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的“醒悟”

于永军

一个人贪得无厌、寡廉鲜耻、多行不义，是因为“不懂得”“不知道”，不清楚所作所为的意义，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们往往但愿他是“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认清是在违法还是在违纪”。假如“明知故犯”，那不是太不把公义、天理当回事了么？所以，当一些贪官被抓时号啕大哭，涕泪忏悔“利令智昏”；接受审判后，感叹“人生要到60岁才能懂事”；在法庭上恳求“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善良的人们便从中得到了稍许安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问题是，他们在官位上时，真的是“当局者迷”“不懂得”么？

我首先想起了李斯。这是一个很有才华的政治家，一篇《谏逐客书》，便让秦始皇心悦诚服收回错误的成命。从此如“泰山不让土壤”，如“江河不择细流”，广招天下贤士，图谋统一大业。

本来，他是可以名垂青史、流芳百世的，然而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官欲，他一次次为自己制造了历史污点：诬陷韩非，致其身陷囹圄，自杀身亡；与赵高密谋篡改秦皇临终诏书，废扶苏而立胡亥；当上丞相之后，又阿胡亥之意，进言“行督责”“行恣睢之心”“灭仁义之涂”“绝谏说之辩”。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浑球之极、无耻之极吗？当然不是。尤其与赵高共演“沙丘之谋”，他十分清楚此乃“亡国之言”，“非人臣之所当议”。但疯狂的权力欲烧毁了他的理智，为了“怀通侯之印归乡里”，终与赵高同流合污，以致他成为阶下囚后，与儿子那个“吾欲与若牵黄犬，俱出上蔡（李斯老家）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的醒悟，竟成了世人拍手称快的历史笑柄。

或许善良的人们会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些狱中痛哭流涕悔过，恳求给个“戴罪立功”“改过自新机会”的人，最终还是“顿悟了”，这说明他们先前有可能是“智昏”“迷失了方向”，并非“明知故犯”。其实不然，我宁愿相信他们是知恶作恶。

这一点，万历皇帝朱翊钧堪称代表。当年，这个朱万历快要病死的时候，曾下旨要废除严苛的矿税，没想到病却好了，第一件事便是追回这道谕旨，矿税继续征下去。他们原本就知道孰好孰坏，只不过做坏事比做好事放纵享乐，而他们又不愿意抑制“恣睢之心”罢了。

“行恣睢之心”，契合绝大多数贪墨之实。唐代宰相段文昌，少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曾到寺中求食。后来当了宰相，竟以金莲花盆盛水洗脸，有人责其太过分，他却振振有词：“人生几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在他的议事厅里，地上铺着锦绣，别人劝他不要这样奢靡，他却说：“我非不知，常恨少贫太甚，聊以自慰尔！”

可见，把一个人的寡廉鲜耻、多行不义说成“不知道”“不懂得”“认识水平低”只是托辞，揣着明白装糊涂抑或肆无忌惮“自慰”倒是真的。人可能盲于法，官可能昧于纪，却不至于昧于德。

人在社会中成长，哪一条道德准则说了可以昧着良心做坏事？哪一个人不知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是有違党规政纪？所以，说这样的人是“不懂得”“当局者迷”，是冤枉了他们的，他们一贯清醒，只是不愿意走正道。

淫秽小说写到最后，往往总要以劝喻收笔，仿佛是劝人戒淫。作者知道宣淫不好，绝非到了收笔时才悟出的道理，“思想觉悟”瞬间发生飞跃。寡廉鲜耻之辈并非不知自己所为不端，而是忍不住受“恣睢之心”驱使，受物欲贪欲左右。他们上了法庭才自称“不懂得”，身陷囹圄才“深刻忏悔”，铁窗面壁才想到对不起亲人，与淫秽小说写性事收不住手，到了最后才想到要作一点“劝喻”，情状是一样的。

编辑：黄灵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