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国书院的发展及意义

李宛蔚

摘 要： 五代十国在历史上被称为“天地闭、贤人隐”的黑暗离乱年代，但这个时期的书院犹如黑暗天幕中的闪烁之星，让读书人看到了希望，承担起了托斯文于不坠的重责。研究这个时期的书院，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书院作为我国古代特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顽强生命力，让读者了解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对这个时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及整个书院发展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五代十国 书院 文化传承

一、五代十国的社会历史背景

五代十国是我国历史上多政权并存的分裂割据时期，是唐后期方镇割据的继续和发展。通常说的五代，起于朱温开平元年（907），止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北宋代周，一共是五十四年。五代虽是乱世，但文化的发展仍有颇为可观之处，这与当时知识分子虽处于乱世仍然身系托斯文于不坠的社会责任感是分不开的。有些人追寻的是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有些人则读书林下以养性潜修，或结庐山中以藏书聚徒，宣扬自己的学说。而在所有的行动中，新生于唐代的书院得到了士人的特别关爱，成为一个耀眼的闪光点，诚如钱穆先生在《五代时之书院》中所称，它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明，潜德幽光，必大兴于后世。

二、五代十国时期书院的发展及原因

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继承唐制，仍然循着官府和民间两条路径发展。多数政权的中枢机构依然立有集贤（书）院，设有学士诸职，负责掌管刊印古今经籍，辨明邦国大典，以备顾问应对的功能。但由于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替频繁，战争残酷，有关官府书院的史料几近湮没。与官府书院不同，这个时期民间书院发展情况却清楚明了。据文献资料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60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南达珠江流域，集中在今江西、福建、广东、河南、北京地区，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以长江为线，南方书院明显多于北方，可以视作文化南移的征兆。江南的江西、湖南、福建、浙江四省区书院相对较多，初显以江西为中心的书院集结区，预示着这个地区正在积聚力量，成为后世书院发展的动机。邓洪波先生在《五代十国书院述略》中对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的书院做了详尽的阐述，这里笔者只是概括地把这些书院介绍如下：

窦氏书院，在现在北京昌平区。后周（公元951—960年）谏议大夫窦禹钧建。据范仲淹《窦谏议录》记载，窦禹钧，范阳（今河北涿州市）人。窦氏书院规模不小，藏书丰富，经费充足，礼延师儒，窦氏子弟及远近志学之士皆得研习、肄业其中，是一所藏书、讲学规制完备的书院。

太乙书院，在河南登封市太室山麓，后周世宗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创建。其地处中岳嵩山，阴阳风雨会为钟灵毓秀，风景极佳，自汉代以来，天子车辙马迹不绝于途，老子神坛仙气飘漫其间，人文景观繁多。书院基址在汉代为万岁观，隋炀帝时改名嵩阳观，唐高宗时改名太乙观，并派隐士刘道合主持其事。后唐清泰元年（公元934年）起，进士庞士曾在此聚徒讲学三年之久。其后，避乱之士聚处山中，至后周时，在其中创建书院，以为修身养性之所。到宋代，道观改名崇福宫，书院则先后改名为太室、嵩阳，盛极一时，终于名列“天下四大书院”之中，成为书院发展史上的典范。

龙门书院，在洛阳龙门。据《宋史》卷三○六记载，张谊，字希贾，勤奋好学，但“不事产业”。其父死后，叔叔伯伯叫他到“陇上”督耕，他却不务“正业”，“阅书于树下”，根本不管农民如何耕种。诸父“怒其不亲穑事，诟辱之。谊谓其兄曰：若不就学于外，奉志无成矣。遂潜诣洛阳龙门书院，与宗人沆、銮、 结友，故名闻都下。长兴中，和凝掌贡举，谊举进士”。长兴为后唐明宗年号，共四年（公元930年—933年）。由此可知，洛阳龙门书院不同于往日东都皇家的丽正、集贤书院，它是一处为志学之士提供就学机会，以培养人才为主要目的的教育机构。

留张书院，又名书院、道院，在高安县北六十里（今属江西宜丰县），后梁时张玉创建。这是整个五代时期创建最早的一所书院。

匡山书院，在吉州泰和县东匡山下，后唐长兴年间（公元930年-933年），里人罗韬建以讲学之所。罗韬，字洞晦，一字晦夫。在唐末五代乱世中“清修不仕”，后唐明宗时，以文学征拜为端明殿学士，旋即“以疾辞归，从游益众，名其学曰匡山书院”（明万寿堂刊本《明一统志》卷五十六）。匡山书院的创建，受到了当时朝廷的高度赞扬，后唐皇帝李嗣源为其颁赐院额，并发布敕书，大加表彰，这是历史上第一个由皇帝发布的表彰书院的文告。至于罗韬在“天下未有兴学之议，士大夫亦无讲于学者”的荒蛮时代，能够“慨然以圣人之学为己任”，起圣殿，树经阁，开辟匡山，创建书院，“延收四方，启愚发覆，吐词为经”，并得到最高当局的嘉奖，更是“五季希有”的盛事。而且其影响深远，至宋明而不绝，明清之世有史迹可寻。

梧桐书院，在洪州奉新县（今属江西）北六十里的罗坊镇，南唐罗靖、罗简兄弟建以讲学之所。书院依“嵯峨而特秀”的梧桐山建造，又有冯水“环抱而映带”，所谓“山水相会”，风景极佳，诚为修身养性之地。其时“二先生伯仲相师，以圣贤性理之学教授生徒”，可谓兴盛，以致南唐国相、郡守交相“辟召”（康熙《奉新县志·人物志》）。

华林书院，在洪州奉新县（今属江西）城地五十里的华林山元秀峰下，始创年代在南唐保大四年（公元946年）以前。其时，书院“筑室百区，广纳英豪，藏书万卷，俾咀其葩。出其门者，为相为卿，闻其风者，载褒载嘉”（宋·胡逸驾《祭华林始祖侍御史城公祖妣耿氏夫人二墓文》，载宣统《甘竹胡氏十修族谱》卷一），頗为兴盛。传至宋初胡仲尧当家时，得到皇帝赐颁御书和名公巨卿的题赠，其名更是远播海宇。

除了以上一些著名书院之外，五代时期尚有如下一些书院可以记述，它们是：兴贤书院、云阳书院、光禄书院、蓝田书院、天衢书院等。

除五代时期新建书院之外，南唐还兴复唐代旧院，作为传承文化的机构，至今有待考述的还有德安东佳书院。到南唐，还是弦歌不绝，成为江右士人心向往之的著名学府。

以上是五代十国时期书院的大致发展情况。五代十国时期虽处战乱年代，但是维系斯文于不坠的书院得到蓬勃的发展，且综观五代十国时期书院的发展情况，南方书院明显多于北方，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雕版印刷术的成熟发展及雕版印书的盛行。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术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人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等书籍。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雕版印书的盛行使书的生产力大大提高，私家藏书量剧增，为书院的繁荣兴盛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为何五代时期南方书院明显多于北方书院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丧乱，但不乏短期的小康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

第三，五代时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他们养性潜修，藏书聚徒，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继续从事创造性活动。

第四，五代时期有一部分对文化保存及传播有功的统治者。或保护和任用了一些文人学士，或热心提倡文化教育活动，如后唐皇帝李嗣源为匡山书院颁赐院额，并发布敕书，大加表彰书院藏书、育人的功效。

第五，五代是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彻底崩溃的时期，这使文化的发展摆脱了一些旧传统的束缚，促进了私家书院的发展。

第六，我国源远流长的私人讲学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越是战乱时期，私人讲学越发盛行。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这似乎是个常理。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作为一种私人藏书、代替官学教化民众的机构成为必然。

三、五代书院发展的意义

五代十国时期，是人称“天地闭，贤人隐”的离乱黑暗时代，但书院犹如黑色天幕中的闪耀之星，让读书人看到了希望，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对这个时期文化的保存与传播及整个书院发展的历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证明了五代十国时期士人不愿泯没沉沦的精神，保存与传播了文化和书籍。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处于兵荒马乱之际，但读书人不愿放弃追逐文化梦想，聚于较安定的山林或山谷，或切磋学问，或藏书聚徒。对文化和书籍的保存与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所谓挽斯文于不坠者，诚有征耶。

第二，书院在乱世中显示的强大生命力，证明了中国传统私人讲学的优越性。天下乱，则书院起；官学弊，则书院兴。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将中国传统私学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从而促进了中国文化的蓬勃发展。宋元明清学术文化思潮迭起，无不与书院这种独特的文化教育机构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第三，说明了五代十国时期的书院在整个书院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朝廷为书院颁赐院额，并发布敕书，一是标志着中央政府对民间书院的正式承认，书院从此具有了合法性；二是政府对书院的认同，在于它有托斯文、裨风教，即能“振国家之治体”的学校功能，表明自唐代龙溪松洲书院开始的教学活动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得到了政府的肯定，这为宋代书院的兴盛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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