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云南著名出版人李元阳研究

毛雪+柴锐

洪武十五年（1382），云南最后纳入明王朝的版图，随着大量移民的进入，印刷技术的传入，云南出版“肇自元代，行于明季，精于清人”的局面开启，明代云南书籍出版的官刻、家刻、坊刻等刊刻形态出现，汉文、藏文、彝文等语种类型并行，形成昆明、大理、楚雄、丽江等出版销售中心。在明代的出版事业中，出版人往往集著作者、编辑、批评家、藏书家等身份于一身，比较著名的有杨慎、李元阳、李贽、陈继儒、冯梦龙、毛晋等。本文即是对明代云南著名的出版人李元阳的研究。

一、明代云南出版概况

云南的出版取得突破性发展，出版数量上有了巨大的增长。万历年间周弘祖编撰的《古今书刻》，以各官署所刻书籍为统计，相当数量的书籍被刊行，云南刻书有42种，占全国比重1.7%。

1998年出版的《云南省志·出版志》列举统计，明代官府刻书共著录176种，私人及其他刻书52种。 以上仅仅是部分列举，实际数字大大超过。笔者根据约成书于1941年《新纂云南通志·艺文志》统计，以云南人著述和记载云南的书籍为标准，其中经部著录明代书目37种、史部著录明代书目52种、子部著录明代书目85种、集部共著录书目明代186种，共计360种，这尚未计算大量云南三司所刻科举学子用书、医药用书、佛经、劝善书等书籍。此外，还出现著名的藏书家，如大理下关战街李浩及其后裔所藏自大理总管府得来的藏书为主、龙尾关赵汝濂及其后裔以明刻书为主的藏书世家。 这既是云南出版业发展的表现，也为云南出版业提供大量的出版资料。

云南纳入全国版图后，各州府县官署和各级儒学、书院、军事卫所等都参与刻书，尤其是明代后期，编刊地方志成为制度，因而各级政府成立了出版机构。各级儒学、书院教育也都设有出版机构，并出现了坊刻， 还有部分少数民族主导的出版中心，如丽江木氏、武定凤氏等，即出版藏文、彝文图书。这说明由于出版技术的普及流传、机构的设置，明代云南的出版业在技术水平上已基本与全国同步。

二、李元阳的出版活动

李元阳（1497—1580），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太和人（今大理）。嘉靖五年（1526）进士。传记可参看《国朝献征录》卷89李选撰《荆州府知府中溪李先生元阳行状》 。历官江阴知县（约1531—1533）、户部主事（约1534—1535）、巡抚福建（约1536—1539）、荆州知府（1539—1541）。嘉靖二十年（1541）丁艰回大理之后，再未出仕，此后积极参与地方社会事业。在福建任内，他热心刊刻图书，曾刊刻图书十余种，最著名的有《十三经注疏》335卷。回大理后，又参与了云南的众多书籍的刊刻，并有私家刻书。根据现存主要目录以及李元阳文集，可知李元阳主要参与出版的书有。

以上的列表，多达37种，其中在仕途过程中，刻书为4种，多为在福建所刻，但刻书分量重、数量多、影响大。其余则多数为在云南家居时所刻，多为宦滇官员、师友、学生、土司等作者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李元阳的交游范围、读书取向等内容，很明显，由于云南出版水平、技术等因素的影响，未出现大规模和有全国性影响的刊刻作品。

三、李元阳的出版贡献

李元阳作为云南乃至全国的著名出版人，运用自身任职的优势、学术取向的选择、福建刻书的技术等，为明代出版业做出了贡献。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参与出版行业标准的规范。在福建任上，一方面他精心设计版式，统一规格，精加校勘，刊刻了《十三经注疏》，九行十二字，史称“九行版”，后来的北监和汲古阁刊刻《十三经注疏》都采用此版式。另一方面确定了用明体字（即仿宋体或称匠体字），在通行的字距、行距、界栏、边栏等上确定了准则，为嘉靖以后通行版式做了示范。《史记》《杜氏通典》等大部头史籍的出版，为晚明史籍出版业提供了版本和内容基础。

二是推动边疆地区的出版事业。大理虽然在宋元时期出版业有了巨大的发展，留存下来元官刻大藏经、北元宣光年间刻《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出版印刷品，证明了云南书籍流通和销售与全国同步。但真正能够体现明代云南出版水平和技术，还是以李元阳为代表的云南出版人。从李元阳参与的刻书内容上看儒家经典、劝善的佛经、时人文集、著名史著是其重点，涉及传统分类经史子集四部图书。李元阳家居近40年，除了勤于著述外，在史学批评、诗歌创作、理学研习等方面都有所贡献，集作者、批评家、出版人为一体。

三是促进了云南的文化发展。出版是文化成果固化的重要步骤。李元阳除了参与明代后期省州府县的编辑刊刻地方志，还积极推动他人出版作品，如：与杨慎合作，完成《史记题评》130卷 ，推动杨慎的有关音韵学、经学、诗文集等著述出版，或撰写序言推广、或刊刻出版。再者是利用大藏经，选录《法华经》《楞严经》等劝善教化的普及读物的出版，具有一定的市场倾向。

以上概述了云南著名出版人——李元阳的出版活动。李元阳无论在出仕任官还是家居闲居都密切地与出版业相关，并且在全国的出版行业行业标准示范上有了一定贡献。李元阳不断地利用自身官员、学者、批评家、出版人、作者等不同身份，为师友、官员等人的出版提供便利，是中晚明云南知识分子的新典型。

参考文献

[1]缪永和：《明代出版史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108页.

[2]李莼：《李氏藏书始末及明代三本佚书传抄经过》，载《大理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3]缪永禾：《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第158页.

[4]《國朝献征录》，载《明人传记丛刊》第113册， 第427—431页.

[5]《中国古籍总目》史1，中华书局，2009，第 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