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乐乐
当代文学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一片喧闹当中,一方面,从正面强攻现实的作品不断涌现,小说家对社会动态、新闻标题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媒体从业者,与此同时,无论文学作品在数量和速度上如何快进,却始终难以掩饰追不上时代“尖新怪奇”的垂暮之伤。一个正在不断制造着新的荒诞的时代,却缺少可与其丰富、沉痛程度相匹配的作品,这是文学把握当下生活的疲态,也是中国现实交给当代作家的一道谜题。
正如“文学消亡论”的传闻由来已久,现实比文学还要荒诞的表述,并非今时今日的中国作家们才有的论断。实际上,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家,从拜伦、马克吐温到马尔克斯都有过类似的感触。只不过,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荒诞”的生态可能还要更复杂些。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等多重力量交互扭结,社会呈现出超越于虚构文本的戏剧性逆转与极端化场景,另一方面也是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小说家的个人经验正逐步被大众经验、媒体造势围困与绞杀。人们包括作家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兴奋点、思维判断乃至语言表达,都日渐被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所规训。作为当代中国的代名词,“荒诞”被抽去了波动的、世俗的、内容丰富的日常,变成一个巨大的摇摇欲坠的标签,它似乎能包纳一切的大和变异,不过倘若离开对人自身的生存状态的追问,离开对肉身将腐的沉重的担负,除了复制无主名的喧哗与骚动而外,“荒诞”书写随时都有可能中心空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