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贺龙智斗张国焘

梅兴无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毛泽东时问：“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党和红军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一直坚持在南方的红二、六军团，成为分裂与反分裂斗争双方争取的重要力量。这样，红二、六军团被推到了对党的政治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地位，他们的政治取向，关系着党和红军的前途与命运。1936年7月，贺龙率红二、六军团长征同四方面军会师后，与朱德、任弼时等坚定地站在党中央一边，机智巧妙地同张国焘展开斗争，迫使张率部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的胜利会师，为维护全党全军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红二、六军团成为反对张国焘分裂的重要力量

1935年下半年，红二军团军团长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率领二、六军团突围长征前，与中革军委的无线电联络一直是非常紧密的，但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不久，无线电联络突然中断。

在那个年代，无线电台的联络至关重要。对中央而言，主要靠电台对各路红军行使指挥权；各路红军也主要靠电台获得中央的指示和情报。贺龙命令无线电大队要24小时不间断守听，盡快恢复与中央的无线电联络。

9月29日夜，守候在电台旁的无线电大队政委江文，突然收到周恩来用明码发来的电报，询问二、六军团的情况。江文立即将这一情况向贺龙、任弼时作了汇报。

接到中央来电，贺、任自然喜不自胜，但他俩对周恩来用明码而不用密码感到疑惑，担心是敌人设下的圈套。为核实电报的真实性，贺龙、任弼时立即联名用密码致电周恩来：“恩：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第二天，他们却收到了朱德、张国焘联合署名的红军总部的复电：“廿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委员。一、四两方面军六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

发给周恩来的电报，为什么复电的却是朱德、张国焘呢？

原来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了一、四方面军北进方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9月3日，张国焘突然提出南下方针，分别向左、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南下的命令，由此造成了红军的分裂。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只得跟随四方面军一起行动。中革军委与二、六军团联络的密码本也留在随左路军的红军总部。

当时，贺龙等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径和电台密码为其所控制的情况都一无所知，而朱德是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是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就误以为与中央的无线电联络已经恢复。

二、六军团收到的电报虽由“朱张”联署，但实际上是张国焘说了算。也就是从这时起，张国焘便以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名义向二、六军团的“贺任关”发号施令。

张国焘在复电二、六军团后没几天，10月5日又把分裂活动推向极端，在西康理番县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还狂妄地要求陕北的中共中央改称“北方局”，“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此时，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张国焘依仗的是人多枪多；毛泽东则依靠刚从苏联回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支持，巧妙地与张国焘斗争。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与张国焘都想把二、六军团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天平向自己一方倾斜的砝码。

二、六军团是三大主力红军之一，其领导人贺龙是八一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任弼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在党和红军中都有崇高声望和重要影响力。因此，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二、六军团在党和红军中都是一支重要力量。

张国焘利用单独把持与二、六军团联系的条件，先是想让二、六军团呆在南方，策应他在川康一带搞成“第二中央”。后来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斡旋，加上张国焘南下计划的失败，他又命二、六军团北上与之会合，以直接控制、利用这支力量继续与中央对抗。

在中央方面，争取到二、六军团的支持，就能更加有力有效地抵制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推动张国焘北上，消除分裂危机。而争取二、六军团，首先必须恢复与其联系。于是把“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信联络”写进了1935年12月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致电张国焘：“请将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张国焘拖了20天才复电：“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完全可以帮助他，勿念。”“对二、六军团大的行动方向与政治上有何指示，请直发我处转去。”后来，中央又几次要张国焘将密码告知，被他一再拒绝。

中央由于拿不到电台密码，长时间与二、六军团失去联系。毛泽东、周恩来不知道张国焘对二、六军团说了些什么，担心张借用中革军委的名义已经影响并控制了这支主力红军。中央出于防止张国焘拉拢、控制二、六军团的考虑，暂时对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师持消极态度。4月1日，以张浩的名义致电张国焘：“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但张国焘这次没有买这位共产国际代表的账。

得知二、六军团已然渡过金沙江北上，中央迫切需要直接联络他们。5月18日，张浩、周恩来联名致电张国焘：“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干脆不予理睬。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改变策略，5月20日再电张国焘：“过去的分歧不必谈”，欢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采取北上方针。同时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变化，寻找转圜的机会。

坚定与中央保持一致的朱德，在关键时刻创造了这一“转圜”的机会。

二、六军团过江后，为减少沿途供给困难，在中甸分为两个纵队，二军团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从左路北上，六军团由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领由右路北上。

6月30日，红二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带随行人员远出10多公里迎接老战友。朱德、贺龙这两位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他们策马前往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甘海子，刘伯承早在那里翘首以盼。一落座，朱德就兴奋地说：“我和伯承早就盼着你们来！”贺龙说：“我们二、六军团也早就盼着和中央会合！”朱德说：“你们一来，我们再也不孤立了，腰杆也硬啦！我们一起北上，同党中央会合。”刘伯承补充道：“中央不在这里，中央在前面。”贺、任、关都惊愕地望着他们。

朱德把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情况如实相告，并拿出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决定，以及中央一再明令张国焘率部北上的电报等文电给贺、任、关看，并说：“这段时间所谓中央和军委给你们的指示都是假的。”贺龙他们这才弄清之前电台联络的是“山寨”中央，张国焘是假传“圣旨”。贺龙旗帜鲜明地说：“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是错误的。我们听真中央的。”

朱德告诉他们，红二、六军团一来，张国焘更感到他那个“中央”站不住了，所以他被迫于6月6日取消了，但他还坚持反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要陕北的中央改为北方局，他这里成立西北局，保持“横的关系”。分裂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现在要想办法推动他北上与中央会合。刘伯承建议贺龙等要注意策略：“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朱德还特别提醒，张国焘现在就是想控制二、六军团，继续与中央对抗。他已放出话来：“现在和二、六军团会合迫近了，这将要更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

听了朱德的介绍，贺龙他们感到了反分裂斗争的复杂性，提高了对张国焘的警惕性。王震明确表态：“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的，不能反毛。”

挫败张国焘控制红二、六军团的图谋

7月1日，二、六军团集结于甘海子，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张浩、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等当即（通过红军总部转）发来贺电：“欢迎你们继续英勇地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西北建立革命的大本营。”

張国焘马不停蹄地从炉霍赶到甘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他早已策划好的分化、拉拢、控制二、六军团的行动。

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设宴为贺龙、任弼时等“接风洗尘”。熊称张主席太忙，抽不开身，派他来招待首长。席上竟摆上了稀罕的海参和鱼翅，熊说这是打下甘孜从保安团手中缴获的，张主席指示特意留给各位首长尝鲜。

宴席刚散，王震来找贺龙、任弼时汇报，张国焘把六军团干部一个一个召去谈话。贺龙、任弼时相视一笑，原来张国焘“忙”的是这个。王震说，张一见面就说“我很知道你呀！铁路工人出身，能打硬仗，很勇敢啊！”还送给他一把崭新的外国造手枪和4匹好马。贺龙鼻子里哼了一声：“又是搞海参宴，又是送枪送马。这是旧军队搞的那一套。”王震说：“我心里明白，他是想拉拢我和六军团听他指挥。”任弼时说：“给你的东西照收，二、六军团的行动要听中央的。”

张国焘以迎接红二、六军团为名，派出“工作团”散发反对党中央、批判“毛、周、张、博”的文件，宣扬他的路线。同时派人送来大批《干部必读》小册子，煽动对中央的不满，在指战员中进行分裂活动。贺龙明确要求：“这些材料不能发，不准看，看了的要处分。”王震汇报说他那里已经把这些文件烧了，贺龙连声称赞：“烧得好、烧得好！”张国焘还派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给二、六军团指战员作报告。贺龙和任弼时明确提出：只能讲抗日，介绍过草地经验；不能讲一、四方面军问题，不能讲党中央一个字。陈昌浩比较配合，没有讲那些问题。

7月2日，举行会师庆祝大会，贺龙坐在张国焘身旁。张国焘正待起身讲话，贺龙捅了他一下，对他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张国焘还真有几分忌惮，没敢在会上讲不团结的话。

张国焘把甘孜会师视作“方面军”与“军团”的会师，他的目的是把二、六军团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在四方面军总部会见任弼时、贺龙时，张国焘把他俩大大地恭维了一番，然后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下了两条“指示”：一是二、六军团的首长要调换，两个军团另派政委，要任弼时也离开；二是要六军团由他来指挥。这是明目张胆地分化、吞并二、六军团。对他这一手贺、任早有思想准备，把张国焘的“指示”顶了回去。但张仍硬性派来3个干部，想替换二军团关向应、冼恒汉、廖汉生等3个师以上政委，企图从政治上控制二军团。贺、任没有理会，派来的干部留在二军团另行安排了工作。

贺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张国焘拉拢、控制二、六军团的急切心理，来个釜底抽薪，主动向他要人要枪，以削弱、分散其实力。

看到贺龙主动上门，张国焘超乎寻常地热情。贺龙说：“你是红军总政委，你也得关心啊！你看我们长征损失大，你的人这么多，能不能调两个师给我们？”张国焘一盘算，只要把贺龙搞定，所有部队还不都要听他的。于是，爽快地把三十二军调给贺龙指挥。

贺龙、任弼时认为，跟张国焘斗争必须依靠中央这个坚强后盾，前提是要把电台密码要过来，沟通同中央的直接联络。贺、任向张索要由他亲自掌控的密码，但张还是那句老话：“双方的情况我甚为明了，可由我处转。”朱德在一旁说：“你现在还有什么权力在中央和二、六军团之间转报呢？这样转，误时误工，我看你就是有意阻挠。”张国焘无话可说，只好交出了密码。

贺龙、任弼时立刻用密码沟通了与中央的直接联系。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高兴，二、六军团不但没有被张国焘控制、吞并，而且成为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的重要力量。为了提升二、六军团的地位，中央于1936年7月5日下令：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委；陈伯钧、王震分别任六军团军团长、政委；罗炳辉、袁任远分别任三十二军军长、政委。

二方面军成为与四方面军并列的一个方面军，任、贺、关与张、徐（向前）、陈（昌浩）取得平起平坐的政治地位，可以站在方面军领导人的地位上同张国焘进行斗争，使张分化两军团的图谋进一步落空。

但张国焘并不死心，派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给贺龙、任弼时传话：“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贺、任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张国焘又提出，召开党的会议，通过一个决议，想从组织上胁迫二方面军服从他的指挥。任弼时问：“开会由哪个作报告？”贺龙接茬说：“你国焘作报告，我们不同意；弼时作报告，大概你也不同意。这个会怎么开？”张国焘黑着脸说：“既然你们有意见，那就算了。”

张国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直接下通知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贺、任、关一研究，认为张国焘是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决议。于是回话：“开干部联席会，我们不反对，但不准以多数压少数，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二方面军。”但张国焘这次的态度十分强硬，非开这个会议不可。任弼时旗帜鲜明地说：“硬要开这个会，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张国焘理屈词穷，只好作罢。

为提防张国焘采用极端手段，贺龙以增进二、四方面军团结为由，安排张国焘、朱德、刘伯承、任弼时、关向应住在一幢藏民楼，亲自布置警卫，每个警卫员两支驳壳枪。贺龙这样考虑：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就搞个小圈圈，即便你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

朱德兴奋地说：“二方面军一来，我们的气壮啦！张国焘的气焰终于被打下去了！”

在贺龙与朱德、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领导人努力下，加上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最终迫使张国焘率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一起北上。

北上途中与张国焘对抗中央的行为作斗争

进入草地前，张国焘突然对二方面军变脸。贺龙回忆：“刚会师时，衣服、粮食、补兵，都答应给我们；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路线时，什么都没有了。他们先走，东西都带走了，要饿死我们，要把我们困死。”贺龙没有被吓倒，带头遍寻野菜、并杀掉自己心爱的战马充饥，与广大指战员一道克服重重困难，走出茫茫草地，与四方面军一起到达甘南占洮州、通渭。

1936年9月初，贺龙、任弼时等率二方面军兵分三路，按中央提出的战略计划行动，先后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建立以徽县为中心的临时根据地。

然而，张国焘却按兵不动，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计划。他虽勉强北上，但骨子里并不想与中央会合，而是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的理由是，“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9月13日，中央根据敌情的变化，提出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贺龙、任弼时等致电中央表示拥护并坚决执行。而张国焘又抗拒中央静会战役计划，在9月18日的西北局岷州会议上，再次提出西渡黄河，然后翻越祁连山脉进入甘肃西北部，遭到了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的一致反对。张国焘被迫表态：“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会议根据中央的计划，制定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9月19日，二、四方面军分别下达了向静宁、会宁进军的命令。

对张国焘的反复无常，贺龙、任弼时已经领教过，担心他再生变故，9月19日，贺、任等联名致电中央，建议由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

可就是沒过几天，事情又突然发生变故。张国焘到达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漳县，召集军以上干部开会，悍然推翻岷州会议决定，煽动和蒙蔽前方将士反对北上。他要求各军下令兵撤通渭，调头西进。并致电中央称：“目前与胡宗南之一路军，在静会这一四面受敌之地区决战是不利的”，“四方面军已照西渡（黄河）计划行动”。

中央致电张国焘等明令部队北上，指出“若西进到甘西只限制青海一面，尔后行动困难。”同时电告贺龙、任弼时：“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

贺、任立即联名致电张国焘等：“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应立刻“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

张国焘的主张遭到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以及陈昌浩的一致反对，他感到身边似有一股无形而强大的洪流，势不可挡。9月26日，他向中央连发4封电报，12时那封电报中已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20时张国焘还致电贺龙、任弼时：“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西进），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贺龙等致电毛泽东等，报告和红四方面军通电的情况。

9月27日，中央致电张国焘等：“请电令通渭部队仍回占通渭，其余即北上。”张国焘回电：“尊重你们的指示和意见”，“决不再改变”。9月29日，四方面军重新下达北进命令。30日，四方面军分作5路纵队，向通渭、庄浪、会宁、静宁前进。

10月，二、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在会宁、将台堡会师。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终于基本解决。

1937年3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批评。贺龙在会上发言批评张国焘：“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了军阀。你张国焘是人变猴子，倒退了！”这几句话言简意赅，毛泽东等与会者以热烈的掌声表示赞赏。

多年之后，朱德感慨地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张国焘对弼时、贺龙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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