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中共六大的特殊担当与重大贡献

徐忠

2016年7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建成的贺辞中指出：88年前，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为了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140多名中共代表，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郊区五一村，召开了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中共六大的历史引起了各国特别是中俄两国的史学专家和革命者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刻理解习总书记对于中共六大精辟概括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以中共六大的信史为据，准确认识周恩来对于中共六大的特殊担当与重大贡献的历史真相。

是作中共六大两次科学总结报告的中共领导人

周恩来不但是中共六大的组织者和主要领导者之一，而且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中两次对六大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出科学的系统报告的中共高层领导人。

第一次是1944年3月3、4两日，在延安整风期间，周恩来在延安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他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按理应当比别人认识的更清楚些。我觉得研究‘六大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在报告中扼要介绍“六大”情况，分析“六大”政治决议案。指出：“六大”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前途等问题，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缺点是没有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农民战争联系起来，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六大”是直接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召开的，它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影响。

第二次是1960年7月14、15日，在中共中央于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委书记会议上所做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报告中讲了中共六大的历史。他说：“‘六大是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員会第九次全会的决议召开的。中共有一个代表团，其中有向忠发等人，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六大的召开，首先去的代表就有问题。当时强调工人化，在75个代表中，有41个工人，后来叛变的16个‘六大代表中，有14个工人。当时共产国际指导‘六大的人，一个是布哈林，还有一个法国同志，还有陶里亚蒂，但做实际工作的是米夫。在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只强调工人成分，中央委员二十几个人中，很多是工人，而当时党内真正有威信的同志有些没有被选入。”“‘六大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任务（反帝反封建）等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对于阶级关系等问题则作了不正确的分析，认为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叛变革命了。在土地问题上，只提了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农民代表会议处理；对军事问题没有强调指出。”

这两次重要的报告，是研究中共六大的经典，为后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史、历史学者正确研究与认识中共六大的“特殊的历史意义”，指明了正确方向。

是为召开中共六大做了极其重要筹备工作的领导人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中共独立领导的新时期。但在如何认识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中共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例如1927年11月中共党内出现的“左”倾盲动错误，就更加表明正确估计形势，认识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尽快召开中共六大，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大事。所以，中共“八七”会议就提出召开“六大”的问题。在此之前的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成立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陈独秀停职，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反共态度急转直下地明朗起来。在中共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共的五人临时常委分工，周恩来担当了两项重任：一是负责极其繁重而艰巨的组织工作，紧急撤退大批共产党员，把大革命时期处在公开状态的共产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以应付突然事变的到来；二是中共中央断然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前委书记，领导发动“打响武装反动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南昌起义。这两项重任既是为党的六大召开做准备工作，又使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六大”的组织问题报告和军事问题报告的两个重要报告的报告人。他赴上海参加11月9至10日的紧急会议，参与讨论通过了召开“六大”的决议，并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代理组织局主任（不久正式任主任），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对于“六大”的召开，周恩来主要做了以下几点重要的准备工作：

一是开始探索对于革命形势、任务、前途的研究。周恩来刚回到中共中央工作不久，对全国的革命形势一时还没来得及有清楚的了解，仍然认为依目前工农群众需要进行革命的情形看，革命潮流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高涨。对于这一错误，周恩来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讲中国革命性质，今天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新问题。”

二是保护党的革命力量，防止重大损失。尽管周恩来当时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形势还认识不清，但是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的损失，因而在为“六大”准备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中，注意保护党组织、防止军事冒险行动，避免了一些重大损失。1927年12月4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浙江省委决议的《浙江目前工农武装暴动计划大纲》时发言说：“这一布置恐怕太乐观了。”会议决定由他起草中共中央给浙江省委的指示信中指出：“你们上次的暴动计划因为太不切实际中央未予核准。”浙江“各县农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到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必是专靠几杆枪的军事投机行动”。浙江省委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迅速恢复和建立党和工农群众组织，指导他们“发展广大的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这一斗争必须是群众的，然后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只要有了得力的党的组织的领导，割据的暴动局面是可以创立起来的。”1927年12月长沙“灰日”暴动和中共中央曾抱有很大希望的广州起义相继失败后，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中的多数人在残酷的事实教育下，对暴动开始有新的认识。1928年1月30日，周恩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和《关于湖北党内问题的决议》的两个决议案，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得是过早的。”中共中央常委会通过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湖北工作的文件中明确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主义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要求湖北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三是周恩来特别加强了军事工作和白区城市秘密工作。在军事工作方面，周恩来十分重视把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部分力量组织起来，坚持在斗争中求发展。对于贺龙回湘鄂西搞队伍的问题，周恩来顶着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的反对意见，坚持在常委会上介绍了贺龙的情况，明确主张贺龙回去搞武装斗争，使中共中央同意贺龙去湘西的要求。周恩来给贺龙配备了七八个人，组成一个“小班子”，周逸群、卢冬生、李良耀等，由周逸群担任湘鄂边前委书记。临行前周恩来私人请贺龙和周逸群吃饭，明确指示他们执行“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出发前，周恩来紧紧握着贺龙的手，一再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实践证明贺龙与周逸群等回到湘鄂边，很快打开了局面，逐步建立起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对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陈毅领导的留在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余部，经闽、赣、粤边，到达湖南。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两次说服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张，指示朱德、陈毅不去广东，留在湘南发动暴动，与在遂川县的毛泽东秋收起义的余部相策应，坚持武装斗争，后来得以在井冈山会师。

在中共六大之前，周恩来负责的处于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秘密工作得以加强，使白区党的组织工作出现了重要的转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中，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重要的要求是，党的机关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要求各地党组织适应新的情况，“改变方式领导群众继续作地下经济斗争”。同时对白区党的文化工作，周恩来作了精心指导。上海的创造社就是党领导下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的文化组织，但因当时主要负责人郭沫若将去日本，成仿吾将去德国，周恩来就派中共党员阳翰笙、李一氓到创造社去充实并负责发展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创办了《流沙》和《日出》两个刊物，前者表示纪念南昌起义军的失败，后者表示太陽又出来了，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又发展起来了。在“六大”前的这段时间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党的保卫工作，周恩来负全责领导下的中央特科日臻健全，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情报，营救被捕同志，建立秘密电台，不但保卫了在上海的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而且护送去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

为了筹备并出席“六大”，周恩来、邓颖超在五月初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夫妇，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启程，坐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东北转赴莫斯科。

是担任中共六大秘书长统筹大会全过程各项工作的负责人

1928年6月9日前后，周恩来与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共领导人到达了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为了统一对中共六大主题思想的认识，斯大林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并以俄国的二月革命为例来作了说明。他又说：“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这个问题引起了辩论。李立三说：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会有几个浪花。周恩来认为斯大林的谈话是正确的。经过这次谈话，大会有了明确的指导方向，确定了 “六大”的主题：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的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了一次有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实际上是“六大”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明确周恩来在会议全过程中所担负的重任是：

一是担负会议统筹的责任。周恩来负责统筹“六大”全过程的工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参加了‘六大的工作，是当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并任代表资格、政治、组织、土地问题、苏维埃、军事、青年、财政8个审查委员会委员，还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随后，他又参加新成立的湖南问题、湖北问题、南昌暴动、广州暴动四个专题委员会。虽异常繁重但他精力充沛，工作有条不紊，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座旧式庄园里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84人。瞿秋白致开幕词。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然后，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得十分热烈，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上。

二是对大会政治报告发表了重要见解。周恩来在6月27日讨论政治报告时作了长篇发言。在负责会议筹备的时间里，他通过调查研究，有了自己的见解。他的发言一开始就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都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对革命性质问题，他同意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且分析党内一些同志混淆革命性质的原因说：“五次大会以后，大家还是把革命任务与革命动力混为一谈。”“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以为既然是工农革命，那就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于是，产生了没收一切土地的口号和其他超越革命阶段的观点，甚至连工厂要归工人、车子要归车夫这些不恰当的口号都有人提出来。”对于原因问题，周恩来分析说：“这都是不懂革命性质的结果。”对革命形势问题，他特别注意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地方言，南部与中部、北部的不同；以阶级言，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不相配合。”他改变了原来认为中国革命潮流仍是高涨的看法，明确地说：我们不必在名词上去争论，总之，“现在不像五卅或北伐时代那样的高潮和高涨。”同时，他又说：“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高潮、的确也说不到高涨，但我们相信革命是前进（的）。是向高潮、高涨方面的前进。”对于党的主要任务，他主张“夺取千万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他在这次发言中还特别强调：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等原因，证明中国革命有割据的可能。“对于南中国的几省中，在目前就应该开始割据局面准备，因为这与全国的准备工作是有极大的关联。同时，我们要组织广大群众于苏维埃口号下，以总暴动来实现苏维埃政权。”当全党还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的时候，他的这种认识虽还不够明确和系统，但是他主张南中国“开始割据”的观点，直接为毛泽东、朱德开创的井冈山等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向党的代表大会郑重提出，要全党高度重视、支持与探索。这一点确实是十分可贵、十分值得注意的。

三是担当了组织问题报告的报告人。6月30日，周恩来向大会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报告回顾了一年多来的政治环境和党的组织状况。指出：自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在这个时期内，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约有31万至34万人，还有4600多人被监禁着。工会、农会和其他群众团体遭受严重的摧残。全国的工会组织由734个锐减到81个，而这些工会都是秘密的，群众也很少。但就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共产党人仍然进行了英勇的反抗，并把力量重新集合起来。在农村中，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一些地方的党组织在遭受破坏后，又重新恢复了。这是近一年来艰苦工作的成果。”强调争取群众是党的工作的中心点说：“我们必须在国际决议指示下，使在组织上巩固自己的政治影响，建立和发展工农革命的组织，并发展党的组织，使党真能成为群众的斗争的革命党。”在党的组织问题上如何正确对待知识分子是会上争论的一个重大焦点问题。周恩来明确指出：党在组织上的错误倾向之一是“反知识分子的倾向，我们对知识分子应用无产阶级的方法去使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这一主张受到与会的绝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四是担任了军事报告的报告人。7月3日，周恩来又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刘伯承作补充报告。周恩在军事报告中肯定了大革命时期党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指出了重要的教训：在当时军事工作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观念：“为了联合战线，不能破坏国民革命军，而要帮助国民党巩固国民革命军。”“这种巩固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就是根本取消了我们自己独立的军事工作的意义。”结果，“没有尽力发展工人纠察队，没有将农村中的农军发展起来，来做夺取乡村政权的力量”。一旦蒋介石叛变，革命便遭受严重的挫折。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偏向：“抹杀一切军事工作，反对一切军事准备，军事技术的训练，都目之为军事投机。由那一极端直趋到这一极端，事实上将取消军事工作。”他在报告中专门谈了建立红军的问题：“建立红军的原则，一是要把旧军队的雇佣性质加以改变，可先采取志愿兵制；二是军官不一定非工农分子不可，但一定要无产阶级化；三是红军一定要有政治工作。红军建立后，不是保守在一个地方，而是要移动的，这与赤卫队的常在一地是不同的。红军要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发展。”他还指出：红军一定要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否则就“失了红军的阶级基础”。

五是代表新的中央委员会作闭幕讲话。9、10日，大会通过了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各项决议案，选出了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周恩来代表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闭幕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的真理，开展了批评自我批评。”“我們不要以为有了争论就是不好的，因为只有批评讨论之下，才能得到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7月19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周恩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0日，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五人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分工，周恩来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任中央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共产国际过分地强调工人成分，使六大时期的中共党内形成一种不正常的现象，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不行，做过船工与码头工的向忠发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于是1928年11月9日常委会上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成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共六届一中全会结束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和大部分中央委员回国。他和瞿秋白、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7月17日至9月1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参加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资格审议委员会，并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是中共中央贯彻执行中共六大精神的实际主要负责人

任何一次重要会议的最重要一步都是要真正把会议精神贯彻执行到实际工作中去，取得实际成效。像“六大”这样解决正确认识中国革命进入中共独立领导新时期的社会性质和革命形势、性质、对象、动力、前途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的会议精神，更要以务实而又有创造性的态度坚决贯彻执行，才能保证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恩来理所当然地担当起贯彻执行“六大”精神和在实践中加深认识与继续探索会议确定的革命道路、路线和方针政策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的重任。按照他在“六大”闭幕式上所作出的 “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的部署，始终坚持正确的路线，带头做了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仅以“六大”闭幕到1930年春周恩来重去莫斯科的一年半时间内，他为贯彻落实“六大”精神的杰出贡献，就主要方面来说有以下六项：

一是担当了贯彻落实“六大”精神的计划统筹和实施的重任。早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就挤出时间，向在莫斯科高级射击学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同志传达了“六大”精神。同时他又参加了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解决了王明等人制造的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假案。周恩来回国时，新的党中央虽然已经从1928年9月2日就开始工作，但是许多问题都等他回国后决定。11月9日，周恩来一回到国内就出席了讨论中央工作的会议，会上决定：“新中央的工作计划由周恩来起草提出”。怎样在当时的局势下，推动革命力量重新走向高涨？是贯彻执行“六大”路线的紧迫问题。周恩来根据“六大”确定的路线，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关于贯彻执行“六大”精神的决议、通告、指示等重要文件，强调应该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群众上面，而不是在广大范围内直接从事武装发动，以准备并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1929年3月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中的士兵运动给各省委的指示信》就明确指出：“目前党的总的政治路线”就是“夺取群众”。

二是重视对党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策略的研究。任何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六大”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全国代表大会精神的贯彻执行过程，既是会议取得实效的过程，又是在实践中完善补充会议精神，特别是总结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重要过程。周恩来当担“六大”精神贯彻执行的重任的突出一点，就是重视党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党的方针策略的研究与指导。在“六大”会议期间和会后，中国的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军队攻占了京津地区，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易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者继续打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号，标榜统一、和平，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而使不少人一时对他们抱有幻想。周恩来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切，进行了分析研究，充分认识到正确把握这种政治形势是党正确贯彻执行“六大”路线、制定和采取正确的、符合客观形势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重要前提。于是他在充分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撰写了《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发表于1929年1月《布尔什维克》杂志第2卷第3期。这篇文章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彼此间，在中国统治各阶级彼此间，矛盾虽然存在，冲突虽然加紧，未来的大战（指统治阶级内部的大战——编者注）虽然必不可避免，但我们切不可忽视对于中国革命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结合的力量现在还是比革命力量（工农兵士贫民）大，他们对革命的压迫和摧残现在还是一致。”对形势这样的精辟分析，不但对中共各级组织和党的负责干部正确认识形势、贯彻“六大”精神、制定和采取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方针策略具有指导意义，而且为共产国际正确指导中国革命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是担当了整顿党组织的重任。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深入到天津解决党的全局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顺直省委的棘手问题。后又统一政治局思想认识，正确解决了江苏省委与中央关系问题。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整顿、恢复了几乎被打散的各地的所有党组织，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秘密工作。“到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统计，全国党员人数已达到12.23万余人。到年底，党在全国恢复了17个省委（省工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即增加到228个。”

四是切实加强了党的军事工作。按常委分工，周恩来具体负责军事工作，正确地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并把这个工作放在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到1930年夏，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等10多个省的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在周恩来领导与指挥下开创了党的军事工作的新局面。

五是有力地强化了严重白色恐怖下的党中央保卫工作。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党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周恩来把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作为贯彻执行“六大”精神的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保证和严峻任务。1928年11月14日举行常委会，讨论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实际负责，有向忠发、顾顺章参加的特别委员会，周恩来以超常的智慧、忘我的牺牲精神领导中央特科，从各方面加强了党的保卫工作。1929年8月下旬发生了非常不幸的事件：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彭湃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军事部长杨殷等负责同志因叛徒告密被捕牺牲，周恩来满怀悲愤地发表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一方面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加强保卫工作，一方面号召革命者“踏着死难烈士的血迹，一直向前努力，一直向前斗争。”从这以后，周恩来直接领导的特科，由陈赓具体负责。1929年末周恩来又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的高级特务机关，钱壮飞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保卫中共中央做出了重大贡献。从1928年10月起，在周恩来领导下，先后在上海、香港和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天津等架设秘密电台，保证了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的通讯往来，同时也加强了中共中央对苏区工作的指导，并使苏区红军及时了解敌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是正确地进行了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陈独秀对自己的功过、对革命的阶级关系、形势与革命的性质、任务，特别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的正确认识，他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走上右倾取消主义道路的彭述之等人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和直接受到托洛茨基影响的少数回国留苏学生相结合，在党内组成“左派反对派”。在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上反对“六大”路线，提出了同党对立的主张。为了正确贯彻落实“六大”会议精神，周恩来高度重视解决托陈取消派的问题，1929年6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讨论反对派问题的会议上，他严肃指出：“反对派有计划地打入党内来，是非常严重的。他们主要是找对党不满的和被党开除的分子。凡理论上一知半解而又不懂实情的人，是容易走到反对派那边去的。有些同志总以怀疑态度来讨论问题的，也很容易受他们的影响。”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中国党内反对派问题的第44号通告，指出：“现时中国党内反对派同样也在党内形成小组织的活动，这是破坏中国党的统一之最（危）险的企图，是布尔什维克党所绝不容许的。故中国党除掉从思想上同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外，并要从组织上遵照共产国际决议与无产阶级的最高原则，坚决地消灭反对派在党内的任何活动以巩固党的一致。”10月初，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直属支部干事会上专门作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的报告，正确分析了反对派产生的原因、危害和党的斗争策略，庄严发出了“坚决地肃清一切机会主义——反对派的活动”的号召。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对反对派的整个路线及其对党的危害作了系统的分析，决定：“各级党部如发现这种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经讨论后，仍坚持取消主义思想、不服从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开除出党。”在10月5日的《决议》中又发出更为严肃的警告：“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活动。”但陈独秀和其他托派分子拒不接受中央的警告、拒絕中央指派他们的工作，坚持错误，继续在党内进行反党宣传和非组织活动，迫使中共中央于11月15日通过了李立三起草、周恩来改定的《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接着，江苏省委又将郑超麟、尹宽等人开除出党。

托陈取消派缺少实际的社会基础，被中共揭露并清除出党后，尽管他们拼命搞非组织活动，结果并没形成气候。且因其主张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从中共六大闭幕到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的这段时期，周恩来坚持贯彻“六大” 的精神和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为复兴中国革命运动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中共历史上写下了从严重挫败走向革命复兴的光辉一页。他在延安整风时科学地总结“六大”以来的历史经验后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充分体现了他能够坚定信仰、忠诚为党、勇挑重担、不畏艰险、坚韧不拔正确贯彻执行党的路线的高尚品质。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