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上大学”

王振良

作为一个农民的孩子，离开农村到城市生活是他的梦想，可出路在哪里？整个70年代，他都在思考前途，尽管觉得渺茫，但有一点始终坚信：学习不能松懈，总有一天，知识会派上用场。直到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他终于等来期盼已久的那一刻。高考，在当时成为离开农村的惟一出路。

迷茫中，坚持学习

1975年春，我高中毕业。“文革”期间的高中生，学业水平低得可怜，但似乎我们这一届较为特殊一些。因为从1972年起，“文革”中被荒废的教育有了复苏的迹象。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了“整顿”，而整顿就是从教育开始的。这样的整顿，直接影响就是升高中需要考试，我们是通过考试于1973年春节后进入县中的。入学后，几乎所有的老师积极性都非常高，恨不得把终生所学都倾倒给学生。

我的语文老师是刚刚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年近五旬，中文功底深厚。在一次作文中，我凭着一股热情写了近2000字，这对于那时的一个高中生而言已经是“巨著”了。老师仔细批阅后写下了相当高的评语，我也从此爱上了文学。当时，老师还拿出他躲过“文革”焚书浩劫的《古文观止》，指导我翻译李斯《谏逐客书》。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温馨的岁月：一位堪称父辈的老师，用自己的学识，在乱世中滋养着自己的学生，让他身上已经萌芽的文学种子不断成长。

高中毕业后我回到河北农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对于“民办教师”这个名称，今天的年轻人听来好像有些怪异，难道还有“公办教师”吗？不错，简单地说，民办教师是农业户口，和农民一样挣工分；而公办教师则是非农业户口，挣工资。

整个70年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开始思考前途，有时还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自己就这样当一辈子民办教师吗？但要改变这种状况，出路在哪里？最终得出了一个“可怕”结论：“文革”中的中国，政治生活是不正常的，要结束这种不正常，需要国家的政治核心层有一个根本的变动。可是，这样的变动哪一天会到来？尽管觉得前途渺渺，但有一点肯定的是，学习不能松懈，总有一天，知识是用得上的。所以，就连数学这门我并不“在行”的学科，也一直没有落下。后来上了大学，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才发现，当时有同样想法的不只我一个。

这一天，终究会来

转眼到了1976年，在那个令人生畏的龙年，经历了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和唐山大地震的巨大悲怆后，终于在10月迎来了“文革”的结束。在和全国的亿万民众度过了最初的欣喜之后，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私下里判断：中国很可能要恢复高考，我们应该有所准备。没想到，这一天的到来又等了一年多。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是1977年10月21日晚上8点，收音机里播放的一条新闻，差点让我喊出声来。新闻说，国家决定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

报考的基本流程是：自由报考、填写志愿、文化课考试、政审、体检等。第二天，我又到大队部（现在叫村委会）找到了《人民日报》，剪下了全部内容，又反复看了几遍。《人民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其中提出当年高考招生范围为“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具体要求是“年龄20岁左右，不超过25周岁……对于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以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确定无误后，我找到几位高中同学，相约报考。对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后来许多人在回忆中用了“晴天霹雳”、“欢呼雀跃”等词语，但于我，好像并没有那么震惊。现在想来，可能是觉得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几天后，我们到村里的小学领了报考表。一张16开的表格，上面除了姓名、籍贯、家庭成分、个人成分等基本信息外，就是报考志愿了。和今天大不一样，“报考志愿”一栏不像现在的机读卡上有许多志愿可选，只有三栏，每栏填一个院校和专业。

赶考路，举步维艰

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了。

1977年12月10日早晨，母亲破例为我做了一碗鸡蛋打卤面，又用屉布包了一张大饼，里面还夹了两个鸡蛋饼。约好两个同学，我就出发了。

考场设在距村子约8公里的镇上。由于头一天晚上一直下着雨夹雪，乡间的小路十分泥泞，根本不能骑车，我们只好步行。走不多久，鞋子上就沾满了泥，但我们还是艰难地前行，因为这是改变我们命运的机会啊！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已经花去一个小时了。看来，到考场非迟到不可，怎么办？我们决定抄近路。

说是路，其实就是麦田。70年代，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农村的土地都被划成几百亩乃至上千亩的大方，统一耕种。这样，原来曲曲折折的乡间小路就变成了笔直的黄土大道，看上去很整齐。不足之处是，如果步行就要绕一些远路。为了节省时间，我们从麦田直线插过去。可是，晴天时还好，可现在是雨夹雪，大道上是硬土，黄泥相对硬一些，有的地方还不太湿，可以随时把鞋子上的黄泥巴刮一下。麦田里就不行了，土地松软，泥泞不堪，再加上已经长出的麦苗和黄泥纠缠在一起，每走一步都是艰难，鞋子上的黄泥越积越多，让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举步维艰”的含义。

在泥泞的麦田里艰难跋涉，天上还不时地飘下几片雪花和雨滴，裹着湿漉漉的棉衣，踩着黏糊糊的布鞋，心想：我们能够走过这片泥泞按时到达考场吗？这样辛苦，真的就能考上大学吗？转念一想，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年的政治泥泞，无论如何，这是走过人生泥泞的一次不可能再有的机遇，一定要走过！走过！

到了1978年春节后，我终于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我同時代的许多人，我的国家，终于走出了泥泞……

人生如大考，大考如人生。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那一代人来说，可谓一次转变人生命运的大考。

张爱玲说：“大考的早晨，那惨淡的心情大概只有军队作战前的黎明可以比拟，像《斯巴达克斯》里奴隶起义的叛军在晨雾中遥望罗马大军摆阵，所有的战争片中最恐怖的一幕，因为完全是等待。”（《小团圆》）

做学生时只经历过幼儿园升小学，小学升中学的考试。“幼升小”实际用不着什么考试，但是得有老师的一纸评语，我的评语是民国第一总理熊希龄的侄女熊秀琴老师给写的，也许可算做我人生的惟一殊荣。小学升中学，是人生的第一次“大考”，我却考砸了，被分配到北京最差的一所中学。初中毕业那年，高考停止，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农村。

刚刚下乡的那段时间，新鲜感尚未飘散，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尚算牢靠。可是没过两年，一部分知青被招工，离开了艰苦的农村。这下子留在农村的知青，人心便涣散了，动摇了。说来我还是我们村第一个被选中招工的知青，经过体检和政审，被莫名其妙地刷下来，而我们知青户其他四个知青选上了。所谓“莫名其妙”，我心里是门清的，自己家庭出身不如那几位知青。这次未经考试的大考，锻炼了我的承受力，以后的挫折还多着呢。

1975年夏天，还在农村苦熬岁月的我等来了另一次大考。当年的时代背景是，要通过文化考试招收一批知青上“工农兵大学”，著名的张铁生“白卷事件”即是这个背景的产物。这一年还有个重大情况让人分心，有些知青通过“病退”离开农村把户口调回了北京，剩下的知青也打起了“病退”或“困退”的脑筋。我又想打“病退”的主意，又不想放弃近在眼前的“报考”。进退两难呀，而且这次考学不大看重家庭背景，很容易考上，考上可就回不了北京啦。远在青海的父亲不大了解情况，来信鼓动我“报名考学”。这年7月21日日记：“爸爸今天来信，让我只管去（考学），他并不十分了解内情。七八年了，就混个库伦师范，不像话，让人耻笑，真让人左右为难。不管怎样，何去何从，马上就要决定！”

几天后，7月30日日记：“本来今天可以去报考，却阴雨连天了。下午接到公社电话让我去。三点半冒着大雨徒步30里赶到公社。没有什么阵势，只写一篇批判‘读书作官论‘读书无用论的作文便完事了。”写的时候，我忽然冒出了交白卷的念头，想诉苦称在农村干活拼死拼活哪有时间读书等等（当时并不知道那个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

9月14日：“中午王静学回来了，告诉我录取的是库伦师范，王与吴没录取。终于有了结局，库伦师范！库伦师范！一点也没超出意料之外，而且还是我一个人。”心情极为矛盾，今天才理解矛盾的痛苦。我大概要抗拒不去。

因为我考取而退学，几个月后当我申请“病退”之时，公社领导不给盖章，那位领导训我“考上库伦师范你不去，要是吉林师范你就去了吧！”意即我看不起小县城。

这次退学最终因祸得福，1976年2月，我病退成功，户口调回了北京，从而见证了一年后载入史册的“恢复高考”。

回到北京之后几个月，我就被分配了工作。在农村时我们曾议论，只要能回北京给个扫大街的工作也干。真回了北京，就有了高低卑贱之分了。分配给我的工作是伺候人的工作，当初还是欣喜地上班了。我从事的这个行当，根本没有文化学习的氛围，所以1977年恢复高考的好消息，在单位一点儿积极的反响也没有。我虽然略有心动，却不敢表露，怕被扣上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帽子。还有一个心思，自己的实力不够考正规大学的，初中毕业，中间又荒废了自学。

虽然没有胆量报考，但是心中“我要上大学”的火种一直没有熄灭。父亲在一次吃饭时甚至为五个孩子无一大学生而失态痛哭。

再过了几年，我成家生娃，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磨平了锐气，如果没有正规大学之外“成人教育”的强劲东风，我会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下去。成人教育形式灵活，大致有“电视大学”（电大）“职工大学”（职大），以此类推还有“函大”“夜大”“业大”，俗称“五大”。

1985年2月，我的“大考”计划启动。第一步“报考”就遇到了难题，单位领导说什么也不给我盖公章，原因我就不在这说了，反正不给你盖。反正最后我报上名了，上学又不是参军。我当时暗下决心“只有考上了争口气！”

一边上班一边顾家一边复习功课，苦不堪言啊，幸亏年富力强，心中又憋着一口气，居然在短短几个月内将高中课程拿了下来，“函数”这门最头疼。“数学”用了一个月，“地理”和“历史”用一个月，“语文”和“政治”各半个月。

大考之日，4月21日：“早上六点半起床，不用等闹铃叫人。自从六三年小学考初中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参加重大考试，心情紧张。八点多到了红塔商场对面的一一二中学，考场在四楼。八点三十分语文开考，时间不够用，作文仅剩下四十分钟。中午小睡片刻，再赴考场，拿到地理卷后就呆住了，考得题目和我温习的重点对不上。政治题目对我路，可能考得不错。”

又紧张地复习了一周，弟弟及时送来先于职大开考的电大试卷，至少挽救了我三十分。4月28日：“今天考了数学和历史，弱项完成的不错，历史题也出到我手里。关键在六月一日看成绩了。要做好落榜的思想准备。一帆风顺从不是我的命。考完了，真轻松，可以看看闲书了。”

5月30日：“阴沉沉的天。早上八点到月坛中学，——这个决定我后半生的地方。分数榜也许早几天就公布了，我还傻等着呢。终于看到了那几个不同寻常的阿拉伯数字：48、68、61、51、53，总分281。回想起23年前的升中學考试我失败了，两年前的大雨中赴考不算数吧，而今录取分数线是280分，我以一分险胜！”

四年的职大学习，仍旧是一边上班一边顾家一边上学。四年中我没有休息过一天，因为我上学领导不批，所以只能将休息日拆成两个半天去上课。四年后，我拿着毕业证书给领导看，半年后，领导升迁了我的岗位，他对我说，当初不批你报考，是因为知道你准能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