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希望留下我的故事”

荣智慧

对于香港来说，只要是内地都算“北方”；对于香港人来说，只要是去内地打拼，都算“北漂”。

龙文康编剧的《香港家族》刚在香港大会堂演完不久，《香港家族》原本的名字是“漂流家庭”，A Floating Family。他解释说，上一两代香港人，都不是土生土长，大多从内地逃难而来。到了他这一辈，又有很多人移民海外。“在香港，大家一直在漂流。”

而“在地的香港青年的生活是相似的，‘北漂香港青年的生活则各有各的不同”。

广阔天地

郭靖正在和培训的学员做这样一个游戏：大家围成一圈，每个人手里一个玩偶，规则是玩偶必须传给另外一个人，每个人至少传递一次，不能重复，不能把玩偶掉在地上，最后交到郭靖的手中。

这个设定的意思是，玩偶意味着一个生命，参与者意味着一个身份，玩偶在人们手上流转，就像人生的一个传递—最开始由医生交到父母手里，父母交到老师手里……而生命只有一次。郭靖来到内地就像是一次生命历程的“传递”，上一站是香港，这一站，他把自己交到了青岛手里。

少年时期的郭靖十分反叛，令学校大感头痛，“屡教不改”之后被学校开除。留学到澳大利亚，又被学校劝退。期间郭靖的妈妈突然去世，他幡然醒悟，发奋读书，拿了奖学金考到加拿大，正是在加拿大接触到了“营地教育”，“突然爱上了这个行业”。毕业回香港工作，他也没忘了做一名营地教育的志愿者。简单地说，“营地教育”就是让参与者在户外活动中接受积极的理念，达到生理、心理、社交能力以及心灵方面的成长。

郭靖一直很清楚自己要“做教育”，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经历，发现真正能够帮助青年的，不是毕业之后给他们做心理辅导或职业规划，而是要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关注他们的心志。而且90年代很多港人回到内地，“这个身份认同很感染我，”郭靖说，“高中时，我就对爸爸说，毕业回内地。”他干脆辞了香港的工作，一心一意在青岛做起了“营地教育”。

律师凌宇光来到内地则是家庭的缘故。父亲是广州人，50年代到香港，凌宇光的爷爷、大伯、姑妈等一大家人都在广州，每年的春节、清明，他都在广州度过。凌宇光会考考得不是特别好，在香港没什么机会读好大学，正赶上2008年经济危机，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留学，而到内地读大学是个不错的选择，学费低廉，还可以选自己心心念念的法律。

凌宇光在内地一气儿读到了研究生。从暨南大学到中国政法大学，从和舍友说粤语到和舍友吃鸡蛋灌饼，凌宇光养成了吃葱蒜的习惯，有朋友从香港到内地玩，临走他还会给塞一只“全聚德”烤鸭，唯一让他郁闷的是，“全聚德”怎么“那么难吃”。

2007年毕业，他回香港做了一家服装公司的法务，发现工作十分枯燥，如果想晋升，大概需要10-15年的时间。律师毕竟精于计算，他想，30岁之前，自己一定要计划好后半生到底怎么发展。

2010年，凌宇光在内地一次通过司法考试，分数396分，29岁的他有三个城市可以选择：深圳、北京、上海。凌宇光的未婚妻很喜欢上海，那时“世博会”刚结束，上海“很现代、很香港”，对于两个香港人来说，生活也习惯。主意打定，凌宇光开始向几个上海的大律所投简历，2011年4月，他用15分钟搞定了面试，顺利入职。

徐天成是打破别人所有“刻板印象”的那种人，一见面就请笔者吃饺子，还是酸菜馅儿的，饺子上了桌，他先拿起一瓶辣椒油往盘子里滴。要不是他的“粤式普通话”口音，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香港大学经济系毕业，在美国硅谷工作一段时间，再拿到英国法律学位，拥有香港和内地双重律师资格—俨然香港青年精英模范。然而他连连摆手，“香港做法律，人人都要西装笔挺，而且一定要是那种很高档的、料子很好的，你看我在这里，哈哈，想怎么穿就怎么穿”。

徐天成生于1977年，20岁前一直生活在香港，20岁后足迹遍布全球，如今立足北京，别有一番“文化冲击”。他利用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地写作，一下子写出了畅销书《我们香港这些年》，书里讲述香港这个移民城市近40年的变迁，用时间线把香港每年发生的大事串成一串，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北漂”港仔心中的故乡。

2006年国庆前夕，刚在香港高等法院宣誓成为职业律师的徐天成公派到北京，彼时正是外企投资中国的高峰期，徐天成要做的是协助外企来华投资、经营。不过现在情况已经反过来，法务工作者往往协助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刚来的时候，徐天成打算先在北京“玩两年”，至少也要看看奥运会，一直“玩”到2009年，他发现自己离不开了。2010年，徐天成通过了司法考试，就在北京扎下根了。

徐天成竟然喜欢北京的气候，因为“以前身体不舒服，有哮喘，湿润的天气反而不好”，说完大家都是一阵大笑；而且“地方大，一家四口住60多平米的房子在香港很普遍，在内地住可宽敞得多”。他的“北漂”丝毫没有“背井离乡”之感，“也许是上学时太单调沉闷了，造成日后极其向往工作和环境上的改变”，一心“想看变化”，发现北京才是真正的“意中人”—身边的地铁天天在建，城市一天一个样，“70、80年代的香港才有这个感觉”。

“马死落地走”

凌宇光回憶起1997年回归那天，很大的雨，16岁的自己满心感动。这“感动”很复杂：个人必须随着历史的车轮前进，这条道路早在1984年就已经铺就；而他也不会留恋英国人，香港人早已习惯每隔5年就看到一位港督离开，而“我们总归跟他们不一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00多万香港人移民海外，郭靖讲了一位“营地教育”前辈的故事。这位前辈当时的口号就是：“植根香港，寻根中国”，不仅没有跑到海外，竟然还跑到港英政府的政务司，对英国官员说，“你们没有未来了，可是我们香港年轻人有未来，我要做的是培训现在的年轻人，面对回归以后的香港”，政务司也被打动，用象征性的“1元钱”价格，卖给前辈一块地，让他实现理想。那时已有不少有远见卓识的港人有了这样的视野：中国是香港的未来。

香港人在面对、接受这个“未来”的时候，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曲折：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文化也不同，所以才有“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眨眼，20年过去了。前来内地寻梦未来的香港人，首先就是信奉“马死落地走”，假如座驾没了，就跳下来靠双脚走路，凌宇光说，“生活不是总能满足你的愿望，你要面对很多情况，自己往前走”。

郭靖的心得是：面对困难，首先要改变自己。郭靖和妻子有了两个小孩，因为从事教育工作，又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便收养了一名儿童。没想到，这个在孤儿院里看起来乖巧可爱的孩子，心理和生理都有很多问题，真正相处下来，一家人都接近崩溃了：他一直大喊大叫，无法用正常的语气讲话，调皮捣蛋，又不能正常沟通。郭靖十分苦恼，他一直期待可以从养子那里感受到爱的回馈，没想到这个小家伙竟是冥顽不灵，逼得他一度想要把孩子再送回孤儿院。

改变来自一次出行，郭靖去泰国缅甸交界处探望一位美国朋友，朋友在那里的一家孤儿院帮忙，向郭靖介绍起“成长心理学”，他们那里有个孩子非常害怕坐秋千，一靠近秋千就哭个不停，老师们在不断地探询和分析中，才了解孩子的爸爸在孩子很小时抛着玩，不慎弄伤了孩子，才导致了他的“摆荡恐惧”。这个例子启发了郭靖，孩子的一些看似不正常的举动是他本身挫折的反馈，不是孩子的“本质问题”，他的本意只是邀请别人去爱他，去关注他。

回到家后，郭靖开始每天睡觉前抱着养子说“爸爸爱你”，他不再纠结“爱的回馈”，不再执着地更正孩子的“不合常理”，同时下定决心，“纵然他不能爱我，我也会爱他”。结果只用了一个月，吵得全家不得安宁的孩子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不仅能和家人正常沟通、交流，还变得十分自信、活泼。

徐天成就总是遭到人们的误解：一个港仔来内地，“不懂内地法律吧，不懂国情吧，不会简体字吧”……林林总总。这真是小看了徐天成，他一次通过司法考试，在东北饭馆里挑的出最好吃的锅包肉；在北京的胡同里穿街走巷；连回到香港饭店，不叫“靓女”而是大叫“服务员”—人人都朝他竖大拇指：“内地通”。而且他读中学时超爱读“闲书”，所谓“经济驱动人”，内地简体字版的书超级便宜，他周末就到深圳书城、广州书城“扫货”，简体字对他来说简直如同“探囊取物”。

对于凌宇光来说，挑战则来自普通话。本来他已经在北京读了三年硕士，99%的同学都来自内地，而且他也曾与台湾女生“拍拖”，彼此讲的都是“国语”，但还是觉得自己掌握得不够，特别是拼音，中学没好好学，现在只好拼命“找补”。

去年开始，凌宇光请了一个老师，每周六早上在星巴克教他从“bpmf”学起，一个小时75元。周六早上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上兴趣班，出发前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小朋友们看到一个30多岁的“大叔”读“bpmf”，都七嘴八舌地议论，笑得很开心。凌宇光常常“据理力争”：“我不是叔叔，是哥哥！”

香港人的特征是灵活，愿意变通，凌宇光觉得，确实有一部分香港人不愿意接受改变，但是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是愿意改变的人。“总以为自己过得好，安逸，就ok了；过得不好，就要你政府去帮我，地铁不舒服，就要求改站。问他为什么自己不努力，他说努力没用，关键是：你有努力过吗？！”

徐天成在《我们香港这些年》中多次提到一种香港精神—“狮子山下精神”。它源自于《獅子山下》这部断断续续播了30多年的电视剧，其主题曲《狮子山下》已成为市民心中的市歌。“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求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只要我们的土地是自由的，我们的人民是勤奋的，我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自己的东西，便会在社会中得到回报。”徐天成说。

寻梦未来的“大中华派”

定居北京的香港作家陈冠中说，香港的独特风格正是混杂暧昧拥挤的既存空间，就像著名的重庆大厦，多元化、复杂化、差异化，才是独特的“香港制造”。“北漂”的香港青年的未来选择，也是万花筒里的迷人一瞥，折射的是大时代的“我们一代香港人”。

郭靖在青岛生活了8年，青岛所有做营地教育的人士，几乎都是郭靖的学员。他最近打算离开青岛，前往北京或天津。“过去四年是个探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想实践营地教育看看会带来怎样的教育效果，带后来的人去探索。”

“我是一个先行者，很多人都会跟着我学习怎么在正统教育以外，去教育一个生命，他们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电话我一定会见他，我没有秘诀，全都倾囊相授，因为我的初心，就是来内地教育下一代。”郭靖上个礼拜还专门去了万科的营地，帮他们开发了一个路线，“这不是一个生意，这是一个工程，能改变人们的视野，视野才能改变一切。”

郭靖形容人们的日常生活是“在水里生活不知道水清”，而营地教育带来的是一种外在的冲击，让人们从日常生活里跳出来，重新看到人的真美善，互相帮助，重新体会大自然的美。“营地教育的真谛，就是从我们平时索取、耗竭的大自然里，学到东西。”

凌宇光意识到“一带一路”的良好发展，他曾带过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水泥项目，是国内的投资项目，如果没有“一带一路”政策，这个项目很可能就不存在了。朋友告诉凌宇光，自己的姐夫在埃塞俄比亚做啤酒瓶贴标，他也跃跃欲试，正是因为看到“一带一路”的发展前景。

凌宇光也很自豪：“我没有任何的遗产和财富，我只希望留下我的故事。”他想把自己的奋斗史和价值观留给自己的孩子，这是属于他这一代香港人的独特历程。

面对香港文化的今非昔比，徐天成表示自己并不太在意。“我是大中华派，我更多的是看到香港人才已经融入到内地。比如说很多合拍片，内地演员、香港演员、香港导演都融入进去，创造一个很中国的东西，只要整体上升就可以了。”

至于香港的未来，徐天成充满信心，“香港的往昔纵然惊涛骇浪，但仍安然无恙。”他说，给予他信心的就是“狮子山下精神”。在他看来，目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找准自己的定位，“香港一直都是内地和海外的桥梁，即便退一步说做不了桥梁，那就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重新寻找一个合适的角色。”

徐天成也会吐槽内地的“既定模式”，比如一定要买房，到了年纪一定要结婚……他不喜欢跟着既定模式走，因此，未来依然展现出了无数可能，只是，这些可能，也许都会发生在他最爱的北京。

他挤挤眼睛说，“我认命”，因为“已经跑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