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视域下《韩文考异》对清代之影响

查金萍

摘要：《韩文考异》是朱熹晚年一部颇为成功的校勘学著作，它的出现为韩文提供了最为可靠的文本依据，成为后世韩集传本的不二祖本。同时，此书也较好地体现了朱熹的文献观、理学观以及文学观，从而对后代校勘学、后代韩集版本以及韩愈思想与文学之批评影响深远。以清代学术史为视角，考察《韩文考异》的影响，将有助于进一步彰显此书的学术价值，也有助于蠡测有清一代对朱子学及韩学的接受情形。

关键词：清代；朱熹；《韩文考异》；学术影响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4-0161-006

朱熹一生校书不下83种（1），《韩文考异》是朱熹晚年的一部校勘学力作，在校勘体例、校勘方法、韩文文本的校定、韩愈思想与文学的评价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与贡献。

20世纪初，学界关于《韩文考异》的研究尚未达到一定规模，近20年来的研究状况有所改观，据中国期刊网，关于此书的研究论文约20篇，其中硕、博士论文约5篇。学界研究，历来主要集中于对此书文献整理方面的成就进行论述，对其全面的学术价值展开论述较少。本文将从清代学术史的角度，重点阐释该书对清代的学术影响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对清代考异类著作之影响

《韩文考异》较好地体现了朱子在校勘学上的成就，对后世校勘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穆先生说：“至其晚年《韩文考异》之撰者，则为朱子平生从事校勘最大之成绩，实开出后来校勘学上无穷法门，堪称超前绝后。” [1]1750 “而训释之精，考据之密，清儒能事，此书实已兼备。”[1]1757张舜徽先生在《广校雠略》卷五中也指出：“朱子为《韩文考异》，而考异之体方臻精密。”[2]95不难看出《考异》对后代校勘学的巨大影响。

考异，是指考订书籍版本的文字或所记事实的异同，对于尚无法作结论者，则取“存疑”和“兼存或说”，以示谨慎。朱熹的《韩文考异》，在方崧卿《韩集举正》的基础上，“悉考诸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证者决之”[3]，仿陆德明《经典释文》及司马贞《史记索隐》之例，不载韩文全篇，只摘取所校字句，书以大字，而以小字夹注众本之异同及文字考订于其下，别为一书。这种校勘原则与体例，为后代考异著作所继承。

对于《韩文考异》用古传注例，离文别自为书的做法，章学诚《朱子韩文考异原本书后》云：“窃谓必当以是为法，刻古人书亦当取善本校雠之，自为一书者，附刻本书之后，俾后之人不惮先后检阅之繁而参互审谛，则心思易于精入，所谓一览而无余，不如反复之校核也。古人离文别自为书，非但自存谦牧，不敢参越前人之书而已，亦欲学者不惮繁难而致功，庶几有益耳。一取便于耳目，未免漫忽而不经心，此意亦可思也。”[4]644对朱熹此举颇为赞同。

作为清代乾隆时期的经史大家，章学诚一生孜孜于“史学义例，校雠心法”，他对朱子的肯定，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清代学者对朱子校雠体例认可度，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为后之治校勘者所必守之矩镬也。”[1]1750诚不谬哉。

乾、嘉考据盛行，诸校勘大家翻刻古书时，常对文字之异疑，胪列诸本，评论得失，注解其下，产生了大量的考异类著作。

胡克家《文选考异》是清代对《文选》及其注疏的考证。以宋淳熙年间尤袤所刻李善之注本为底本，又据宋代吴郡袁氏、茶陵陈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勘异同。而孙志祖的《文选考异》更明显在仿朱子《考异》之例，《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云：“（孙志祖）幼熟精文选，后乃仿《韩文考异》之例，参稽众说，正俗本之误，为《文选考异》四卷。”[5]《玉台新咏考异》是清人纪容舒所编。该书“因徐陵《玉台新咏》，自明代以来刊本不一……故参考诸书，裒合各本，仿《韩文考异》之例……各笺其弃取之由，附之句下，引证颇为赅备。”[6]

清代考异类著作，大都仿朱子《韩文考异》，体周思密，最为谨严。

二、对清代校勘精神与方法之影响

朱熹《韩文考异》可以说是其诸多校雠著作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后代批评最少、赞誉最多的一部。此书较好地运用了科学的校勘方法：参考众本、广泛述引各类诗文集及韵书等文献资料，对韩愈诗文搜罗甚全，对异文择善而从，不盲从，不偏信，实事求是，对有疑问歧说者，则存其目，这些方法较好地体现了他的校勘思想，并被清人认同和继承。

清代萧穆《记朱文公昌黎先生集考异原本》赞曰：“今从新阳赵氏得借，留案头数月，乃知大儒读书精審信以传信，疑以存疑，不以私意自用如此。”[4]646萧氏认为，后来张洽本《考异》在朱熹原来的基础上有三处订正补注，正是朱门弟子对朱熹校勘精神的继承与弘扬：“以上三处所订正补注皆精确有据，及刊此书，均当在朱子殁后数年。使元德早见及此以质朱子，朱子亦必从而改订也。于此见昔贤为学必实事求是，虽弟子于师，不敢苟为同异如此。”[4]647

王棻《新刊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跋》亦有言：“观朱子于韩公之文，一字一句，不肯轻易放过，其服膺昌黎，训诂不苟如此，岂东汉六朝所能驾二公之上者耶！”[4]367将朱子与韩子相提并论，高度赞扬了朱熹严谨求实的校勘精神。

清代学者对朱子校勘精神的高度赞誉对后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人王欣夫说：《韩文考异》不偏信、不臆断、一字一句不肯放过的求是精神，“确是超出了一般校雠家的看法” [7]。

朱熹采用的版本，博采众本之长，并运用“外证”进行校勘：重视韩文所涉及的前代典籍，重视以历史、地理、物理方面的事实为校勘的依据。《韩文考异》卷八又说“不可以偶有旁证，而强引以从之也”，证明其运用外证的谨慎态度。清人俞樾所归纳的校书误例中即有“据他书而误改例”，此观点实乃受朱子之启发。[8]

朱子兼采众本，认为旧本、官本不尽可恃，故必多据异本，这种方法即王应麟所谓监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清儒焦循亦云：汉学不必不非，宋版不必不误。段玉裁亦云：宋本亦多沿旧，无以胜今本。

清代末期的萧穆，是桐城后学中致力于校勘之学的大家，清末诸家所刻善本，几乎都由他相助。也许是受桐城派“学行程朱之后”的学术祈向之影响，故对朱子校勘精神格外青睐。王棻属于清末不立门户的经史学者之一，其对性理、经济、训诂、词章均有深入研究。博学通经，重考据，亦尚程朱理学，他对朱子的赞誉亦在情理之中。而俞樾、焦循等人，在当时“不骂程朱，不得谓之通人”的时代氛围下，作为汉学家阵营中的他们，竟都接受了朱子对版本运用的科学态度与方法，那么这种态度与方法的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种影响力的产生，一方面固然与汉学阵营中部分学者的理性与融通，非一味“抑宋扬汉”，而是“汉宋兼采”有关，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朱子《考异》将训诂、考据与分析义理完美结合在一起有关。朱熹却与其他理学家迥异，他将义理与训诂结合起来的校勘方法实开清代汉宋兼采之先河。张舜徽在《广校雠略》卷五中专辟《两宋诸儒实为清代朴学之先驱》一篇进行阐述，指出：“由此观之，有清一代之学，莫不渊源于两宋，后之从事实事求是之学者，数典忘祖，反唇相讥，多见其不知量也。” [2]96

三、对清代韩文版本及文本校勘之影响

“自有韩文，历四百年，考异出而始勒成为定本。自有考异，迄今又近八百年，诵习韩文者莫不遵用，更少重定。”[1]1738可见《韩文考异》成为后世诵习韩文、研究韩愈及韩学的奠基之作，朱熹在韩集版本学研究上做出了巨大贡献。

宋代由于雕版印刷术盛行而引起错讹较多，于是校书之风大行。韩文经北宋欧阳修提倡，在南宋时形成了一股校注韩文的高潮。然而韩文 “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特点，使其诗文遣词造句别成一家，不易为浅学之士所理解，以致俗本谬误甚多。南宋孝宗时，方崧卿编纂昌黎先生文集，参校了碑石本十七篇、唐令狐澄本等诸书，釐舛辨疑、考误征实，撰成《韩集举正》十卷，外集《举正》一卷，当时颇为人称道。然朱熹发现，方氏校订不合韩文原意者颇多，故而“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4]389《考异》的问世，成为韩集当时最为精善的校勘考订，故为世所重，使得方氏《举正》黯然失色。

朱熹韩集校理本是宋元以后韩集传本的祖本，通行的王伯大本、廖莹中本都属于这一系统。清代方世举在《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自序中说，“《韩五百家注》自朱子《考异》出而遂废。”[11]1曾抗美先生在《朱子全书》第十九册《昌黎先生集考异》校点说明中详述了《韩文考异》的刊刻流传过程，对南宋后期及明清的刊刻与尊崇过程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就现代而言，“凡从事韩集整理者，也大都采用这一系统的版本为底本。诸如《韩昌黎文集校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韩昌黎全集校注》等，可见其地位之权威”[9]。

清代是韩愈接受史上的第二个高潮，韩愈诗文集的大量编选与评点即是表现之一。由于朱子《考异》保存了大量的异文，为后代复原韩文原貌及韩集传本源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依据。于是在文本的校勘方面，清代韩集对朱熹的观点多有赞同与吸收。

尽管有清一代汉宋学术时有论争，时有消长，但自始至终，宋学的影响都没有沉寂过，朱子的思想与学术一直都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朱子在韩文考据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无疑会影响汉、宋两大阵营，从而使得清代的韩集版本以朱熹本为尊。这种情形固然与程朱理学在清代成为官方统治思想，朱熹影响遍及帝王、大臣、学者、文人等各类群体有很重要之关系，但也与朱熹在韩集校勘上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为何在宋代，朱熹能在韩集校勘方面取得偌大成果？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朱熹少喜韩文，一生对韩文用力颇深。钱穆《朱子新学案》说：“语类又曰：杜诗最多误字，蔡兴宗正异固好，而未尽。某尝欲广之，作杜诗考异，竟未暇也。……然朱子既为韩文考异，而杜诗则缺，此因事在晚年，无法兼成此两业，亦以其平时用力于韩集者更深耳。”[1]1727可见相比于杜诗的校勘，朱熹对韩文校勘更为看重。

韩愈是朱子最为推崇的“五君子”之一（《梅溪王先生文集序》中所称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范仲淹），他曾编过《昌黎文粹》（ 已亡佚 ），他在 《跋方季申所校韩文》中说：“余自少喜读韩文。”并多次说：“人要学会作文章，须取一本西汉文与韩文、欧阳文、南丰文。”《朱子语类》中对韩文所论甚多，如“韩文大纲好”，“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退之文学尽好，末年尤好”等等[11]，充分显示了朱子对韩文的高度认识。通过几十年反复阅读与思考，终于在晚年，他集中精力完成了这部扛鼎之作，所以“朱熹對韩愈的论述，是建筑在全面而深刻研究韩文基础上的成熟之论。他不是随意地转述前人之见，也没有轻率地自陈主观之见，他认真阅读并校定了韩昌黎全集，撰写了《韩文考异》十卷，对韩愈有着相当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因而他的见解便有着不容置辩的力量，而成为一时之定论”[12]。

另一方面，束景南先生认为，朱熹在庆元三年党禁高潮中完成《韩文考异》，不仅是为了考订一书，他还有借韩愈这位大儒来巧妙宣扬“道学”的深意。朱熹对韩愈的评价，是只许他为一代文宗，而不许他为一代儒宗，没有资格跻身道统圣人之列。朱熹就是通过对韩愈的这种批判来宣扬自己的道学。为了在高压之下继续曲折地论道，于是在整个庆元党禁期间，朱熹都热衷于同弟子反复讨论韩愈，校勘韩文。

四、对清代韩愈思想批评之影响

钱穆先生评《韩文考异》说：“其由校勘推论及于义理之与心术，尤见大贤之学，本末一贯，宏纤无间。”[1]又说：“校勘之业虽曰小道，亦已包训诂考据辞章义理而兼通一贯之。而大儒之成学，其宏纤俱举，细大赅备，必审必谨，不遗不苟，亦格物穷理精神之一种具体表现也。”[1]1776

可见，朱熹《韩文考异》不仅在训诂考据方面成就斐然，而且很好地体现了朱子在义理、辞章方面的观点，书中论述从一个理学家的立场出发，对韩愈的思想、韩文的特色进行了辨析与阐释，一些言论虽有偏颇之处，但多数观点或平实可信，或独具只眼，具有发明之功，对后代韩愈思想之接受及韩文之批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考异》中对韩愈思想之批评主要集中在对韩愈排佛、老思想之批评。

《考异》卷二《华山女》：“或怪公排斥佛老不遗余力，而于华山女独假借如此，非也。此正讥其炫姿首、假仙灵以惑众，又讥时君不察，使失行妇人得入宫禁耳。其卒章‘豪家少年、‘云窗雾阁、‘翠幔金屏、‘青鸟丁宁等语，亵慢甚矣，岂真以神仙处之哉！”

在朱熹之前，宋人许彦周《彦周诗话》说：“退之见神仙亦不伏，云：‘我能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赋《谢自然》诗曰：‘童騃无所识。作《谁氏子》诗曰：‘不从而诛未晚尔。惟《华山女》颇假借，不知何以得此？”[10]1096

大概针对这种疑问，朱熹在书中对韩愈的创作意图进行辨析与深入阐释，认为此诗真正的目的在于讥讽华山女假借道教之表，行淫乱之实，使韩诗真意得以展现，从而充分明确了韩愈对道教一贯的批判态度。清代注韩者莫不遵从。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说：“《谢自然》诗显斥之，《华山女》微刺之，总见神仙之说之惑人也。” [10]109程学恂《韩诗臆说》亦说：“此便胜《谢自然》篇，其中风刺都在隐约。结处不辟仙教之失，而云登仙之难，正是妙于讽兴。”[10]1096这些评论，正是清人接受朱说之明证。

韩愈与大颠的交往，自古以来是韩愈思想接受史的一段公案。《与大颠师书》石刻原在潮阳灵山禅院内，真伪自来众说纷纭，朱熹专门写了《考韩文公与大颠书》一文附入《考异》，并为《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一收入，他断然肯定与大颠三书非伪，分别在《考异》卷五与卷九皆对这段公案提出了看法。

他从理学家的角度出发，批判韩愈 “本体功夫有欠缺处”，且“至其好乐之私，则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于流俗。所与游者，不过一时之文士，其于僧道，则亦仅得毛干、畅观、灵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内外，所立所资，不越乎此，亦何所据以为息邪距诐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

他认为韩愈贬至潮州后内心苦闷，无法排遣，偶遇大颠，见其“能以义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于是与其交往以“荡涤情累”，并不妨碍他在总体上的反佛倾向。

朱熹对韩愈思想的批判固然有其理学家的立场，不免求全责备，然而他指出韩愈一时称赞个别僧人，并不妨碍他在总体上的排佛，相对于欧阳修的武断肯定、东坡的决然否定以及其他宋儒狭隘而拘谨的否定，朱熹此说非常平实可信、中肯合理，后人对此有争议，亦有接受。

清初林云铭《韩文起》在《与孟尚书书》及《与大颠师书》二文后都有比较辩证的观点来看韩愈与大颠的交往，可视为朱说的清代回响：

篇中总为卫道起见，笔力所至，有惓惓不容已之心；而又有不可遏之气，如劲弩初张，所中必洞。吾知孟几道得此，必诧其倔强犹昔矣。

杨升庵杂著云：“此书东坡力诋其伪，晦庵力辩其真。以李汉原序，有《外集》非韩公手笔之语，东坡之说为是。”愚按原序并无此语，晦庵亦未尝力辩其真。善读书者，只要识得道理，不必如此纷纷聚讼也。[13]986-987

此书伪作的证据不足信，朱熹也未必有力争其真之用心，但即便此书为真，韩愈的辟佛之初心，未尝一日有变，这才是辩证看待这段公案的态度。

当然，在清代也有不同意朱说，力证此书为伪的例子，以桐城派姚范为代表，他在《援鹑堂笔记》卷四二说：“据《泷吏》诗‘三月几望至曲江，是自广至惠，自惠至潮，水陆相半，非旬日可到。公至郡绝非三月也。然四月七日与大颠书，又何足信？”[14]又说“题云《与大颠师书》，亦非。盖公即与颠书，此不过寻常简牍耳，僧徒或存之以为重，而公岂自题其首录之以传后耶？”

姚氏从日期和常理推断，认为《与大颠师书》非韩愈所为，可作为一家之言，同时也体现了姚氏为代表的桐城派对韩愈的推崇。作为“文章介韩、欧之间”的桐城中人为韩愈“解纷”之用心。

然而我们从刘真伦《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与大颠书》文后笺注可知：“此篇历来有真伪之争，欧跋以为‘实退之语，从之者自朱熹以下甚多。”[15]3121认同欧说者，更多是出于对朱熹之说的肯定。

清人的接受对今人研究亦有影响。钱钟书《谈艺录》中专设“昌黎与大颠”条，引经据典，认同朱说，以此书为真。屈守元、常思春《韩愈全集校注》中说：“其《与孟尚书书》言之甚详，是愈与大颠与书信往复。此三书，朱熹疑其‘旧本亡佚，僧徒所记不真，近是。”[16]亦赞同朱说。刘真伦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中更是做了一个总结性的按语：“实际上，与僧人交往与反对佛教并不矛盾，恭维某高僧‘广大深迥‘论甚宏博也不等同于崇信佛教……据《与孟尚书书》‘因与来往、‘遂造其庐，可知韩愈与大颠确有交往。有此三书，并不奇怪。”[15]3124

另外，《韩文考异》中，时有对韩愈思想批判的偏颇之论，针对其中一些观点，后代争论不休，成为韩愈接受中的焦点之一。如《考异》卷三《示儿》：“此篇所夸，感二鸟、符读书城南之成效极致，而上宰相书所谓行道忧世者，则已不复言矣。其本心何如哉？”朱熹此篇按语严厉批评了韩愈的庸俗思想，认为其早年《上宰相书》中“行道忧世”之思想荡然无存，从而对韩愈儒家思想之“本心”产生了怀疑。朱熹的观点出于他作为理学家对韩愈儒家思想一贯之态度：“虽是见得个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无实用功处。它当初本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传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传弈，酣饮取乐而已。观其诗便可见，都衬贴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临政，也不是要为国做事，也无甚可称。其实只是要讨官职而已。”[17]认为韩愈之“道”并未落到实处，且其本心与其行为离“儒道”甚远。这种批评当然失之偏颇，却引起后人争论。

清代思想家全祖望曰：“昌黎固不以此贬其大概，然此等责备之语，亦不可不存。”[10]957认为朱熹的责备之语有其存在的意义。

何焯、王元启与程学恂则对朱说颇不以为然。何焯说：“王、朱之论，吾所不取。”又说：“‘峨冠講唐虞、‘考评道精粗，则犹行道忧世之谓也，姑以其外焉者诱进小儿曹耳。”[10]957以朱熹之说为谬。王元启说：“愚谓‘峨冠讲唐虞、‘考评道精粗等句，皆行道忧世之心所寓也。至于歌诗，特等戏剧，聊取讽口悦耳而已，具行道忧世之心者，不必时形齿颊也。如以辞而已矣，则如持筹钻核之徒，但使口不言利，即当以廉士推之乎？以此论人，徒使巧于言者务为，而坦衷之士，反至无地自容。”[10]957-958赞同何焯观点，并进一步批判朱说，认为韩愈乃“坦衷之士”，远胜矫辞欺世之徒。

迮鹤寿为此篇作按语曰：“《示儿》诗云：‘峨冠讲唐虞、考评道精粗，又云‘以能问不能，其弊岂可法？《符读书城南》诗云‘文章岂不贵，经训乃葘畲。潢潦无根源，朝满夕已除。人不通今古，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义，况望多名誉。”此其训子弟以勤学好问，稽古敦行，可不谓至哉！”[13]1281

程学恂亦批判朱熹等宋儒胶柱鼓瑟：“教幼子止用浅说，即如古人肄雅加冠，亦不过期以服官尊贵而已，何尝如熙宁、元丰诸大儒，必开以性命之学，始为善教哉？”[10]957-958

除了全祖望稍作首肯之外，以上各家几乎全部否定朱说。对于这种现象，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点

（一）由于朱熹注重自身修养功夫，对韩愈利禄之心一向持批判态度，导致他对此诗评说太过偏颇，非公允之论。清代是中国学术的辉煌时期，清人治学严谨，对朱说不能认同自是情理之中，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代学者不盲从的科学态度。

（二）与清代的韩愈接受息息相关。清代是韩愈评点的巅峰时期，对韩愈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不管是汉学家（考据学家）、宋学家还是其他文人，崇韩者代不乏人，不可能认同朱熹攻韩之论。

五、对清代韩愈诗文批评之影响

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一位，又由于其博古通今，好学深思，故而对文学作品多有批评，在《考异》中，亦不例外，留下了诸多对韩愈诗文体式、风格的议论。在这些议论中，多处体现了朱熹深刻而独特的眼光，对后代影响深远。

如《考异》卷一：“众皱，方从蜀人韩仲韶本作□，云石蟆也。二韵皆取喻，谓高而群峰飞驰如鼯鼬之奔，低而堆阜分布如众□之列，于义为近。今按：此蜀本之误，沈元用本亦然，皆非是……况此句‘众皱为下文诸‘或之纲领，而诸‘或乃‘众皱之条目，其语意接连，文势开阖，有不可以毫厘差者。若如方说，则不唯失其统纪，乱其行列，而鼯鼬动物，山体常静，绝无相似之理……大抵今人于公之文，知其力去陈言之为工，而不知其文从字顺之为贵，故其好怪失常，类多如此。”[4]375

自唐代以来，韩愈诗文给人的印象多为奇崛险怪，而朱熹则独具只眼，在韩集中发见了韩愈诗文的另一面——文从字顺。他在语类中也说过：“退之要说道理，又要择剧，有平易处自平易，有险奇处极险奇。”[11]

《韩文考异序》中也特别阐明：“抑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韩愈诗文，特别是韩诗，自唐代起，历代的评价以“雄奇险怪”为主。然而，在这种观点之下，很容易以偏概全，忽略韩诗对于平易倾向的追求。其实韩愈自己在作品中一再表达过自己对于平易的喜好。深研韩愈的朱熹只不过将韩愈的观点提炼出来，揭示出来，颇为以赵翼为代表的清人认同。

赵翼《瓯北诗话》：“其实昌黎自有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之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18]在朱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相比于奇险，韩诗更大的本色在于文从字顺。此论在清代亦颇具影响力。嘉庆时期的马星翼在《东泉诗话》中即说：“韩退之诗有两派，《荐士》等篇，劖削极矣。《符读书城南》等篇，又往往造平淡。贤者固不可测。”[19]指出韩诗集奇险与平淡于一身，应不无朱熹与赵翼之启发。

清代对韩诗的批评不仅散见于诸多诗话类著作，还集中出现于清代众多的韩诗评点之中。朱熹此论之影响从清人的韩诗评点中亦可见一斑。明末清初学者、藏书家蒋抱玄评点韩愈《北极一首赠李观》曰：“颇得渊明冲淡之致。”[10]10康熙时期的朱彝尊与查慎行的韩诗评点亦提及韩诗平易一面，朱彝尊评《送石处士赴河阳幕》曰：“即以口头说话作诗。”[10]740又评《除官赴阙至江州寄鄂岳李大夫》曰：“即如口说一般，正以浅顯佳。”[10]1187查慎行评《落齿》曰：“曲折写来，只如白话。”[10]174乾隆御定《唐宋诗醇》卷三一评《南溪始泛》三首曰：“三首神似陶公，所谓‘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者。”[20]

韩诗自宋代即与杜诗一起被尊为典范，清代叶燮称韩诗“崛起特为鼻祖”，由此掀起了韩诗学在清代的热潮。清人对韩诗的研究与前代相比更为精细化、专门化、深入化，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韩诗平易特色的议论与评点虽非发前人之所未发，却是在朱熹的启发下，将这种论点通过对一首首平易风格诗歌的评点具体而微地揭示出来，让人不得不信服。

注释：

（1）这部分数据可参见赵灿鹏.朱熹校书考[J].安徽史学，2000，（1）：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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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