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财务风险的影响及机理

魏家蓓+袁磊

随着全球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继续推进，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海外投资上涨趋势明显，然而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却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将会给企业经营造成财务风险。该文探究了东道国、第三国、母国及地缘政治等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政治因素，并分析了海外投资企业政治风险与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

在全球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都积极投身于资本全球化的行列中，推动本国资源高效配置，共同实现互利共赢。自我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脚步就在不断加快。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占全球流量的份额由2002年的0.4%提升到2015年的9.9%。据《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实现资本净输出；二是存量全球排位居第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美元；三是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活跃，领域不断拓展。

然而，在中国“走出去”的进程中，由于和东道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度等政治环境差异，使得中国对外投资频“亮红灯”：华为联合贝恩收购美国通讯设备商3Com公司失败、墨西哥政府无限期搁置高铁招标计划……据统计，中国的境外投资失败比例高达70%。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政治风险成为我国“走出去”面临的最大风险，它将导致企业财务预期目标无法达成，陷入财务风险。在海外投资趋势愈加上升的今天，只有清楚地认识到我国“走出去”面临的政治风险，才能保障企业拥有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实现预期财务目标，防范财务风险。

什么是政治风险

通常来说，政治风险指的是各种政治行为或政治事件对企业海外投资经营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学术界对于政治风险尚未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国外对于政治风险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从成因和不确定性来定义政治风险。Kobrin（1979）给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一般地，“政治风险”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或事件以一定的方式影响整个商业环境使投资者亏损或者赚不到那么多的钱。Wenlee Ting（1988）认为，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的政治事件、政策或外汇制度的等非市场因素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预期经营结果发生偏离。世界银行跨国投资担保机构MIGA在2009年给出了一个广义的政治风险定义：政治风险是指来自东道国、母国以及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导致跨国企业经营中断的可能性。外国研究普遍认为政治风险对企业经营具有负效应，其他影响并未给出明确结论。

国内学者对于政治风险也进行了探索。赵银德（2006）认为：政治风险是国家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不确定变化的风险。而企业跨国经营中的政治风险是东道国政府或政局的不稳定、政策的不连续性使企业经营目标受到影响。韦军亮，陈漓高（2009）为了捕捉企业海外经营的政治风险，给政治风险下一个宽泛的定义：政治风险是指在东道国境内或境外发生的特定政治事件、活动、政府行为（如政府违约、革命）、社会事件或活动（如骚乱）将首先导致海外企业经营环境变化，继而使企业经营目标与预期偏离。孟凡臣、蔣帆（2014）认为，政治风险应是由于各类政治行为或政治、社会事件所导致的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权益受到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已有的国内外文献对政治风险定义均是从有关环境和政治环境出发，综合考虑我国进行海外投资企业面临政治风险的来源以及其可能对企业经营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政治风险大多与企业经营财务风险负相关，导致企业经营与预期目标发生较大偏离。

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来源及其对企业财务风险的影响

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推进以及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不断增加，使得我国企业海外面临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姚凯、张萍（2006）认为政治风险已成为中国海外投资过程中最大、最不可测、最不可控的风险，它不是单一作用于我国海外投资企业，而是与东道国、国际社会以及我国自身体制制度复杂渗透，共同作用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进程中。

来自东道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东道国政策法律、经济管制、东道国治理环境、东道国社会文化差异。

第一、东道国的政策法律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主要包括准入限制和贸易保护主义，蚕食式征用，双边合作政策。准入限制是指一国政府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实行不同程度的限制甚至对不同国家的进入者采取不同限制标准。贸易保护主义是指东道国采取非关税政策形式对本国贸易实施保护，换言之，即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贸易壁垒增加、贸易争端加剧，对外投资困难，企业运营成本加大。

蚕食式征用是指东道国通过突击检查没收财物，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财产，限制外国投资者使用资源的权力，间接地达到征用的目的。这种征用使得企业们受巨大的损失，由于海外投资的不可收回性，蚕食式征用导致企业直接丧失投资经营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双边合作政策是指两国友好协定，给予合作国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投资优待。东道国对于中国的态度决定了我国海外投资的成功与否。以我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为例，我国企业通过帮助东道国完善基础设施、提供便利，加之两国长期以来良好的关系，使得我国企业在巴的投资进展顺利，企业从中获益，快速实现既定的财务目标。

第二、经济管制主要包括：税收制度、外汇政策和汇兑管制。东道国通过提高对海外投资企业征收的税率，降低企业税后利润，企业资金大缩水，直接面临财务危机，不得不选择退出对该国的投资。外汇政策和汇兑的管制的影响体现在：当东道国发生国际收支困难时，政府禁止或限制跨国企业将投资本金、利润及其他合法收益转出东道国，企业拥有的资本金面临大幅度的贬值，海外经营成果付之东流。

第三、东道国治理环境：外部影响主要指战争、暴力事件；内部影响因素包括：政府机构自身治理情况、官员的腐败程度。在进行投资国选择时，海外投资企业主要是考虑该国的外部政治治理环境是否安定，例如有无战争和恶性暴力事件。安定且低风险的外部环境为企业提供了一个适宜的运营、发展条件，企业可以在稳定的外部条件下进行新产品研发、资源的开采以及技术创新；另外，在此条件下，员工拥有一个氛围良好的工作场所，对员工绩效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从而可以使得企业快速发展、盈利增加。此外，政府机构自身治理情况和官员的腐败程度影响的东道国内部治理的两个因素，对于企业海外投资的经营影响程度不可忽视。政府自治高效可以大大简化流程，增加决策的执行力，使海外投资企业办事效率提高；同时，政府机构自身治理情况越好，对于官员的督察体系更健全，内部官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小。官员腐败意味着额外开支，增加企业的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第四、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体现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冲突上。

由于我国企业在国内长期以来发展经营的大环境与政府机密相连，使得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习惯性照搬国内的模式：过多与当地政府建立关系，却不注重建立本土化公共关系，不关注当地经济发展，雇佣的员工大多来自母国，不能很好地融入东道国的社会文化，与当地公众缺乏有效交流沟通及协调，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目标与当地经济发展理念不契合，很容易遭遇民族主义风险。

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第三国干预。第三国干预即指除母国和东道国以外的第三国对母国企业的海外投资直接施加干预或通过对东道国施加压力间接干预母国海外投资。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效应的背景下这一影响更加明显。美国直接部署了重返“亚太战略”，意欲亚太在平衡，实质上就是为了干预我国的海外投资发展，对我国实施制裁，我国若与美国所谓的“邪恶轴心国”进行贸易往来，就可能遭受美国间接的经济制裁、限制投资等；另外，鉴于第三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压力，东道国接受我国企业的投资可能将会面临来自第三国贸易往来限制，诱发经济危机，继而将会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实行限制性政策，使得我国企业无法进行正常的海外投资。

来自母国自身的影响。母国的政治风险因素体现在国内相关政策协定执行风险。在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中，虽然我们与相关贸易国签订了双边协定，但是据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双边协定有部分只是为了走过场，当企业海外投资项目正式实施时，在面临东道国的一些突发事件时，多數企业无法从已签订的协定中获得实质性的支持或帮助，直接导致企业面临巨大的风险。再则，中国在海外投资市场属于“后来者”，对于国际市场的信息掌握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我国海外投资发展时间不长，对于投资国相关风险的信息主要来自于世界银行等机构，这些风险数据更适用于发达国家，对于我国的海外投资风险评估而言，存在一定的缺陷，直接导致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时搜集的信息与真实情况不对称，隐含着巨大的经营风险。

地缘政治风险因素。地缘政治风险是指地理和政治结合所带来的风险。由于地缘政策风险涵盖的范围广泛、作用机制复杂。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对外投资面临的最大风险。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外投资都不是纯粹的商业行为，都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政策目标。在“一带一路”的政策和“中国威胁论”盛行背景下，东道国对我国对外投资的目的产生了怀疑，我国在不同的国家面临着不同的风险：在发达国家，我国主要是面临着严格审查和限制、东道国利益集团的排斥、当地政府的政策歧视；在发展中国家，例如中东、东亚、东南亚及拉美等地区，我国主要面临的是恐怖主义威胁、边缘地带的战争、东道国国内政权更迭动荡等因素影响。

政治风险对企业海外投资财务风险的作用机理总结

东道国的政治因素对企业投资财务风险水平主要是负面影响。海外投资本身的特性决定了投资成本极高，投资不能轻易撤回甚至是不能撤回。东道国的政治风险越高，暴力、动乱发生的几率越大、社会治安环境缺失程度越高，企业在东道国投资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越大，当企业无法逃避当地暴力事件或汇率波动时，企业资金的流动周转型和运营情况将会大打折扣，可能面临破产或者倒闭，与预期海外投资目标发生偏移，使企业的财务风险增加。

国际社会影响带来的政治风险同样会给企业海外投资带来负面影响。国际社会的政治风险主要体现在第三国通过一系列政策手段打压母国企业，或向东道国施压。一般第三国的经济政治实力远高于母国及东道国，故第三国将会以相关的双边贸易或资本流动限制来制裁母国和东道国之间的投资活动进程。迫于外界的强势压力，东道国将会对海外投资企业施压直至企业退出投资，使企业耗费巨大成本的同时几近破产边缘。

地缘政治因素同样影响着企业海外投资财务风险。边缘地带一直以来都是政治经济发展中常提及的敏感地带，我国资源投资的国家大多集中于中东等地，这些边缘地国家常年发生战争。且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活动更加频繁，使处于边缘国家的海外投资企业日常经营可能无法正常开展，面临的财务风险居于高位。然而，地缘政治风险高的国家一般的对于海外投资企业的限制较低，为了吸引投资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可能会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政府的支持，这样，海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反而能够开展，与之经营发展相关的财务风险也会降低。

两会上，“一带一路”再次成为热词，中国将会秉持合作、开放、共赢的理念，与沿线各经济体继续加强投资，实现共同收益。对于海外投资企业而言，在投资时不仅需要考虑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国际社会的政治风险，还应该结合长久存在的地缘政治风险和自身国家政策背景，正确选择适合我国企业发展的国家：不仅可以解决我们的资源短缺，学习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我国“走出去”企业更加多元化，而且也可以使企业将遭遇财务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这些目标能否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准确识别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下，与蓝图中涵盖的国家之间跨越地理和思想上的国界，快速融合，实现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