代中国内化为现代中国的历史建构的进程，提出了对多民族国家的解读和表述的核心观点：“古代中国是一个复线的中国，既有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文明的中国，也有身处草原、森林和高原等地的少数民族的中国。他们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历史。一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原与边疆、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动的历史，其中有以夏变夷，也有以夷变夏，最后夷夏合流。到了晚清之后转型为近代的民族国家，并开始凝聚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整体。”

对于民族与国家的现实的建构与认同问题，书中明确提出：不能用“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来自我辩护，而是要用普遍的文明标准来说服世界，证明自己的合理性。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在今天要实现的不仅是民族与国家的复兴梦想，而且是对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文明。许纪霖作为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卓有建树的学者，表现出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学术担当。

许著充分借鉴了国外研究的成果并汲取了西方有关民族国家理论的合理成分，但最值得关注的是许先生提出的思想主张：把传统的天下主义“在现代性的脉络之中予以扬弃和更新，发展成为天下主义的2.0版”——“新天下主义”。

许先生认为：传统的血缘、地缘、社群、道德与宗教共同体曾经为人们提供了稳定而持续的认同对象，而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我是谁？个人的自主性根源何在？为什么家国天下共同体解体之后，现代的民族国家成为个人无法回避的新的共同体认同？在这个新的共同体之中，维系社会基本关系得到的认同又是什么？人们的心灵秩序是否要依赖某种超越的宗教，是否依然要有信仰的皈依？等等。这种现代性的迷茫构成了现代人的认同危机”。这一认同的危机可以从两个脉络去认识：一个是以政治秩序为核心的共同体认同，另一个是以心灵秩序为核心的精神价值的认同。

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许先生提出：既不能以西方文明的游戏规则为准则，更不能从对抗性的反西方逻辑之中获得。真正的治本之方，在于建立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对冲的思维，许著把它定义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确切地说，是“来自中国古代的历史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许著把它归结到儒家的君子世界：和而不同。所谓“现代性的阐释”，即是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的天下。以平等的共享为核心，在普世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普遍性，即所谓“共享的普遍性”。新天下主义遵循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对于不同的民族国家而言，它是一种相互“承认的政治”。“新天下主义”所倡行的文明，“不是从某个特殊的文明变异而来，而是各种不同文明所共同分享的普世文明”。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她的目标“不是只停留在民族国家建构，而是要重建一个对全球事务有重大影响的文明大国，那么，她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必须以普世文明为出发点，在全球对话之中有自己对普世文明的独特理解”。书中最末的一段话则充分表达了许先生提出“新天下主义”的美好愿景：“如此乃能建立新天下主义的内部秩序与外部秩序，创造中华内部各民族、东亚社会各国家的并存共赢局面，并且为未来的国际秩序创造一个新的普遍性。”

“新天下主义”试图贯通古今，融合中外，立足于人类的历史文明和当代智慧，探求以各种文明与文化的“重叠意识”为基础的普世价值，许著认为“这是对各种各样的‘华夏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和超越”。“新天下主义”立足于“共享的普遍性”，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而它的指向自然是未来的。为此，许著提出“新天下主义”下的“内部秩序”和“外部秩序”的划分：内部秩序，实行多元一体的国家治理，中华内部各民族建立一种类似于美利坚民族的国族认同。外部秩序，超越民族国家观念，建立一个怀柔天下的世界伦理共同体。并就此以东亚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无论东亚地区还是整个世界，民族国家以及宗教的内部和外部的对立与冲突的历史问题犹如一座座高山横亘在现实面前，如果不解开这些盘根错节、欲理还乱的历史纠葛，任何新的“主义”都可能被置于像“大东亚共荣”之类充满血腥的旧秩序的历史阴影之中。如果要构筑“承认的政治”普遍性，恐怕首先需要解决上述历史纠葛，跨越“承认的历史”的特殊性。

以柏林墙倒塌、德国重新统一为起点，苏联东欧的解体为标志，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的帷幕终于徐徐落下。然而，民族与国家的认同危机并未因此缓解，国际秩序并未因此向好的方面转化，而是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的因素。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民族主义的肆虐，国家认同的危机，民主进程的曲折，宗教影响的蔓延，尤其是恐怖主义的泛滥，已经成为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严峻现实。或许，这样的现实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仍然无法改变，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的危机仍然缺少化解的对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仍然距离现实非常遥远，但人类寻找文明发展出路的探索却不能停止。历史已经昭示，正是在种种不同的社会思潮影响下，不同的民族和国家曾经走过不同的命运之路，所以，理论先导的意义和价值永远不能轻视。可以说，对于新天下主义的阐释有多少质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质疑和论辩之中人类的理性日益走向成熟和完善，针对许著提出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问题，“新天下主义”下的内部和外部秩序问题，观念的重构可能比秩序的重构更为迫切，在所谓的全球化时代，除了个人的、群体的反思和启蒙，也许更需要转向“全球化的启蒙”。问题在于，借用许著中的一句话——“对此，新天下主义可以是一剂解药吗？”

（《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许纪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0一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