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泰文化的起源及发展

2017-06-09 20:27张雨佳
文教资料 2017年8期

张雨佳

摘 要: 新泰文化是中华文化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旨在从中华文明的文献史料中,对新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行阐述。

关键词: 新泰文化 山岳文化 驿道文化

每天路过“杞都宾馆”、“ 杞都大厦”,我对“杞都”都好奇不已,因此寒假去图书馆查阅整理了大量史料,对新泰文化有了大体认识。华夏大地,幅员辽阔。新泰可以说是弹丸之地,孔子谈杞时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杞举国迁徙之地就是新泰地区,可见新泰地区的狭小,但这片狭小土地上孕育的文化有杞文化的印记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氏族、山岳文化

新泰文化起源甚早,早在开化之初的华夏先民之时新泰地区就是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中华”一词就是起源于山东境内华胥山,而《诗经》、《左传》等古籍都对新泰地区的名山有过记载。

考古发现,远古华夏民族发祥地多就于山川周围,泰山地区正是远古华夏民族黄帝氏族的起源之所,华夏民族的文明伊始恰恰与泰山地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远古之民多信仰山、神等,如希腊信奉奥林普斯山,日本信奉富士山,而远古华夏民族多信仰泰山及其周围的山岳,生活在汶泗流域的黄帝部落同样信奉山岳,黄帝氏族的图腾是龟,古语之中龟寓意着帝,新泰的龟山正是当时黄帝氏族活动的主要聚集地龟山因此而得名。新甫等诸多新泰名山都环绕泰山而立,山岳文化也在泰山的影响下发展壮大,成了古代泰山信仰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泰山文化与新泰地区变得密不可分。

商周时期,在新泰地域分别有杞、菟、裘、淳等国家先后存在,古国的文化自然渗透到新泰地域的方方面面。其中对新泰地区文化影响最大的当属杞国,姒姓杞国西周时期就迁徙到齐鲁交界之地的今新泰地区。后受到鲁国的征伐又不得已迁到诸城地区。在杞国存在的岁月里杞人的文化思想渗透到新泰的脉搏里,在诸侯争霸弱肉强食的春秋战国,杞国几经变迁,杞人“忧天”的忧患意识就显露出来,其实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巨人肩膀上解读,“杞人忧天”不再是简单的庸人自扰,而是杞人对不安定的环境做出的自然反应。

杞人担忧的不仅仅是我们从表象所看到的天地,更是几经战乱仍未灭国的他们对国家前途的忧患、对氏族能否延续的忧虑,更是一个在夹缝中求生存,不断经受大浪淘沙所留下的爱国情怀。在杞国历史的影响下,新泰地区的爱国意识、忧民意识逐渐觉醒,这些萌发的意识为后来的民主思想诞生提供了土壤。

这时的新泰文化多是由氏族文化、山岳文化、部分封建迷信带有神话色彩的民俗文化所组成的。

二、典礼文化

泰山一带是较早进入原始农业的地域之一,新泰地区雨水充沛、土地肥沃为在这里生活的远古先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泰山“不崇朝而雨遍天下”,其润泽大地、滋生万物的灵异,自然为时人所崇拜,而位于新泰地区的敖山、龟山被视为具有此项灵异神山的典型代表因而列之祀典。

新泰地区地处齐、鲁交界之地,两国频繁的军事斗争和外交促进了当地的文化发展,齐鲁文明在這里交响融汇,汇聚成了新泰地区的特色——兼具儒家文化和土著文化的多元性、开放性、驳杂荣富性的新泰地域文化。在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下,先秦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和圣柳下惠、乐圣师旷、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名儒林放、名相鲍叔牙等。新泰文化里的礼、孝、仁等多数典礼文化都是形成于这段时间。

秦国成立之后到两汉时期,新泰因地处泰山山脉群系,而此时帝王多封禅泰山,《史记·封禅书》记齐地八神之祀,“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畴”。这一祭祀盛行于先秦及秦汉之时,秦始皇东巡,礼祠八神,曾至梁父;汉武帝东封,亦“至梁父,礼祠地主”。“地主”之祀一直延续到汉成帝时,始被罢省。梁父山因主大地之祀,取得俨然与泰山并尊的崇高地位。秦始皇二十八年“登于泰山,周览东极”封祀岳顶。在此次封禅中秦始皇在新泰梁父山举行禅礼。

汉武帝时,一生八次封禅泰山,其中新甫山更是被当作仙人人迹更名宫山,筑望仙台。后其子更是在此建孝武庙。汉代儒家文化开始恢复和发展,在这样的底蕴之下,新泰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历史上著名的羊氏、鲍氏等都纷纷在汉代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帝王君臣文化、封禅的典礼文化,以及后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确立,皆被后世传为经典。

三国时期,民本思想在这里萌发,平阳人高堂隆学识贯穿古今,精通礼制清廉不阿,曾上书魏明帝:“天下乃天下人的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在封建等级森严的古代民本思想便已经生根发芽。

三、宗教、民俗文化

晋代,羊祜取新甫山和泰山之首改平阳为新泰,新泰的名称开始沿用至今。羊祜素有“文为辞宗”的美誉。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断,佛道教在新泰广泛传播开来,此时的羊氏在历史舞台上影响颇为不俗,且羊氏大多笃信佛教受其影响,新泰地区的佛教文化兴盛。隋唐时期,新泰地区经济文化全面发展,高僧释慧斌、释怀晖等来到徂徕山更加速了此地佛、道宗教文化的发展,民间宗教活动繁盛一时。

儒家文化在华夏文明中占据很大比重,深远影响的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夫子对泰山有着特殊情结,泰安在古代是儒家文化发展的重要地区,作为当时的新泰便受到很大的影响。在宗教文化的发展中,真正塑造泰山宗教文化的就是儒家文化,泰山之上就留下了很多与儒家相关的碑刻、诗句,等等。泰山神和碧霞元君等神话人物等也被后世将其与孔圣人联系起来,单以宗教而言,在新泰文化中,因齐鲁文明造就的儒家文化从春秋而始,潜移默化地扎根于新泰文化之中,而宗教的诞生和发展结合新泰地域的特点,便处处流露出儒的标准。泰山主神东岳大帝、碧霞元君(泰山奶奶)无不是按照儒家的设计制作的。宗教文化的形成其实也受到当时社会的影响,动荡的社会必定让世人惶恐不堪,迫切需要一种寄托摆脱现状,可以说新泰地区宗教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是受大势所趋,随后明朝一统及后面的清朝基本相对而言动荡较小,这就能解释新泰地区的宗教文化没能像其他地区一样发展壮大普及更广的原因。

节庆活动凝聚着地域传统文化的典型特征,是民族意识传承的重要方式,也是民族精神的形象体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地利之赐,使一区域内的民俗文化有别于其他地域,是这一区域内精神文明的直接体现。

新泰地区的祖先在漫长的文明传承中,创造了一批璀璨的非物质文化,其中包括一些形式多样、技艺独特的传统娱乐表演。其中颇具地方特色的有:独杆跷、百兽图和逛荡灯。三种民间舞蹈于2006年12月被列入山东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独杆跷又叫独脚跷,是高跷艺术的一个分支,清光绪二十三(1897年)发源于新泰市羊流镇大洼村。清朝年间,由于驿道的开通,羊流镇成了当时著名的驿站,依托地理环境和交通便利的优势,常在每年的各类祭祀时期举行庙会,庙会的娱乐活动多是各地民间杂耍艺人在此舞龙灯、舞狮子、跑旱船、扭秧歌等,其中以踩高跷技艺最具特点。民众的推崇促使独杆跷技艺的发展最终演变成当地著名的民俗文化。

百兽图是以神话故事八仙演变而来的,同样是在清光绪年间发源于新泰市羊流镇大洼村。扮演者“八仙”各骑一兽,以旱船竹马的形式向上苍祈福以求驱瘟辟邪。其造型形象生动,雕绘结合,栩栩如生,极具艺术性。其表演、唱腔、伴奏具有地方特色,对研究地方戏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价值。

逛荡灯是民间舞蹈中的一种祭祀类的傩舞,起源于隋唐时期,发源地是新泰市谷里镇南谷里村。逛荡灯的渊源可追溯到原始图腾崇拜,他是一种远古先民对神、鬼的信奉和崇拜。《论语》记载逛荡灯被视为光明和吉祥的象征,是人们祈福求瑞的吉祥物,也是我省境内唯一的民间舞蹈之傩舞艺术。

四、驿道文化

清代新泰地区最著名的文化当属驿道文化,清代驿道的开通,让饱受战乱的新泰焕发生机。“顺治十年(1653),以东南全闽、两浙、吴会、淮扬诸路至京由泰沂为捷,羊流置绎从此始”。九省通衡开通后,成为当时朝廷的一大交通动脉,往来新泰道途者甚众。《新泰县志》中称:“凡辅轩之使,漠酞之告,以及文檄、响课,轮蹄绎络,咸取道焉。而邑遂为冲途矣!”

九省衡道的开通,使新泰地區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之位置逐渐提升。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南巡取道此绎路,行经新泰,更是进一步提升了新泰的政治地位。乾隆还留下了《新甫山》与《师旷村》两首吟咏新泰山川胜迹的诗作。

驿道的开通和帝王的驻足大大促进了新泰地区的经济发展。新泰地区从原有封闭式经济体系,开始与外界交通贸易,沿途的敖阳店和羊流店更成为商贾汇集的旱码头。“知有羊流店,不知新泰县”的俗谚便产生于此时。

驿道的影响不仅仅在经济上,在文化领域,驿道的开通让新泰吸纳了众多词人墨客,在文学创作井喷式的开花结果,清代文学大家,都曾在此流连瞻顾,栩管抒怀,平阳骤馆的粉壁上,处处题满了翰墨淋下离、开阖万端的吟咏新制,使新泰文苑一时出现了珠矶横陈、华章璀璨的壮观景象。

纵观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新泰几经变迁,新泰文化逐渐形成发展壮大,从氏族形成逐渐壮大到对名山崇拜与祭祀形成氏族和山岳文化,到封建王朝的形成,使新泰地区在王朝的更迭站乱里逐渐吸收交融各国的文化并同自身的土著文化结合形成地域、典礼文化。战乱、王朝更迭和残酷的压迫致使农民不断挣扎反抗,用有限的资源生存,进而宗教文化出现。驿道的开通,将落后的新泰从贫困和落后的边缘拯救了出来,新泰地区迎来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井喷式发展的春天。民俗文化发展迅速,独具新泰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发展传承下来。虽然昨日的情景已经难以再现,但是饱含杞文化烙印的新泰文化发展到此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精神将永世长存。

参考文献:

[1]新泰市史志办公室.新泰县志[M].新泰:新泰市史志办公室,1992.9.

[2]新泰市史志编撰委员会.新泰市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3.4.

[3]朱英丽.传统民俗中的瑰丽奇葩——记新泰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杆跷、百兽图和逛荡灯[J].山东档案,2015(02):39-41.

[4]周郢.新泰文化叙论[J].泰安教育学院学报岱宗学刊,1999(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